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賡哲:魏晉名士為何曇花一現?

10月份,三聯生活週刊·松果生活聯合西安SKP共同舉辦了一場名為“魏晉風度”的沙龍活動。

活動特邀陝⻄師範⼤學歷史⽂化學院教授、 《百家講壇》欄目嘉賓於賡哲,以及三聯·中讀內容總監俞力莎,分享與之有關的種種。

本期推送為於賡哲教授於現場的分享內容。

於賡哲:魏晉名士為何曇花一現?

於賡哲

陝⻄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風趣幽默的博學教授、最會賣萌的歷史學家。⾃2012年開始先後受邀登上央視《百家講壇》欄⽬。

魏 晉 風 度 之 側 面

於賡哲:魏晉名士為何曇花一現?

顧愷之《洛神賦圖》卷(宋摹,局部)(故宮博物院供圖)

什麼叫魏晉風度?當然,魏晉風度指的就是魏晉時期的名士風度,這是一種現實政治催逼和對名教(儒家思想)的逆反心理下誕生的新型的精神與生活方式的統一體。從漢武帝罷黜百家表彰六經獨尊儒術以來,發展到魏晉時期,儒家思想作為統治思想已經過去了將近300年左右的時間,這個時候一種逆反心理已經誕生了。另外在當時現實政治既危險又黑暗,由此誕生出了一批魏晉名士,他們的思想涉及哲學、人格、文學審美各個方面,體現為一種叛逆精神,而且時間跨度實際上不僅侷限於魏晉,而是從三國一直到晉宋時期的陶淵明等人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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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會現場

促生魏晉風度的時代背景,除了東漢中後期的政治腐敗、自然災害、民不聊生和社會動亂,還有東漢大莊園大土地所有制帶來的世族崛起。另外就是儒家思想在東漢中後期儼然已經走向失敗,再加上佛教思想的形成,帶來了這個階段的思想多元化。

政治方面,東漢時期外戚與宦官交替掌權,東漢政治有一個特點,小皇帝特別多,在這種情況下主幼而國疑,所以就出現了外戚與宦官交替掌權這樣的一個場景,也就是說皇帝要麼利用外戚來打擊宦官,要麼利用宦官來打擊外戚。東漢的吏治相當腐敗,在這種背景之下誕生了黨錮之禍和太學生運動。

太學生運動大概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學生運動,我們也知道太學生是漢武帝創建。結果太學人數規模最興盛的時期能夠達到3萬多人,這些人儼然成了政治當中不可忽視的一個組成部分,尤其他們與一些黨人密切相關,他們所反對的就是宦官集團。

而且在這個階段內大莊園大土地所有制帶來的是什麼?就是世族崛起,而且他們有個共同的特點,不僅僅在政治上擁有特權,還擁有自己的私人武裝。於賡哲:魏晉名士為何曇花一現?

漢靈帝時期由宦官專政,結果主政期間吏治腐敗,社會動亂,人們都認為漢靈帝時期差不多是東漢歷史上可能是最黑暗的一個階段。那麼這個階段內,輿論可以說人心惶惶。當時出了一種新錢幣,人們都能做出另樣的解讀來。比方說這種四出五銖錢,錢的正面跟漢朝流行的五株錢多了四條稜,社會輿論當時已經人心不穩,認為是“亡國之兆”。

從漢光武帝劉秀那個年代開始,漢朝就不易兼併,土地集中、土地兼併一直在進行,到了東漢中後期已經到了一發不可收拾的地步。

當年劉秀建國之後曾經想搞均田,把土地進行重新分配,但是他很快發現連平均土地的技術性準備工作——丈量土地,都進行不下去。原因很簡單,他的統治集團都是些地主,這就叫與虎謀皮呀,對不對?所以進行不下去,而這些大莊園大土地所有制帶來的就是東漢時期大地主生活不僅豪奢,而且規模巨大,他們的大莊園規模巨大,後漢書裡曾描繪在: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群,徒附萬計,般車賈販,周於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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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舞樂雜技畫像磚拓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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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新密打虎亭東漢墓壁畫宴飲雜技圖

