潜伏在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的"秘密棋子"
1949年春末，国民党政府拒绝和谈。
毛泽东、朱德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横扫蒋家百万兵。
此时，蒋介石仍幻想着割据大西南。地理环境上以西南地区为基地，以秦岭、巴山、巫山、武陵山为屏障，妄图固守一隅；军事上企图以胡宗南、白崇禧、宋希濂集团各部为后盾，争取时间，等待国际事变发生，再东山再起。
为了阻止解放军进军两广（广东、广西），白崇禧集团和余汉谋（粤系）部队组织了"湘粤联队"；为了防止解放军入川，调集了胡宗南集团和川陕边部队来扼守秦岭、巴山；川东门户以宋希濂集团和孙元良兵团布防川湘鄂边防守，并部署若干个军摆在川康云贵境内作为机动部队。
蒋介石判断：中共军队入川，一定会从北面或东面，北面的可能性更大。他这样判断也不无道理，因为川贵边方面地势险要，交通不便，大兵团运动是极为困难的，而在湘桂地区有白崇禧集团集结，"共军"绝不会舍近求远去打白崇禧。再来看川北方向是既有陇海路又背靠解放区，解放军补给问题好解决。国民党国防部根据情报又显示：自6月开始，在陕南、鄂东地区解放军活动频繁，这一切都似乎印证了蒋氏的判断。至此，蒋氏就把防御重点放在川北和鄂东，除了在秦岭主脉构筑主要防线外，又沿白龙江、米仓山、大巴山线构筑了第二道防线；在川鄂边，除布防了宋希濂集团和孙元良兵团外，又将罗广文兵团置于南充、大竹地区，可以随时向北或向东机动策应。
蒋介石所谓的"大西南防线"建立后，期盼白崇禧、胡宗南及川境诸将，密切合作，背靠云贵组成坚实防线，来抵抗解放军攻势。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也按照蒋的命令，调整部署方案并上报国民党国防部《国民党国防部西南作战计划》，应付形势的骤变，企图建立西南防线，加强防御，准备作战。
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的方案中把胡宗南、宋希濂部都纳入建制，增加了北面、东面的防御力量，布防看似十分合理，西南防线"固若金汤"。但是，内行人不免会发现这个方案有一个天大的漏洞：那就是在酉阳、秀山、黔江、彭水地区（宋希濂防区与贵州谷正伦防区之间）的四川第八专员区竟然没有国民党正规军设防，分明是留出了一个空隙（事实上解放军二野大军正是从这个空档打进四川的）。这样的军事布置着实令人迷惑不解！这份分明是为解放军进军重庆清理出一条通道的作战计划是何人所写？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惊涛骇浪呢？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一个人，他就是西南长官公署中将代理参谋长刘宗宽。
蒋介石由穗飞渝后，重庆绥靖公署主任，西南军政长官张群就指定刘宗宽（时任西南长官公署中将代理参谋长）做一份情况判断并准备向蒋介石汇报。刘宗宽在这份情况判断种断言解放军必学三国时的邓艾，由陕入川；并进一步积极建议把防御重点由川东移向川北。他还"谦逊"地请胡宗南部的副参谋长沈策事先阅看这一汇报，和沈策引经据典讲了一通邓艾伐蜀的故事，并积极推荐让沈策代表他在向蒋介石报告的会上做发言。该计划无论从那个方面来看都对胡宗南部十分有利，沈策自认为代表刘宗宽发言可以在蒋介石面前露脸，非常高兴。在汇报会上，该计划果然得到胡宗南的大力呼应，迅速赢得蒋介石的赞许和批准。
