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读心田
陈子昂（公元661——702），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四川省射洪县）人。唐初著名诗人。他在武则天当政时，上《大周受命颂》，得到武则天重视，授官麟台正字，后迁右拾遗。屡次上书言事，言多切直，不怕触怒权贵。他对于当时政治经济措施的利弊确实有所了解，议论国事、利民、刑狱和边塞问题，都针对事实，不是书生的空言。他曾主张息兵，但不是反对一切战争。对于契丹的叛乱，他曾自请从军征讨。对于从雅州进攻羌人他却极力劝阻，认为对国家人民有害，只对“奸臣”、“贪夫”有利。这都能表现他是有见识的。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陈子昂从武悠宜北征契丹，他要求分兵万人为前驱，一再进言，为武悠宜憎恶，受到降职处分。圣历元年（公元698）陈子昂辞官回乡。武三思嘱咐县令段简诬陷他，下狱后，死于狱中。
陈子昂的文学创作和主张在唐代极有影响，可以说是开诗坛风气之先。韩愈《荐士》诗说:“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陈子昂的文章力矫当时浮艳之弊，虽不能尽删骈丽，大都朴实畅达，取法古代散文。他的诗要求追步建安、正始的作者，反对只重浮华、艳丽的齐梁诗风，标举风雅比兴、汉魏风骨的传统。《感遇诗》三十八首可以代表他实践的成绩，这些诗或感怀身世，或讽谏朝政，慷慨忧郁，类似阮籍的《咏怀》；虽有时“词烦意复”，甚至不免“拙率”，比较盛唐李白、杜甫等大家，艺术创造方面有所不及；但因为这些诗趋向端正，内容具有现实意义，不能不承认它们是革新风气的优秀作品。难怪它们被稍后出现的现实主义大诗人杜甫和主张“为时为事”而写诗的白居易所称道。
韩愈说:“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请注意“始”这个字，这标志了陈子昂最重要的文学史地位，意思是说他的作品不一定最好，和后面的复古大将李白相比事实上是不够的。但是从一个时间点来讲，他确实是所谓的开风气之先，把文学发展扭转回正道上。也就成为所谓的时代的先行者领导者，就这一点而言，陈子昂获得了一致的公认。
晋唐风骨
陈子昂，在中国诗歌史上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
讨论唐诗，陈子昂是绕过去的；犹如讨论唐代书法，孙过庭也不能绕过去一样。
孙过庭作《书谱》，“字愈数千，妙有作字之旨，学者宗以为法”，为盛唐书法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且《书谱》草书，全法右军，全篇三千七百余言，一气贯注，笔致俱存，实为草书至宝。从此求右军，乃可得门而入。盛唐狂草之先声也。
陈子昂作《修竹篇序》，高呼恢复“汉魏风骨”，提倡“风雅兴寄”，为盛唐诗歌创作高举涂着复古色彩的革新旗帜，并在创作上予以实践。他的诗歌理论和实践，是遥看盛唐诗歌创作高峰到来，最早的鼓与呼者。
初唐前五十年，是齐梁陈隋形式主义的延续，宫体诗充斥诗坛，“绮错婉媚”的上官体是其代表，上官仪及其孙女上官婉儿是代表人物。
初唐后五十年，先有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开始突破宫体内容，继有沈（佺期）宋（之问）确立律诗的形式，最后有陈子昂痛斥齐梁诗风，高倡建安风骨、正始之音，终于为唐诗开辟了发展道路，至盛唐，达到繁荣顶峰。
陈子昂（661—702），字伯玉，梓州射洪人（今属四川省），为人豪爽有侠气。在家乡，十八岁尚未读书，跟一批赌徒混日子。有一次他闯进乡校，受到刺激，遂发愤读书，并进京参加科举考试。
相传他初到长安，为制造自我表现的机会，故意在闹市购买高价胡琴引人注意，并约邀众人到客舍看他演奏。一到客舍，他击碎胡琴，把自己的才学抱负表述一番，然后拿所作分赠众人，从此声名大噪。中进士后，女皇武则天一度赏识他，但终于不能重用。
陈子昂有《陈伯玉集》传世，存诗一百二十七首。他的诗可称得上古今独步，无人否认。他的重要贡献，在于写了像《感遇》这一类诗。这类诗，虽前有王绩，后有张九龄，但所写都不及他，即使李白也难和他相比。
他的《感遇诗》三十八首，非一时一地之作，内容抨击了武则天时期的多种弊政，多是讽刺现实，感慨时事之作，同时也塑造了诗人的自我形象。
他有经世之略，“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然而在现实面前，却不能施展才干，还常要忧思畏祸。不能力挽狂澜，只好归隐山林，“岁华尽摇落，芳意竟何成”，空怀满腔的孤愤和深沉的苦闷。
陈子昂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又称《寄东方虬书》、《修竹篇序》）中，曾说起他的复古之志：“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他颇有志把诗的风格回复到建安、正始时代，《感遇诗》便是他这一复古志愿的具体实践和伟大成绩。就诗的成就说，凡在他以前的文学遗产，几乎被他网罗殆尽，虽以齐梁文学之腐朽，到他手里也都化为神奇。他改造建安以来的文学遗产，成为盛唐诗歌发展的启门钥匙，这正是他的伟大之处。