這是更大的場景。河南新密達富庭東漢墓裡邊的貴族家庭《宴會雜技圖》,我們可以看得看得出高朋滿座,中間全是演員,各種服務人員穿梭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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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虎亭漢墓畫像石庖廚圖拓片

這還是打虎亭東漢墓,光廚房就掛著的一排一排的肉,右下角這位在烤串。人家廚房都比你家大,就是這樣的一種生活,所以他們的

莊園經濟最大的特點是什麼?第一點是自給自足,莊園都是一個個的獨立小王國,除了鹽、鐵等沒法生產之外,幾乎什麼都自己生產。第二,由於土地高度集中,大量失去土地的農民就不得不依附於他們,那時候稱為徒附,社會一動亂,這些農民會轉化成私人武裝。於賡哲:魏晉名士為何曇花一現?

這是國家博物館藏的東漢的田莊模型,發展到魏晉南北朝就叫塢堡,塢堡是田莊,同時還是個軍事堡壘,而且社會一動亂,一武裝起來,這些大地主就成了軍閥。

因為門閥大族勢力大,所謂魏晉名士,就是依託於這樣的一種社會基礎。魏晉名士之所以可以放浪不羈,與那個年代對世族的容忍和推崇是密切相關的。這些門閥大族,有經濟實力,有政治特權,很多人在朝廷當中擔任高官。那個年代學文化不容易,沒有印刷術,獲得書比較困難,在這種情況之下,這些地方上的豪強們都高度重視學術建設。他們往往在自己家裡邊辦私塾,辦學校,吸引年輕人來到這讀書,廣為招攬人才。把這些人培養起來之後,舉薦到中央去,等當了官之後,就是我的門生故吏。所以說門閥大族的出現與經濟實力密切相關,與學術也密切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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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族的崛起是魏晉風度的基礎,社會輿論容忍他們,皇權更得容忍他們。為啥?因為整個魏晉南北朝就是皇權與世族共治天下這樣的一種模式,所以人們對所謂名士風範有很強的容忍度。你們可以想一下,如果在君主專制特別厲害,皇權說一不二的那個年代能有這幫名士?到清朝試一下,你在四爺面前狷狂一下讓我瞅瞅,你看雍正扒你幾層皮。皇權特別強化的時代是不可能有這麼多的名士,偶爾有那麼一兩個,皇帝容忍一下做個點綴,就把比方說唐朝時期的李白。不過話又說回來,李白雖然行為類似魏晉名士,可有一條,李白在政治上其實毫無地位。皇帝留你就是個點綴而已,展現一下我的胸懷就完事兒了,真正你想在政治上像魏晉名士,那不可能的事情。

魏晉名士與丹藥、神仙思想以及原始道教這些密切相關。他們的豁達與人生無常密切相關,這種人生無常的思想是東漢中後期以來的一個主旋律,這種主旋律思想的產生與東漢中後期的一系列自然災害強相關。

那個年代死亡率極高,與此同時產生了太平道和五斗米道這些傳播教義招攬信徒的教派,他們有個共同特點就是擬國家化,擬軍事化,但是這對道教來說並不是什麼好事,因為你走向了與國家政權相對抗的道路。

所以後來道教改革,去除國家化軍事化色彩,模仿老大哥佛教,宣揚自己煉的丹藥,這樣就跟名士開始產生關聯。名士後來服用的丹藥就是如此演變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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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年代思想越來越多元化了,有感於生靈塗炭,人生無常,這時候人們推崇超越儒家的束縛,率性自然,狷狂肆意。

