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0年是我院成立65周年。
自建院以来，一批批优秀人才为中医药事业传承发展、做大做强中国中医科学院作出了重要贡献。
为展示建院以来，尤其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致我院建院60周年贺信指示精神的近5年以来取得的长足发展，
现在此平台设立岐黄学者风采专栏，展现我院19位岐黄学者学术成就。
仝小林，男，汉族，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医内科学家，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主任医师。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担任中央指导组专家、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医疗救治专家组共同组长。曾获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两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并因在抗击新冠肺炎工作中做出的突出贡献荣获第二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章、“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荣誉称号。主编《新冠肺炎中医诊疗与研究》《糖络杂病论》《方药量效学》等26部专著，以通讯或第一作者发表学术论文304篇，其中SCI收录论文76篇。
中医药植根于中华大地，在千百年的传承中不断发展。近代以来西学东渐，现代医学的涌入为中医药的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如何针对全新疾病谱构建现代中医诊疗体系？传统方药在临床中的用量策略如何得到优化和规范？面对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中医药如何及时发挥独特作用？针对这些问题，笔者带领研究团队开展了一系列的探索。
一、为糖尿病全程提供有效治疗方药，为中医药应对现代重大慢性疾病提供新策略
1.构建糖尿病中医诊疗新体系
传统中医将糖尿病简单对应为古医书记载的以多饮、多食、多尿为临床表现的消渴病，但基于此的中医治疗无法突破无症状血糖升高、糖尿病合并多种并发症等难题，以致中医药始终处于糖尿病治疗的辅助地位。笔者以现代医学诊断及临床生理病理为基础，通过梳理挖掘中医经典及古代经验，发现传统认识的消渴病对应的仅是糖尿病中晚期，早中期及并发症期中医理论体系实为空白这一关键问题，结合长期临床实践及流调，首次对现代糖尿病进行中医分类、分期、分证，将其分为“脾瘅”和“消瘅”两大类，将前期、早期、中晚期和并发症期总结为“郁、热、虚、损”四期，并对不同类型不同病期证候规律进行了总结。研究成果形成世界首部《国际中医药糖尿病诊疗指南》和我国《糖尿病中医防治指南》，并被西医《中国2型糖尿病防治指南2017》整体纳入。
2.研发系列方药，为糖尿病不同阶段治疗提供新选择
糖尿病前期是糖尿病的高危人群，如不干预，至少有30%患者进展为糖尿病，对于这部分人群目前以生活方式干预为主，缺少针对性治疗药物。笔者力求发挥中医“治未病”的优势，主持开展了中药天芪降糖胶囊干预糖耐量受损的临床研究，证实其可降低糖尿病发生风险32%，为糖尿病预防提供新策略。对新发糖尿病，笔者创立开郁清热法，研发糖敏灵丸和降糖调脂方等专利药，确证降糖幅度与一线降糖药物二甲双胍相当，解决了中药不能独立降糖的难题。2型糖尿病常伴发高血压、血脂异常、肥胖等多种代谢紊乱，而现代医学尚缺乏整体干预手段。笔者运用中医整体观，发挥中医慢病调理优势，针对多代谢紊乱的共同根基胰岛素抵抗，采取一体化治疗，证实降糖调脂方具有减肥、调脂、降糖等多靶点治疗作用，且调脂、减肥较对照西药更优。糖尿病并发症病情复杂，治疗困难，一些疑难并发症缺少有效治疗药物。针对国际尚缺乏有效口服药物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通过临床研究证实活血化瘀中药可明显减轻非增殖期阶段患者视网膜微血管瘤、硬性渗出、出血发生，减轻视网膜病变程度，延缓视网膜病变进程。对于糖尿病重症胃瘫，目前除了有创治疗外，尚无有效治疗药物，疾病发作时仅能对症营养支持。笔者创立糖胃安方，能够消除患者呕吐、恶心等症状。基础研究证实，其作用与改善糖基化终末产物及其受体表达相关，并能够改善胃肠形态，增加胃肠主动应力，恢复其生物力学特性。
3.牵头制定糖尿病中医行业标准指南