但谁也没有料到，就是这份看上去仿佛是铜墙铁壁一般，层层设防，无懈可击的《国民党国防部西南作战计划》，实际上早已被刘宗宽暗中动了手脚。
更加让人想不到的是，这位中将代理参谋长刘宗宽的家里就住着解放军二野参谋长李达派来的情报人员。
国民党里也不都是笨蛋，这个计划开始实施后，就被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发现了破绽。他发现这个计划在酉(阳)、秀(山)、黔(江)、彭(水)方向开了个大口子，假如解放军由此入川，后果不堪设想。又比如：在该计划布防图上名义上在此处设有"川黔边区绥靖指挥部"，实际上就是一个花架子，所谓"绥靖指挥部"的司令即该地区专员，所辖部队纯系地方保安团队，没有国民党一兵一卒的正规军，而看似归"川黔湘鄂边区绥靖公署"宋希濂管辖的地区，在正式文件上故意不加以明确，从而使宋希濂落入想管又管不着的两难境地。
刘宗宽也事先考虑了万一方案被识破的对策，马上胸有成竹地回答已有补救方案，王陵基也就没有再说什么。为了堵住悠悠之口，随后刘宗宽立即命令第二处拟出一个成立川黔边区绥靖指挥部的方案，由张群、钱大钧批准施行，并报国防部备案。然而部队依旧是各县保安团队，还是换汤不换药，并没有增派正规部队的一兵一卒，防御状况仍没有丝毫改善。
罗广文部在国民党军具有较强的战斗力，驻防在重庆、壁山和汉渝公路、川黔公路一带。罗部为西南长官公署的总预备队主力，屏蔽重庆而且随时可以调往需要加强的地区。刘宗宽考虑如能将罗部调开使川东空虚，解放军入川时就会减少阻力。刘宗宽一直寻找着调虎离山的机会。
1949年6、7月间，解放军陕南军区发动进攻，先后攻占了安康、平利、石泉等县城。8月间又进逼西乡县城，西乡地理位置极为重要，一旦失守，汉中亦将难保，大巴山将整个暴露于解放军之前，四川就形成唇亡齿寒之势。西乡守军盛文向胡宗南告急求援。胡宗南感到形势危急却无兵可派，遂急电张群求救。刘宗宽看到胡宗南的电报，认为调虎离山的时候到了。他力主不动各防区的兵力，却使用罗广文两个军的机动兵力开往汉中解西乡之围，这个建议得到了张群、钱大钧的同意。但罗广文对胡宗南戒心很重，不愿去。他提出二个条件：一是给养、弹药要由重庆第四补给区负责，不接受汉中第五补给区补给；二是明确罗部是暂时支援，不脱离原建制，一旦完成解围任务，立即回川，不再请示，否则拒不受命。
这两个条件非常苛刻，也违背了兵家常规。
一向骄横自大的胡宗南，当然对罗广文的条件断难接受。刘宗宽率人乘专机前往汉中，自告奋勇去和胡宗南交涉。他先同胡宗南的参谋长罗列、副总参谋长冯龙等会商，经过双方激烈地争吵与刘宗宽有力地劝说，罗列等人才勉强接受罗广文的条件。但等到向胡宗南汇报时，胡又坚决不同意。为缓和气氛从而打开局面，刘宗宽借口拉胡宗南散步。他劝说："我这次来是为你办事的，如果罗广文不来，你的问题怎么办？"刘还鼓吹罗广文如何英勇善战，是个讲义气的军人，又说："只要你（胡宗南）取信于罗，罗就会俯首听命。何况罗已掌握在你手掌中，还不是由你摆布吗？"胡宗南沉思良久，又细细揣摩了这番话，最后才勉强地同意。双方从而迅速达成协议。但由于局势迅速变化，调动罗广文部的计划暂时没有实施。
1949年10月初，党中央命令贺龙率领第一野战军十八兵团由陕入川，配合刘伯承、邓小平大军解放西南。贺龙部队运动到秦岭一带待机南下，刘宗宽闻讯以川东形势紧迫为由，立即向张群、钱大钧建议下令罗广文部赶紧开回重庆，其实是借此为贺龙部的南下打开门户。贺龙率部直插川西，与二野部队东西相呼应，形成钳形攻势。罗广文部星夜开至南川以东白马山一带紧急布防，部队尚未全部展开，解放军已经到达南川，疲惫之师不堪一击，罗部很快土崩瓦解，大半被歼，残部向川西逃窜。连续行军两个多月，罗部被拖得精疲力尽，几万人马根本没有发挥作用。