正統的儒家培養出來的人克己復禮,動靜有理,幹什麼都要恭謹有禮。甚至連在家的私生活都那樣的。著名的故事是張敞畫眉。張敞因為跟妻子關係好,妻子在那畫眉的時候,他過去畫上了兩筆。皇上都要問一下,說:我聽人家說你還給你老婆畫眉嘞。你說這種事擱到今天你管得著嗎?但是對不起皇上這樣問,意思是說你身為大臣,不應該這樣做,結果張敞也很能懟領導,回答說:皇上我跟你說句實話,夫妻之間有比這事更過分的,你信不?從張敞畫眉這個事情你能看出那個年代名教對人們的束縛到了何等地步。

另外,這些人還來崇尚清談,這與現實政治的險惡密切相關,既然談現實很危險,那麼我們就談一些玄而又玄的話題,而且久而久之發展成一種風氣,誰如果談實事,談政物,就是俗人。

另外,那個年代名士放浪不羈,與藥物和酒精的刺激是密切相關的。當時正是道教改革之後要走上層路線,因為投其所好,使得寒食散(五石散)和丹藥開始大行其道。這類丹藥反過來又促使了魏晉名士們的精神更加的灑脫不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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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情截圖

服用寒食散,最早是何晏帶起來的潮流。何晏極度好色,他把寒食散當作春藥來服用。服用寒食散會重金屬中毒,初期症狀的確能讓人精神煥發。

號稱是美男子的何晏臨被殺的時候,別人形容他:嗑藥嗑到“魂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煙浮,容若槁木”,可以說是脫了相了。這就是長期嗑藥的結果。後來由此引發的種種病發反倒成為了所謂的“名士風範”。

魯迅先生寫過“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裡邊提到了“吃了散之後,衣服要脫掉,用冷水澆身,要吃冷東西”因為重金屬中毒這種渾身燥熱。還不能穿新衣服,因為新衣服硬,所以要穿舊衣服或者乾脆不穿衣服。經常看到魏晉名士動不動赤身裸體的,因為燥熱穿不住衣服。這甚至影響了當時的服裝,為什麼魏晉名士都博衣寬帶?為什麼不能像隋唐一樣穿窄袖窄袖的袍服?因為難受,必須要穿寬大的衣服才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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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晉政治荒唐,舉世罕見,很少見有如此荒唐的一個時代。西晉的荒唐與知識分子的不作為是密切相關,所以後來到了東晉桓溫北伐的時候,桓溫踏上了北方的領土:“遂使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認其責。”誰把這大好河山葬送給了胡人,誰讓我們神州陸沉,王夷甫(王衍)等人難辭其咎。桓溫是個務實派。所以那個年代“清談誤國”,讓國家喪亡,付出巨大的鮮血的代價的時候,人們才意識到所謂名士風範的利害。

社會為什麼對名士們如此的容忍?坦白說,他們之所以能夠肆意妄為是有社會背景的:當時全社會都對儒家有逆反心理,所以魏晉名士們的這番風範完全符合大家的想法。大家拍手叫好,覺得儒家這套東西太虛偽,一看魏晉名士如此作為,就該這麼幹。

東漢以來貴族政治興起,皇權與名門望族共治天下,這種政治形勢下才有了對魏晉名士們的容忍。

名教的弊端,東漢時期的儒家給人留下的印象就是“偽君子”。《後漢書・蔡邕傳》中寫道“假名稱孝,行不隱心,義無所依,至有姦軌之人,通容其中。”只要能夠求名求利,什麼偽裝都能做得出來。漢代的察舉制荒唐到何等地步,“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推舉你為秀才,結果發現不認字。舉你是孝廉,結果發現早早就和父親分家了。推薦了一個寒素清白,結果發現是個貪官,說你是勇猛善戰的高第良將,結果膽子比雞還小。

