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明史记载，明万历六年（1578）年，四川“户二十六万二千六百九十四，口三百一十万二千七十三”。到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四川“一万八千零九十余丁，设每丁折合五人，有九万余口"。椐《明史》《张献忠传》所载，张献忠在四川“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这一数据绝不可信。明代全国人口最多的时候是万历六年（1578），也仅有人口六千零六十九万。但张献忠对四川人口减少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根据史料记载，四川人口减少原因应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应该是这三者所造成的。
一，张献忠在建立和巩固大西政权中的残酷镇压。
明朝末年，由于朝庭和地方官吏的腐败，不断加大税赋；加之干早，虫灾、瘟疫流行，造成了“亦地千里"，人民流离失所。灾民为求生存只好聚众造反，天启七年（1627年），农民起义队伍多达600多支，少则数百人，多的数十万人。起义军先是以求生存为主，随着不断联合，逐渐形成了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几支大的起义军。起义軍都沒有根据地，飘浮不定，就地取食，所以官府、富商、地主、城池就成了获取軍需的主要对象。张献忠遇到顽抗的城池先要向明軍和守城官员喊话，规定其投降时间，过期不降，城破大杀戮。张献忠五次进入四川，战争中杀的人不在少数。大西政权在成都建立后，州县的明朝官史地主武装裹胁百姓与大西政权对抗，张献忠派兵先后与重庆明参将曾英；叙州、泸州明参将杨展；邛州、雅州明副总兵范文光等作战。兵民死伤都不在少数。1645年7月对不肯归附的成都人进行了镇压；不久又以“特科"之名对不肯归附的乡绅、士子等进行一次杀戮；1646年1月又下令屠杀大西軍中的川籍士兵；同年又派兵对成都府属32州县不归付的反大西势力予以镇压。随着清兵南下近逼，大西政权受到严重威胁，张献忠退出四川时火烧成都，“将内王宫、寺观、民居”，“俱纵火焚烧”。堕成都及州县城墙。所以张献忠对四川的人口减少应是责任者之一。
二，明清两朝政府軍队应为主要责任方。
明軍总督、总兵、参将等层层克扣粮响，士兵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战时也只好就地劫掠。椐清《高宗纯皇帝实录》载“明季軍政废驰……将不知兵，兵不顾将"。“将无纪律，兵无行伍，婬污劫杀，惨不可言"。尤其在四川与张献忠作战的左玉良、贺人龙、猛如虎、甘玉良、越荣贵等，都以淫掠烧杀著称，他们杀的川人也不计其数。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调集二十多万军队平定苗族首领杨应龙，椐巴县志记载“尸体腐烂，臭闻十里"。天启元年（1621年），四川永宁宣抚司奢崇明率数十万人围攻成都、重庆，明朝调集十几万軍队将其镇压。仅明军秦玉良就“杀戮不可胜计。
张献忠在川北抗清战争中被射杀后，清军虽然控制了四川，但四川各地的抗清斗争并未停息，直到1659年清军才攻下了重庆。这十多年清军采取残酷镇压，甚至屠城。四川地区抗清斗争在大西政权垮台后仍能坚持十多年，这就说明张献忠死后四川人口仍然很多。清康熙年间，平西王吴三桂发动判乱，四川也是主战场之一。据民国《江津县志》载，康熙十三年（1674年），吴三桂判军王屏藩、谭宏部搞得广元、南江、通江、巴中、太平诸州县“十室九空"。康熙十九年（1680年），吴三桂部属胡国柱军在永宁与清軍大战，“官民庐舍、仓库、典籍荡然一空，靡有孑遗矣。"据清李馥荣《滟预囊》载，由于吴三桂与清军任意烧杀，致使安岳、遂宁“两县绝人迹，少烟火者二十余年"，“老弱妇女势不能自存。”的确是“弥望千里，绝无人烟"的惨象。
三，自然灾害，瘟疫肆虐。
明末清初，四川连续不断发生灾荒、瘟疫。椐清吴陈琰《旷园杂志》载，万历十年（1852年），乐至“大旱，地坼井涸"。清光绪《荣昌县志》载，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全蜀荒旱，殍死无数”，“田无收获，赤地千里"。《资阳县志》载，“内江全邑无收……民间饥死流离载道，城野半空"。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全蜀诸郡邑大疫，“人民死者甚众。”川北遂宁一带，因瘟疫流行，“死亡满目。"《蜀龟鉴》作者刘石溪说：“川南……死于瘟虎者十二三；……川北死于瘟虎者十一二；川东，……死于瘟虎者十二三；川西，……死于瘟虎者十一二。"
综上所述，明末清初四川人口减少的因素源于明清两朝軍队先后在四川进行了近八十年的战争；张献忠等农民軍在四川征战中，对不肯归附的明朝残余势力、地主武装裹胁的百姓残酷镇压；旱灾、瘟疫流行，百姓死亡无数。诸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百年时间内，四川人口从三百多万减少到九万人。这也是“湖广填四川”的缘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