在重庆解放前夕，蒋介石下令调集胡宗南的第一军主力守卫重庆，需要调动汽车800辆入川接应。刘宗宽得知后，立即安排解放军二野情报人员持西南长官公署证件，化装成国民党军官通过重重防线，将情报送达解放军二野前线指挥部。解放军得到情报后，加快了进军速度，使胡宗南的第一军刚一运到重庆，就被击溃。
那么，这个刘宗宽究竟是什么人呢？他是中国农工民主党深埋在国民党内部的一枚"秘密棋子"。
刘宗宽（1905－1992），别名刘毅，字志弘。早年就读西北大学，先后在黄埔军校第三期和陆军大学特二期毕业。1926年后在西北军杨虎城部任上校参谋长、团长、少将副旅长。1937年后，历任国民党第38军少将高级参谋、陕西省军管区参谋长、中央军校第七分校总队长、暂编第15师师长、陆军大学将官班少将副主任。1943年，加入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1946年，潜入国民党阵营，历任重庆行营参谋处处长、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少将参谋处长、中将副参谋长、代理参谋长等职，对爱国民主活动和民主人士起过掩护作用，解放前夕，解放军二野部队派人与刘宗宽联系，他多次提供重要军事情报，为解放大西南作出了重要贡献。建国后，先后担任西南军区高级参议、西南人民监察委员会委员、川东行署委员、南京军事学院合同战术教授会副主任，对进军西藏、肃匪反霸、整编起义部队等工作，提出许多好的建议，做了许多有有益的工作。1956年转业地方工作，历任黄埔军校同学会成都副会长、四川省顾问，农工民主党四川省委和重庆市委副主委、顾问、中央联络委员会副主任、中央咨监委员会常委，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四届四川省政协委员，第二至五届重庆市政协常委，第六、七、八届重庆市政协副主席。
刘宗宽出生在陕西省蒲城县东刘家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24年于陕西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毕业后，他就投奔杨虎城麾下。同年秋，经杨虎城推荐，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黄埔军校，1925年1月成为黄埔三期正式学员。1934年，刘宗宽由杨虎城保送进入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二期，1937年9月毕业，刘宗宽因毕业考试成绩第一，被大家称作"武状元"，推举为毕业生代表，上台接受蒋介石颁发文凭。三天后刘宗宽便接到蒋介石的委任状，被任命为军委会少将高参，派驻汤恩伯部联络官。刘宗宽拒绝了蒋介石的任命，仍回西北军旧部。当时，杨虎城将军因"西安事变"已被迫出国。经38军军长兼陕西省主席孙蔚如安排，刘宗宽先后任第38军司令部少将高级参谋、陕西省军管区司令部参谋长、中央军校第七分队总队长等职。由于刘宗宽与杨虎城关系密切，他自任团长起就有不少流言蜚语，更有"接班人"、"外甥"等闲话流传。
1940年5月，刘宗宽出任陆军暂编第十五师师长，奉命带领队伍奔赴抗日前线。部队开到黄河边执行防务时，刘宗宽发现有些军官在搞走私贩毒，为整肃军纪，扣押了一个为首的团长，不想就此惹上了一个弥天大祸。
