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文章）
兵者陰事也。而帶兵者卻如同坐在火山口上，火與冰焦灼。
十餘年征戰後，曾國藩統帥的湘軍已經有十餘萬人，為避免引火燒身，為避免成為國家禍患，裁撤是必須的，曾國藩急流勇退，曾氏一門功德圓滿。
衣缽相傳，李鴻章的淮軍風華正茂，平定太平軍，剿滅捻軍，雄兵在握是禍是福？李鴻章終究沒有逃過劫數，秋風寶劍孤臣淚，落日旌旗大將壇。
驚心動魄的對話
同治六年（1867年），曾氏與幕僚趙烈文有一段對話，趙烈文說“以烈度之，異日之禍，必先根本顛仆，而後方州無主，人自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曾氏說“吾日夜望死，憂見宗祏之隕，君輩得勿以為戲論。”
清室的崩坍乃至大亂紛呈，曾國藩和幕僚早有預見，曾氏也知道自己在其中的責任，只不過他無力逆轉，但求早死以避亂而已。
裱糊匠其實從曾國藩始
回頭看同治三年（1864年），曾國藩開始一意裁撤湘軍，十餘年的發展，十餘萬湘軍的問題迅速顯現。鮑超部在湖北金口叛亂，戕官害民，並一路投奔閩粵太平軍殘部，成大吉部在湖北叛亂，引捻軍入鄂，緊接著湘軍在皖南鬧餉譁變，曾氏只得一意彌縫，挽回湘軍令名即是保全自己身家。
即使平平安安裁撤歸省後的百戰湘軍，也可想見其對鄉土社會的巨大沖擊，暗藏著待時而起的巨大能量。同治五年，曾國藩給弟弟曾國潢的信中，便提到“哥老會之事，餘意不必曲為搜求。”“即實缺提鎮之最可信為心腹者，如肖孚泗、朱南桂、唐義訓、熊登武等，若有意搜求，其家亦未必全無軍裝、亦難保別人不誣之為哥老會首。”
信中提到的四人中，有三人為曾國荃吉字營心腹。在前線部隊乃至裁撤歸裡的湘軍中，哥老會的會眾太多了，曾國藩並非不知，而是選擇寬鬆對待，以免激之生變。同治十年，曾氏的日記中記載“旋又見唐協和，談甚久。渠自京回，述及京中士大夫多言湖南哥老會系沅弟之舊部，沅弟有庇護之說，聽之殊堪詫異。”曾氏內心其實並非詫異，哥老會和湘軍是無法分割的，曾氏是擔心老弟曾國荃已經歸鄉四年、閉門自飭，仍然被牽連進哥老會之中，可見其無奈和驚悚。
“吾道南來，原是濂溪一脈；大江東去，無非湘水餘波”這句名聯，哪裡是簡簡單單一句話，湘軍餘脈的民間騷動，衝撞著曾國藩日漸衰老的心臟，哥老會匯聚於長江中下游一帶漸成民間的巨股，到了清末，這股勢力終為革命黨所用，成為推翻清廷的重要力量，之後，便應驗了曾國藩與趙烈文的對話，執火者手中的火如同山林間的爆燃。
獎敘人才，求新之道。
曾國藩將衣缽傳遞給李鴻章，即置李氏於水火，當然這也並非萬劫不復。如何保持令名，其出路之重要一端，曾氏認為即在獎敘人才，以求自立立人，自達而達人，曾氏對人才的求索與培養終其一生，不管帶什麼兵，做什麼事，賢才是第一位的。對於新起的淮軍，培育人才以保持淮軍軍系滌舊布新的能力，以求推而廣之，期待功成與萬一。
同治五年，曾國藩寫信給李鴻章，著實發了些脾氣，緣起是淮軍將領心中真正的盟主是李鴻章，私軍印跡太重確實影響了軍事調度，“來示欲令省三回家休息，則斷不可......目下淮勇各軍既概歸敝處統轄，則閣下當一切付之不管。凡向尊處私有請求者，批令概由敝處核奪，則號令一而驅使較靈。”淮軍名將劉銘傳要請假回家，繞開曾國藩而求情到李鴻章門下，李鴻章也出面寫信為其緩頰，這讓老師曾國藩很是光火，剿捻重在號令一致，如果淮軍統將人人心存此念，則必然致號令紛亂。
進而，曾國藩歷數了湘軍名將不甘寄人籬下的心胸，教訓李鴻章不可讓淮軍將官成為自己的囊中私物，應有更為寬博的境界與胸次，才可能期望統將成匡時之才，淮軍能成其大，將領才可保全其小，李鴻章和他的家族也才可以幸而保全。
“昔麻衣道者論《易》雲：學者當於羲皇心地上馳騁，無於周孔腳跟下盤旋。前此，湘軍如羅羅山、王璞山、李希庵、楊厚庵輩，皆思自立門戶，不肯寄人籬下，不願在鄙人及胡、駱等腳下盤旋。淮軍如劉、潘等，氣非不盛，而無自闢乾坤之志，多在臺從腳下盤旋。豈閣下善於制馭，不令人有出藍勝藍者耶？抑諸公本無遠志，激之而不起耶？”作為淮軍盟主，自應有成人之美，如果眾將只滿足同一片屋簷下謀生，李鴻章自得於羽翼豐厚，那麼淮軍軍系也就離崩塌不遠了。
“淮勇自成軍後，多遇順境，未經大挫，未殉奇劫。不困厄則不能激，無詆譭則不自憤。願閣下憤之、激之、勞之、教之，裨諸統將磨折稍多，成就更大，而鄙人藉以少靖捻氛，免於咎責，受惠多矣。”曾氏從劉銘傳託情請假而抒發的這一段議論，真實表達了對淮軍的擔憂，淮軍的成長太順利了，其將領的成分相對單一，缺少了湘軍“諸生以討訓山農”的儒生理想與農夫質樸，也更沒有湘軍十餘年的篳路藍縷。
“目下中外之患，洋務最巨，其次則中原之捻，其次則甘肅、新疆之回。”同治四年（1865年）在剿捻之初，曾氏和李氏就中國之憂患有過共識，中國未來最大的隱患在洋務，而李鴻章正當其時，只不過淮軍軍系終沒有匡扶大廈之傾，李氏沒有逃過這一劫難，“孤客不堪回首望，蒼茫一片劫灰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