我給大家推薦點書籍看,有關門閥政治,最有名的扛鼎之作—田餘慶先生《東晉門閥政治》。另外一篇論文,唐長孺先生的《魏晉南朝的君父先後論》,專門說在魏晉南北朝的時候,“忠”和“孝”這兩個字哪個在前的問題。咱們現在說“忠”在前,但是那個年代,把孝放在前面,因為貴族政治首先服務的是家族利益。

魏晉名士的最後一輪高峰就是陶淵明。陶淵明以後,魏晉名士風氣開始走下坡路,尤其是到了南北朝的後期。到了梁朝,已經沒有竹林七賢這類有名的人物了。魏晉名士們灑脫不羈的風範,在這個年代讓人們逐漸的看到了弊端。尤其是“侯景之亂”使人們看到了這些名士們的不堪一擊。

首先貴族政治從東晉開始走下坡路,很多庶族通過賄賂掌管戶籍的人開始摻假。

而且世族們的精神生活和做派被世人鄙夷,侯景之亂對整個建康城的貴族造成了毀滅性的打擊。令人哭笑不得的是,這些貴族之所以束手就擒,是因為他們沒能力跑。《顏氏家訓》中說:“膚脆骨柔不堪行步,體嬴氣弱不耐寒暑,坐死倉猝者,往往而然。”那時候的審美都走向了一種畸形,男性整天擦脂抹粉,同時還講究美鬚髯。一個個膚脆骨柔,連馬都騎不得。建康令王復,聽到馬叫,說:“這哪是馬?這就是老虎!” 隨著隋唐時期皇權的進一步的鞏固和壯大,儒家思想重回巔峰。經過這一番跌宕之後,人們發現真正能夠起到社會穩定作用的還是儒家,雖然儒家有很多的毛病,但是相比而言,恐怕魏晉名士們更加不堪,清談誤國。儒教重回巔峰,清談誤國成為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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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學者川生一雄的《六朝貴族制社會研究》裡說:“倖存的貴族已經喪失了實際的社會經濟基礎。傳統的南朝貴族制社會,經過六世紀中葉的侯景之亂後實際上已經崩潰,這個時候歷史舞臺上活躍的只是土豪將帥階層和不久又復甦的商人階層。”這個觀點我贊同,因為後來的隋唐集團都出身於關隴集團,而關隴集團就是川勝一雄所說的土豪將帥階層。他們也是貴族,但這些貴族與崇尚清談的貴族不一樣,都是行武出身。所以關隴集團的特點是勇猛善戰、有擔當、有銳氣,出則為將,入則為相。關隴集團給中國帶來的完全是一種新風氣。在這種情況之下名教復興,重回巔峰。

隋文帝楊堅曾多次下詔恢復儒家的禮儀道德,以重建社會秩序,他強調的是復漢魏之就,要恢復的是曹魏正始年間以前的典章制度。但是隋文帝的統治思想受到了佛教思想的巨大的影響,還有些搖擺不定。《隋書》裡說:“佛,日也。道,月也。儒,星也。”很明顯儒家在最後。到了唐代就不一樣,唐朝真正實現了儒家的復興,典型的例證就是唐朝“五經正義”,就是國家正統是儒家思想。

唐朝高度重視禮制文明,以貞觀禮、永徽禮和大唐開元禮為典型。唐朝正式封孔子為文宣王,把對孔子的祭祀作為國家的禮儀大典。安史之亂非但沒有影響儒家思想,反倒讓儒家思想“忠孝”這一面得到了發揚。比方說韓愈、柳宗元等人的古文運動,與安史之亂所帶來的忠孝思想是密切相關的。還有春秋學派的崛起,為宋朝理學的興起開闢先河。這些與儒家思想得以鞏固的典型例證,所結出來的碩果就是宋明的理學,而這個時候,社會已經完全不容忍所謂魏晉名士的做派。

魏晉名士為什麼曇花一現?為什麼只能誕生在那個年代?因為只有那個年代特殊的歷史背景,才促生這特殊的一代。從此以後中國重回到了儒家名教的統治軌道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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