没成想这个团长是胡宗南安插的人，同年10月胡反诬刘宗宽"走私"，向蒋介石密告，将刘宗宽押解到重庆关押。此案报到军事委员会执法总监部，经过核查，实属莫须有。由于不敢得罪胡宗南，只好草草判处几年徒刑结案。结案签呈送到蒋介石那里，蒋看到刘宗宽不但是西北军杨虎城的部下，据说还是"杨虎城的外甥"，不由分说批示"枪决"。经韩兆鄂(刘宗宽的老师，时任第四集团军驻渝办事处主任)、韩练成(刘宗宽陆大时的同学)等多方奔走，最后找到冯玉祥，在冯玉祥面见蒋介石力保说情下，才得以死里逃生，改判为13年徒刑。
1943年12月，刘宗宽在郭寄峤、鹿钟麟鼎力担保下出狱就医。1945年3月，经章培（陆军大学将官班主任）出面，以调服劳役的名义安排到陆军大学任兵学教官和将官班副主任。后经陆大报请免除余刑，才得以恢复自由身份。
刘宗宽出狱后，经由韩兆鄂、郭则沉介绍，秘密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当时的第三党，即农工民主党前身)。
1945年初，周恩来在重庆曾家岩50号宴请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领导人章伯钧、韩兆鄂、郭则沉等，刘宗宽也应邀参加。在宴会交谈中，周恩来精辟的谈话和他那崇高而亲切的形象，给刘宗宽留下了至深的印象。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谈判期间，刘宗宽又在章伯钧的安排下，会同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的军人党员杨子恒、李如苍等宴请了叶剑英将军。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在重庆成立了重庆行营(西南长官公署的前身)，由张群任主任。张委托徐培根（陆军大学教育长）物色一位主管军事的参谋处长。徐培根和章培商量后，推荐刘宗宽前去。刘宗宽此时已经不愿再为蒋介石集团效力，暗中正策划前往延安。他既不愿帮助蒋介石打内战，又不想因立赴延安使担保人受牵连，内心很矛盾。刘宗宽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郭则沉，请他为自己拿主意。郭则沉一听，意识到这事非同小可，没有马上表态，而是迅速向中共方面作了汇报。
几天后，郭找到刘宗宽，他对刘宗宽说："还是去好。你不去，总有人要去，蒋介石仍然要打内战，他们还是要请人做计划下命令的。你去了，可以借这个机会到行营内部做预伏工作，利用职务为革命做些事情，比你到解放区去的作用和意义要大得多……这是中共驻渝负责人吴玉章的意见。"要他利用这个机会接受任命。刘宗宽欣然接受，决定放弃个人的一切打算，肩负这项秘密使命。
1946年6月，刘宗宽出任重庆行营少将参谋处长，1949年1月升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中将副参谋长、代理参谋长，开始了他的"潜伏"生涯。
最初是郭则沉作为刘宗宽的单线联系人，由郭向党汇报。
1947年3月蒋介石电令重庆行辕立即关闭中共代表团和八路军办事处。刘宗宽得知这一情报后马上告知郭则沉，郭当晚即转告吴玉章。第二天一清早国民党特务就把办事处团团包围起来强迫送走全部人员，封闭了八路军办事处。由于情报专递及时，中共方面提前做好了一切应付准备，重要的机密文件连夜转移，避免了损失和意外的发生。
7月的一天，刘宗宽偶尔听到徐远举谈到要抓郭则沉，立即通知了郭，郭仓猝离渝，前往上海转去香港。郭则沉临走时，一再交代刘宗宽说要坚守岗位，一旦时机到来，就会派人同刘宗宽联系。没过几天，就听到徐远举沮丧地嚷着到处"找不见郭则沉了!"
