樹猶如此、人何以堪的“可兒”:《世說新語》塑造的桓溫忠臣形象

臨川王劉義慶作為劉宋宗室代表人物之一,自幼才華出眾,雅好文學,沈約《宋書》稱其文采詞章“足為宗室之表”。他主持編纂的筆記小說集《世說新語》在人物塑造方面的成就歷來為人稱道,小說往往通過人物的言行就展現出人物的獨特風貌,令人印象深刻,桓溫就是其中一例。在劉義慶的筆下,桓溫的角色無形中發生了潛移默化的悄然轉變,正史中那個戎馬倥傯、望實俱損,野望未遂的軍事強人、反叛梟雄,漸漸得淡化了,他既是洛陽街頭遊跡賭城的輕狂少年,也是臨風撫柳、泫然泣下的暮年烈士,他既是常坐清談場,傾心聽聞的半個名士,也是虎視何雄哉而發雷霆之怒的一代豪雄。

一、清談風尚下特立獨行的邊緣人

清談的前身是漢末的清議,但是有一個“由儒入玄”的嬗變過程,在後來,清談的原理是玄學的內容。在經過曹魏、西晉兩代後,雖有陶侃、王羲之等人極力反對清談,然而由來已久的清談之風仍盛行於偏安一隅的東晉朝野。如《世說新語 言語篇》(以下省略《世說新語》僅僅稱呼篇名)中記載:

王右軍與謝太傅共登冶城條,王謂謝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從自救。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謝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邪?

顯然,想謝安這樣的名士仍未意識到清談的危害性。在這樣的背景下,桓溫一句“作此寂寂,將為文、景所笑。既不能流芳百世,亦不足復遺臭萬載耶?”可謂是他最真實的心聲。桓溫渴慕的是司馬昭、司馬師兄弟那樣的人物。他曾感嘆“既為忠臣,不得為孝子”,其一生戎馬倥傯,歷經多次戰爭,正顯示了其積極進取的人生態度。

在東晉朝野尚清談、廢事功的大風氣下,桓溫不僅沒有隨波逐流,反而絲毫不留情面的批評當時的清談做派。《輕詆》記載:

桓公入洛,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僚屬登平乘樓,眺屬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


樹猶如此、人何以堪的“可兒”:《世說新語》塑造的桓溫忠臣形象

東晉面對北方強敵,卓然自立,桓溫的功勞不可忽視。

桓溫以沉痛的語氣抒發對國土淪喪、滿目瘡痍的傷痛,更對所謂的風流名士表示鄙夷與厭惡,至少要求對其歷史罪責進行問責。桓溫是那個時代重實務的人,他渴望建功立業,這種強烈的功名意識在《世說新語》中還有很多間接的描寫,如《豪爽》載:桓公讀高士傳,至於凌仲子(陳仲子,生活簡樸清廉的齊國隱士),便擲去曰:“誰能作此溪刻自處!”直接否定了於凌仲子的隱士行為,他嚮往的是管仲一類的人物,曾言“仁稱不異,寧為管仲”。在他的軍事生涯中,克定西蜀,北伐前秦、前燕,一度收復舊京洛陽,用實際行動表達其一匡天下的決心。

《世說新語》中的桓溫不再只是刻板印象中一心謀篡、探求九錫、心機深沉的朝臣,他也具有風采卓然、氣度爽朗的一面。《容止》記載:

劉尹道桓公:“鬢如反蝟皮,眉如紫石稜,自是孫仲謀、司馬宣王一流人。

劉孝標註引《三國志·吳志》曰:孫仲謀“形貌魁偉,骨體不恆,有大貴之表。”注引晉陽秋曰:“宣王天資傑邁,有英雄之略。”以桓溫比孫權司馬懿,身為永和名士風流之宗的劉惔,能給出桓溫如此高的評價,其言語間的讚賞、欽佩表露無疑。再如《排調》載:桓大司馬乘雪欲獵,先過王、劉諸人。真長見其裝束單急,問:“老賊欲持此何作?”