多年来，笔者积极推进糖尿病中医药诊疗的标准化，牵头制定了多项糖尿病行业中医药指南及诊疗标准，包括2007年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标准化项目立项的《糖尿病中医防治指南》、2014年由科技部、财政部立项的《糖尿病中医防治标准（草案）》等。这一系列行业指南和标准对糖尿病及其各种并发症的定义、诊断标准及处理原则等进行了系统阐述，有助于基层医务人员及糖尿病人对相关知识的学习。由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立项，笔者承担了首部国际中医药专病诊疗指南《国际中医药诊疗指南——糖尿病》的制定工作。该指南由来自13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医学术团体、糖尿病专家共同参与，整合纳入国内外糖尿病中医药研究的高质量证据，获得了国内外专家的广泛共识，为中医药在重大疾病诊疗方面做出国际性示范。
二、构建方药量效理论框架，提出方药安全有效用量策略及规范，大幅提高了急危重症疗效中医不传之秘在于药量。剂量是影响临床疗效的核心因素之一。由于历代度量衡变迁以及中医古籍记载的混乱，以张仲景为代表的经方剂量与现代度量衡的换算关系缺乏统一标准，两千年来始终处于“误”“乱”“惑”状态，极大影响了经典名方的传承应用与创新研发。
笔者带领团队以临床评价为核心，选取有代表性的急危重症开展系列临床试验，证实各示范方药具有明确的量效关系及较宽的用量范围，并结合文献、药物实测、煎煮、药理、临床评价等方法明确经方一两的现代换算标准。建立依据急危重症、慢病、预防等不同治疗目标的经方剂量折算方法，提出随症施量的用量策略，揭示“量变致新”、“量变致反”等量效变化规律，从而构建了以随症施量和剂量阈为核心的方药量效理论框架，为安全有效合理用量提供了理论和循证证据，填补了中医量效研究的空白。《方药量效学》作为笔者主编的第一部系统论述方药量效理论的著作被纳入十三五创新教材。由笔者主持制定的《经方临床用量策略专家共识》成为全球中医使用经方和国家经典名方开发折算剂量的依据，为创建方药量效学科、推动中医走向“量化”时代奠定重要基础。
三、全程深度参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1.创立“寒湿疫”理论，构建社区防控“武昌模式”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笔者临危受命，在武汉抗疫第一线连续工作64天，边临床、边实践、边总结，让中医药真正全面、全程地介入了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通过对感染患者的实际临床观察，笔者率先提出“寒湿疫”理论指导新冠肺炎防治，并制定相应的治法方药，拟定了通治方“寒湿疫方（武汉抗疫一号方）”。在疫情集中暴发、没有特效药物和疫苗、医疗资源严重挤兑的危急情况下，笔者结合中医古代抗疫经验，提出用中医通治方大规模治疗的策略，并针对疫情最为严重的基层社区进行了防控模式创新，最终形成了以“中医通治方+社区+互联网”为框架的“武昌模式”。通过第一时间社区大规模集中用药，不仅大大降低了高危人群发病率、阻断轻症患者病情加重，还为政府决策提供了实时的数据支撑。截至3月2日，“寒湿疫方”在武汉累计发放72.3万副，救治5万余人次。该模式已在多地成功推广应用，构建了抗击新冠肺炎的社区“第一道防线”。
2.牵头制定国家新冠肺炎中医方案，开展覆盖防治全程的临床研究
作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医疗救治专家组的共同组长，笔者牵头制定了第四至七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中的中医方案，针对恢复期患者组织制定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恢复期中医康复指导建议（试行）》，为一线临床医师提供了切合临床需求的中医方案。笔者坚持中医药早期、全程介入疫情防控，开展了覆盖新冠肺炎防治全程的诊疗研究。如针对新冠肺炎轻症，发现中药寒湿疫方显著降低轻型/普通型患者的转重率；针对重症患者，证实与非中药汤剂组对照，应用中药汤剂组的死亡风险下降了87.7%；针对治愈出院患者的“复阳”问题，证实中医综合干预明显减少复阳风险，获得了中医药“未病先防、已病防变、愈后防复”的一手资料和科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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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排版：徐晴
审核：赵宇平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主管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 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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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辑：秀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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