郭则沉离开重庆后，刘宗宽与党组织的联系暂时中断。1948年夏，郭走后一直没有消息，刘宗宽心情很沉重，想离开重庆到解放区去。他向庄明远（农工党老同志）吐露了自己的打算。庄劝慰他说：你是预先埋伏下的一颗棋子，要等最后发挥作用，事关大局，不可轻举妄动，必须耐心坚守。刘宗宽再次打消了去解放区的念头。
1949年初，战局已发生根本地变化，解放西南为时不远了，此时刘宗宽也在急切地盼望中共方面派人同自己联系。他再次找到庄明远，请他去上海找郭则沉，希望中共方面尽快派人来和自己接头。庄明远不负所托，带来一个好消息，很快就会有人来跟刘宗宽联系，还告诉了接头暗号，联系办法等。
1949年5月的一天，刘宗宽下班回家，发现多年未见的同乡好友房显志在家等他。一对接头暗号，竟然是中共方面派来同自己接头的情报员，一同来的还有黄克孝（交通员）。刘宗宽久悬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与房显志接头后，刘宗宽提供了国民党在西南地区的部队情况，包括战斗序列、人员配备、军队素质、训练程度，以及指挥官的特征和军队部署等详细情报，并从自己的角度提出了我军（解放军）进军西南的具体建议。这些情报都由黄克孝送出。同时，刘宗宽趁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报国防部重新调整部署加强防御计划的机会，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权利亲自制定方案，有意在川东南角留出空隙，为解放军进军西南留出一条通道。表面上看刘宗宽是在为国民党积极出谋划策，实际上是诱使其在情况判断和军事部署上发生错误。
1949年8月29日，在蒋介石作出"错误判断"的情况判断会议上，由刘宗宽亲自策划和拟定的、并利用国民党内部的各种矛盾故意安排胡宗南的副参谋长沈策出面做汇报。根据这个"情况判断"，蒋介石决定将防御的重点由川东转移到川西北，从而为解放军进军西南敞开了大门。
这次重要的军事会议会议在西南长官公署召开，研究四川形势及对策，张群主持会议。徐远举先作"敌情报告"，沈策后作"情况判断"汇报。按照常规"情况判断"汇报应当由刘宗宽（当时刘宗宽是副参谋长代行参谋长）来报告，为什么汇报一反常规由胡宗南部的副参谋长沈策来做呢？其实这是刘宗宽经过深思熟虑后故意安排的。会前，刘宗宽把沈策请来将"情况判断"向他做了详细说明，并请他开会时出面作报告。由于这是一个在蒋介石和胡宗南面前表现自己的好机会，有获得蒋介石赏识的可能，沈策欣然接受。同时，这个判断是把胡宗南摆在主要防御方向上，对胡宗南部有利，再由沈策出面报告，不但容易取得胡宗南的支持，也容易取得蒋介石的赞同。事后，果然不出所料，大家一致同意沈策的报告，匆匆结束了这次"御前会议"。
"御前会议"后，刘宗宽亲手将这份极其重要的绝密情报由交给房显志，再由黄克孝传递给李奋（四川省情报站站长），由李奋传递到中央军委，然后下达到解放军各大野战军首长手中。
1949年11月中旬，蒋介石亲自坐镇重庆，准备做垂死挣扎。
这时，蒋介石才猛然发现这个天大的问题：在酉阳、秀山、黔江、彭水一带，原来根本无兵防守，见情况不妙，蒋介石赶紧调整防御部署。他急令驻扎在重庆附近的徐正纲师，火速开往酉阳、秀山，沿川湖边界布防，阻止解放军乘隙而入。但为时已晚，徐正纲师由陈国璋（副师长）率领，尚未到达防地，第二野战军第3兵团主力已入川境，该师在酉阳附近的行军途中被包围后全军覆没，陈国璋被俘。蒋介石为了撑持危局，下决心要确保重庆，他亲自下令从第4补给区紧急抽调汽车800辆，把胡宗南部的王牌部队第1军（在川北地区设防）星夜运输到重庆，决心在重庆一战，扭转战局。
这份极为机密的紧急命令，在西南长官公署内部仅有为数不多的几个高层人物知道。刘宗宽刘宗宽也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得知这个情报的。