桓曰:“我若不為此,卿輩亦哪得坐談?”桓溫爽朗豪邁的氣度展露無遺,也可見他並沒有因與東晉總體社會風尚相悖而自慚形穢。

二、惜才而知人善任的亂世伯樂

在東晉這個尚玄的時代裡,桓溫雖然特立獨行卻也為時代所薰染,他善於品鑑,珍惜人才,他是亂世中的伯樂。

《雅量》記載:

宣武與簡文、太宰共載,密令人再輿前後鳴鼓大叫,鹵簿中驚擾,太宰惶怖,求下輿,顧看簡文,穆然清括。宣武語人曰:“朝廷間故復有此賢。”

對作為政敵的司馬昱大加讚賞,不吝言辭,絲毫不見正史中咄咄逼人之象。不僅如此,他還以卓然的眼光,賞識人才,培養了自己的政治集團,據研究者統計,《渚宮舊事》卷五所列成員就包括:習鑿齒、袁宏、謝安、王坦之、孫盛、孟嘉、王珣、羅友、郗超、伏滔、謝奕、顧愷之、王徽之、謝玄、羅含、範汪、郝隆、車胤、韓康。這19人中來自一流大族琅琊王氏、陳郡謝氏、太原王氏和高平郗氏者佔7人,另有7人來自官宦家庭,1人來自富盛鄉豪,剩餘4人中,伏滔,郝隆、韓康出身不詳,來自寒族者應只有羅友1人。《世說新語》中這些人的故事大多都有收集。如《文學》載:習鑿齒“史才不常,宣武甚器之,未三十。便用為荊州治中。”袁宏文采非常,桓溫讚賞“當今不得不以此事推袁”等等。

樹猶如此、人何以堪的“可兒”:《世說新語》塑造的桓溫忠臣形象

桓溫分別於永和十年(354)、永和十二年(356)及太和四年(369)發動北伐北方十六國的戰役。

桓溫的所開幕府之中可謂群賢畢至、人才濟濟,謝安、王珣、郗超等士族子弟都曾擔任過他的下屬,而他們本身又極具風采——這當中實際上不乏作為質子的功效作用。《雅量》載:王東亭為桓宣武主簿,既承藉,有美譽,公甚欲其人地為一府之望。初,見謝失儀,而神色自若。坐上賓客即相貶笑。公曰:“不然,觀其情貌,必自不凡,吾當試之。”後因月朝閣下伏,公於內走馬直出突之,左右皆宕撲,而王不動。名價於是大重,鹹雲“是公輔器也。”桓溫也曾感慨“吾門中久不見此人”對謝安的賞識與欽慕溢於言表。王珣、郗超一為主簿。一為記室參軍,此二人“能令公喜,能令公怒。”作者將此則故事列入《寵禮》,恰如其分,表示對人才的表彰和獎掖。又如《賞譽》:桓宣武表雲:“謝尚神懷挺率,少至民譽”曾為羅含稱讚的謝鎮西亦為桓溫所重,桓溫上表時也對謝尚稱讚有加,謝尚後來果然屢立戰功,並在北伐中為晉庭尋回遺失已久的傳國玉璽。《賞譽》:桓公語嘉賓:“阿源有德有言,向使做令僕,足以儀行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從後來殷浩北伐的結果來看,桓溫的識見的確精到,殷浩一介清談名士,談玄固然勝人一籌,與軍事方面實無任何建樹,北伐屢戰屢敗,終被朝廷廢黜。於繁蕪雜叢、良莠不齊的士族中選拔優異之士,確需要超乎尋常的品鑑才能,而桓溫做到了。

真正伯樂不僅能相馬之體格,更能察知其毫末。能於生活點滴見人之品格。《黜免》:“桓公坐有參軍椅,烝薤不時解,共食者又不助,而椅終不放,舉坐皆笑。桓公曰:‘同盤尚不相助。況復危難乎?’”敕令免官。說桓溫是伯樂,不僅因為他能賞識有才之士,品鑑當世名士,更因為他能體察人情,洞悉人物品性之高低。從這則記載中可以明顯的看出他對人事有自己的一套價值判斷標準,即使這套標準並不迎合世風,但他在自己的權限範圍內儘可能的用自己的價值標準去評判人之長短高低。

三、狂放、直率、大度的性情中人

觀桓溫少時行跡,便足以看出其不同於士族子弟之處,《世說新語》記載了一則故事,桓溫少時家貧,遊跡賭場,結果輸的很慘,無力還債,無奈之下便去求當時以賭術聞名的袁耽,最後袁耽替其贏回百萬的故事。寥寥幾筆,一個鮮活生動的少年形象便躍然紙上,在《世說新語》中桓溫是一位有血有肉,情感豐富的性情中人,相較正史,少了幾分戾氣,多了些許溫情——這或許與桓溫實際上出於高平陵之變遇難的桓范家族,刑家漏網之魚,特殊的原因造成了他與東晉主流觀念(無論朝野)的區別。

