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亂世佳人》中有些細節讓人過目難忘。當郝思嘉駕著馬車穿越戰火，歷經困苦周折回到自己的陶樂莊園時，她看到的卻只有荒廢的田野和幾近一無所有的家園。隨後，她從地裡爬起來，手握泥土對天發誓：“上帝啊，你為我見證，做我的見證人！他們不會擊敗我，我一定要撐住這個家。而且，等一切都過去之後，我絕不再捱餓，我的家人也絕不再捱餓！即使我說謊、偷東西、欺騙、殺人……上帝啊，你是我的見證人，我絕不要捱餓！”
感性層面，這段獨白讓我看到一個自強不屈的靈魂；理性層面，這是人類道德圈的縮小。有些小說和電影之所以迷人，正是因為它們揭露了人性中的陰暗。世人愛談道德，但道德往往是最靠不住的。這不僅體現在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道德觀，而且就算是同一個人，在不同的時候也有不同的道德半徑。
管仲說“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其所反映的是一個社會道德圈的變化。中國古代知識分子常以“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自我標榜，其所涉及的是道德圈的自我調整。而郝思嘉說，為了自己不捱餓，寧可去殺人，則是將人類的道德圈進一步地縮小（人類道德圈縮至最小甚至歸零，恐怕就是食肉寢皮了）。而如果她擺脫了困境，也可能會賑濟鄰里甚至與她毫無瓜葛的人，那時候她的道德圈便又變大了。
最早提出“道德圈”的是19世紀的歷史學家威廉·萊基。萊基認為，道德圈一開始很小，後來隨著時間的推移不斷擴張：“人類最初降臨於世的時候，他們的仁慈善心與自私本性比較起來，力量簡直微不足道；而道德的作用就是逆轉這一局面……仁慈善心曾經只限於家人，後來圈子逐漸擴張，首先擴張到一個階級，然後擴張到一個國家，再後來擴張到國家聯盟，之後擴張到全人類。最後，就連我們對動物的態度也受其影響。”
1756年，在英國與法國的戰爭中帶領民兵為英國效力時，華盛頓在給丁維迪州長的信裡曾這樣寫道：“為了免除人民的痛苦，即使把我作為犧牲品去滿足殺人成性的敵人，我也心甘情願。”然而，同樣是這個“悲天憫人”的軍人，印第安人在他眼裡卻只是一群野蠻的動物。當印第安人與英國人站在一起時，華盛頓和傑弗遜就忘記了啟蒙運動。華盛頓指使他的將軍向易洛魁人進攻，並“踏平所有居住地，一直到該地不僅是被佔領而且是被摧毀”。而在另一次進攻前，他又強調，“在所有印第安人居留地被有效摧毀前，不要聽取任何和平的建議”。1783年，華盛頓把印第安人與狼相提並論，“二者都是掠食的野獸，僅僅在形狀上不同”。傑弗遜是美國第三任總統，也是主張“天賦人權說”的美國《獨立宣言》的主要起草人。然而在印第安人戰爭期間，傑弗遜反覆強調的卻是徹底摧毀有敵意的部落，他們“兇殘的野蠻行為就是根除他們的理由”“戰爭中，他們會殺死一些我們的人，而我們將滅其全部”。
那時候，人的普遍意義沒有建立起來，華盛頓的道德圈所能惠及者，還僅限於北美洲的白人。
歷史是時間的孩子。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人類整體性的道德觀念在提升，這得益於物質的豐富、知識的普及、能力的提高以及人際交往的增加。在此背景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意識至少在表面上已漸漸為主流群體所接受。
達爾文贊同萊基的看法，在《人類的由來》中，他談到在人類的發展過程中，人們慢慢有了超越人本身的同情心，它越來越細膩、柔和，拓展到一切有知覺的生物。這是一個漸進的過程，“起初只是少數幾個人尊重而實行這個美德，但通過教誨和示範的作用，很快就傳播到年輕的一代，並最終成為公眾信念的一個組成部分”。
人類道德圈的建立，和宗教有很深的關係。不過，不同的宗教，其道德圈並不相同。有的急於尋找異教徒，並將他們推上地獄的火刑柱；有的則將慈悲推及眾生，“掃地不傷螻蟻命，愛惜飛蛾紗罩燈”“地獄不空，誓不成佛”。
我年少時喜歡讀一些佛學類的書，知道有個叫晱子的菩薩。他最有名的一句話是：“走路不敢太重，怕踩得地疼。”晱子的道德圈大到無我的地步。這難免給人一種荒謬感，就像在說：“走太快了也不行啊，會撞傷空氣！”然而我能理解晱子的悲憫。我雖然沒有敬過外在的神，但總相信人有內在的神性。晱子的這番話，是人性中詩性的流露，只是對人類似乎沒有什麼用。
道德圈可分為兩種，包括純精神層面的和行動層面的，其所對應的是理想道德半徑與現實道德半徑。所謂偽善，有時是因為人在現實中可以走完的道德半徑，趕不上他理想中的道德半徑。兩個圓圈的疏離與晃盪，難免讓人視之為忽悠。這實際上也是另一種意義上的“心有餘而力不足”，心半徑大而力半徑小。
人們常說：“能力有多大，責任就有多大。”人類的困境是，在道德圈不斷擴大的同時，破壞半徑也在擴大。核武器的出現，意味著地球上的這個年輕物種具有了將其世世代代所積累的道德資源清零的能力。
（摘自東方出版社《尋美記》一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