第4补给区司令邱渊是接到蒋介石命令的当天下午，匆匆与刘宗宽偶然相遇。刘宗宽随口多问了一句："邱渊兄，看你这急匆匆的，难道是火烧眉毛了？"邱渊随口发牢骚："总裁真是疯了！让我在10小时内紧急调集800辆汽车，让我一下子在哪儿去找？就是孔明借箭，也还有3天的期限嘛！何况我要有孔明那本事才行!"刘宗宽认为紧急调动这么大数量的军车，其中必定有紧急军情，但表面上若无其事地问："调那么多车干什么？是不是准备撤离重庆?"邱渊低声说："总裁要把胡宗南的第1军紧急车运重庆。"
刘宗宽随后赶快将这个绝密情报告知房显志，并建议解放军前线部队迅速向重庆挺进，以粉碎蒋介石在重庆决战的企图。情报非常重要、非常紧急。不巧，黄克孝刚刚被派去解放区传送情报还未返回，而二野派来渝建立电台的邹逢春还在赶往重庆的路上。房显志猛然间想到不属一条垂直领导线的王昆山（二野敌工部派来重庆警备司令部作地下工作的交通员），和他曾在一起工作过，眼前正在重庆。本来按照党的地下工作纪律要求，他俩尽管相识，也不能发生横向联系。房显志认为这次情况特殊，只好破例违反纪律了。他马上找到王昆山，设法送出情报。
王昆山利用刘宗宽设法从总务处处长刘瑀璜手里搞来一张空白护照，填上假姓名和军职，穿着国民党军服，化装成一个上尉军官，佩戴西南长官公署的符号，拿着西南长官公署的护照出了重庆城。王顺利到达解放军前沿阵地，被解放军前线战士当俘虏抓了起来。经过再三解释，将其押送到第二野战军第3兵团第12军军部。军长兼政委王近山听了情况后，立即令电台与第二野战军司令部联系，将这一重要军事情报报告了刘伯承司令员。刘伯承司令员接到情报后，立即下令第二野战军第3兵团主力部队快速向重庆挺进。
胡宗南部第1军刚运到重庆外围一部分，就被第3兵团主力部队和暂归第二野战军指挥的第47军击溃。蒋介石保卫重庆的幻想破灭了。
因为刘宗宽的情报，刘伯承部队日夜强行军，结果到重庆建立秘密电台的邹逢春与进军重庆的解放军先头部队同时进入重庆。邹逢春进城后，按照原来约定的联络地点，很快与房显志取得了联系。12月2日晚，房显志和邹逢春一起，乘坐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的吉普车，到沙坪坝把刘宗宽接回市区，将刘宗宽一家安排在两路口特园居住。
据邹逢春讲，原来的解放军计划希望能在春节前到达重庆，结果根据刘宗宽的情报，比原来的进军计划提前了整整两个月。
重庆临近解放，刘宗宽的特殊任务即将完成。他暗中先将夫人崔东亚和五个子女送到半山新村安顿。11月28日，刘宗宽接到钱大钧命令：带西南公署官兵向成都进发。刘宗宽命令总务处长先率领队伍出发，自己推托有事情需要处理。他在很短的时间内，让夫人崔东亚把房显志安排到一家疗养院"疗养"，然后带上警卫员和行李，坐上车离开临江门外的住宅。先到沙坪坝李煌（崔东亚妹夫）家，寄放了行李和武器，换上便装到杨清（重庆大学教授）家里隐蔽下来。11月30日，重庆解放，万众欢腾。
邹逢春与解放军先头部队同时进入重庆后，很快与房显志取得了联系。12月2日晚，房显志和邹逢春一起，乘坐解放军西南军区的吉普车，到沙坪坝把刘宗宽接回市区，并将他的家人安排在上清寺特园居住。二野司令部进驻重庆之后，魏锦国（情报处副处长）立即前来看望刘宗宽，随后，柴成文（情报处处长）又专门拜会。几天之后，受刘伯承和邓小平之托，李达（一野参谋长）专门宴请刘宗宽。随即刘伯承、邓小平和李达等首长又接见了刘宗宽，称赞他为解放军提供了重要军事情报，为解放大西南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9年12月，刘宗宽被聘任为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暨西南军区司令部高级参议，并颁发进军西南纪念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