樹猶如此、人何以堪的“可兒”:《世說新語》塑造的桓溫忠臣形象

桓溫的夫人是晉明帝的女兒南康公主司馬興男。

此外,《豪爽》記載桓溫讀《高士傳》,讀到於凌仲子時,便扔掉手中的書,並言“誰能作此溪刻自處!”在那樣一個推崇隱逸的時代,桓溫敢於對當時名士奉為楷模的高士大加貶斥,足見其骨子裡的狂放不羈。再如《方正》載:王、劉與桓公共至舟山看。酒酣後,劉牽腳加桓公頸。桓公甚不堪,舉手撥去。既還,王長史語劉曰:“伊詎可以形色加人不?”劉孝標註引溫別傳曰:“溫有豪邁風氣也”。酒是清談名士的外在象徵,魏晉時期不乏疏狂之士醉酒的逸聞,此則故事中,劉惔醉酒後的行為更為放誕,直接提起腿架在桓溫脖子上,面對如此不禮貌的行為,桓溫也只是舉手撥去,舉手投足之間無不體現其不拘一格的豪邁風姿。

《世說新語》當中還記載了一則後世頗有爭議的故事,《賞譽》中記載:桓溫行經王敦墓邊過,望之雲:“可兒!可兒!”後人分析此條,往往將其作為桓溫欲效仿王敦故事而急吼吼想行謀逆之事的直接證據,卻忽視作者將其歸入《賞譽》門的用意,“賞譽”指對人物的鑑賞讚譽,和《識鑑》門不同的是,它不包括對事態發展的預見,完全是從不同的側面對人物品格、才華、風度進行評論和讚賞。桓溫行經王大將軍墓邊,看見斯人已逝,更多的是對世事無常的感慨和斯人往昔風華的惋惜,“可兒”之稱見劉孝標註引孫綽《與庾亮箋》曰:“王敦可人之目,數十年間也。”餘嘉錫認為,生前已有“可人”之目,桓溫“從而稱之”,翻譯成杜先生(杜月笙)口氣的上海話就是:

道雖不同,儂是模子,王大將軍手面是有的,就怕他太聰明瞭一點。

因此這裡無論從文本本身還是桓溫的心態(包括對)不能直接推演出桓溫對王敦叛亂之事的讚賞之意。

《世說新語》記載的另外兩則故事,令我們對桓溫性格的另一面有更深的理解。《黜免》載:桓公入蜀,至三峽中,部伍中有得猿子者。其母緣岸哀嚎,行百餘里不去,遂跳上船,至便即絕。破視其腹中,腸皆寸寸斷。公聞之,怒,命黜其人。作為征戰沙場、見慣生死的沙場統帥,人只道他有鐵腕,有錚骨,卻不知他也有一顆對萬物飽含深厚的同情之心。

《言語》記載:桓公北征經金城,見前為琅琊時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泫然流淚。

樹猶如此、人何以堪的“可兒”:《世說新語》塑造的桓溫忠臣形象

桓溫北伐示意地圖。

作為東晉重臣,桓溫一生三次北伐,如果說他完全沒有克復神州的打算,完全是借北伐來樹立權威、增加權勢,恐怕不完全公正,在他的內心裡無疑有真誠的收復失地的強烈願望。

桓溫第三次北伐,看到第一次北伐時手植柳樹已經十圍,時光荏苒,歲月蹉跎,而北伐之業卻尚未竟其全功,不由觸發了名將桓溫內心的悲涼,竟至於“泫然流淚”,綜上,至少在東晉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大的政治環境下,論跡追心,桓溫不失為一個忠臣,桓玄篡晉建楚的罪責也不能倒算到他5歲時候已經去世的桓溫頭上。

樹猶如此、人何以堪的“可兒”:《世說新語》塑造的桓溫忠臣形象

大亨元年(403),桓溫幼子桓玄威逼晉安帝禪位,建立桓楚, 不久, 被北府軍打敗,在逃亡中喪命。

說到底,桓溫最後鬱鬱而終,是因為“枋頭之敗”導致“望實俱損”,而不是東晉君臣識別了埋伏在身邊的野心家(具體阻礙杯葛是有的),從這點來看,桓溫也並沒有要藉助自身軍閥勢力奪權的企圖。

宗白華先生說的好:

枕戈待旦的劉琨,橫江擊楫的祖逖,雄武的桓溫,勇於自新的周處、戴淵,都是千載下懍懍有生氣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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