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契丹攻陷营州，武则天命武攸宜率军征讨，陈子昂随军参谋。次年兵败，举军震恐。子昂慨然进言，且请求分兵万人以为前驱，不允。他日又进谏，触怒了武攸宜，被降职为军曹。他满腔悲愤，登上战国时燕昭王为招揽天下贤才修筑的黄金台（即幽州台，又称蓟北楼，在今北京大兴区），登台远眺，独立苍茫，仰天长啸，慷慨悲歌。唱出了雄浑苍凉的《登幽州台歌》，成为齐梁数百年来未曾有过的洪钟巨响！
在这天地无穷而人生有限的悲歌中，回荡着他“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自信与豪迈，然而怀才不遇，抱负无所施展，只能够“独怆然而涕下”。读来，令人感同身受，千百年来在无数人心中不断回响！
人生万象，任人都有感慨。子昂之感慨独高人一层，乃因他人都是由个人出发想到时空之极大无穷。而子昂能忘记小我，所思所感为纯粹之真理，跳出了时空之外！
陈子昂既具有寥廓的宇宙意识，又富于人生情调。因为站得高，所以悲天；因为看得远，所以悯人。
在他的诗歌中，可见到某些悲伤沉恸的地方。李白也有悲伤沉恸，但太白之恸像婴儿的哭声，并没有真正的人生痛苦；子昂之恸则是成年人的哭声，有所激而发，故容易感人。
陈子昂是唐代诗歌革新运动的自觉倡导者。他的理论和创作，对齐梁以来的不良诗风，起了“横制颓波”的作用，产生出了“天下翕然，质文一变”的影响。
杜甫曾作诗称赞他：“公生杨（杨雄）马（司马相如）后，名与日月悬。”
韩愈在其《荐士诗》中说：“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
元好问《论诗绝句》中有句曰：论功若准平吴例，合着黄金铸子昂。
陈子昂是反齐梁诗风最有力的人物。他的诗作雄浑沉郁、刚健质朴，和他在《修竹篇序》中所提出的诗歌革新主张相一致。后人的推崇充分说明了他在诗歌理论和创作史上的重要地位。
耑庐
陈子昂是继“初唐四杰”之后，高举诗歌革新的大旗，以更坚决的态度扫荡六朝及初唐以来形式主义诗风的优秀作家，他对唐文学的发展有着突出的贡献。
陈子昂（661一702），字伯玉，梓州射洪人（今属四川省），初唐著名诗人。出身富豪之家，年少时，好“驰侠使气，至年十七八未知书”，后“慨然立志”，发愤攻读，终于睿宗文明元年（684）中进士，官麟台正字、右拾遗，曾随军至西北边塞和东征契丹。陈子昂是具有进步思想的封建知识分子，积极要求进行政治改革，要求统治者“顺黎民之愿”，提出“选贤任能”、“明讼息刑”、“藉田养蚕”等一系列积极建议，反对武则天统治时期强加于人民的沉重徭役和不合理的兵役制度。他的政治主张不为武则天采纳，反而受到排挤打击，郁郁不得志，遂辞职回乡。当地县令受武三思的指使，将他诬陷下狱，迫害致死，年仅四十二岁。
文如其人。陈子昂在文学上一如其人品，他被后世誉为“诗骨陈子昂”。
陈子昂在初唐文学革新中主要作出了两个方面的贡献：一个方面是在理论上倡导革新，另一个方面是在创作上实践了自己的革新主张。
陈子昂的文学革新理论集中在他的《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这篇短序是陈子昂诗文理论的总纲领，其主要内容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陈子昂尖锐的批判了建安、正始以后至初唐以来“文章道弊”的总倾向。他认为缺乏“风骨”的形式主义文风自晋宋直到唐初，已有近“五百年”的历史，积弊已久，要彻底改革决非易事，其中尤以“齐梁间诗”更为严重。他把这种文风特点归纳为
“逶迤颓靡”，“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
即一味追求华丽的辞藻，堆砌大量的典故，导致徒具浮华的外在形式而缺乏充实的社会内容。他的上述批判，正切中当时文坛弊病。
第二，陈子昂倡导“汉魏风骨”和“风雅兴寄”，竭力改变绮靡文风，强调诗文必须反映社会现实，反映真实的思想感情。他的“风骨”和“兴寄”说可谓是卓识独具。“风骨”从美学的角度着眼，要求文学的思想内容劲健刚直，感情浓烈昂扬，并辅之以直率有力的语言和抑扬顿挫的音韵。“兴寄”是从创作目的着眼，要求有感而发，有所寄托，使诗歌进一步消除无病呻吟的弊病。
陈子昂的上述主张，为盛唐诗歌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对整个唐代诗人都有启发和影响，所以韩愈称赞他
“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
另一方面，陈子昂在创作上写出了不少反映现实、刚健雄奇的诗文。他的诗篇“首倡高雅冲淡之音，一扫六朝之纤弱”，在初唐诗坛独树一帜。
陈子昂的《感遇》诗三十八首内容丰富，有不少是讽刺时政、批判现实和表现个人政治上的失意之作。象第十九首（“圣人不利己，忧济在元元。……”）就是针对武则天大造佛寺，穷竭人民物力的行径提出的严肃批评。第二十九首（“丁亥岁云暮”）直接揭露朝廷无端对羌人用兵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他的《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七首和《登幽州台歌》是他随军东征契丹期间，有感于历史上燕昭王与乐毅之故事，抒发自己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悲愤之情，从中可以看到一个忧国忧民而又生不逢时的封建知识分子形象。
《登幽州台歌》虽然只有四句诗，却极尽慷慨激昂，悲歌豪迈，苍凉浑茫，遒劲有力。它被人誉为齐梁以来两百多年中没有听到过的洪钟巨响。
总之，陈子昂扛起诗文革新的大旗，开拓一代文风的功绩是巨大的，所以元好问说：
“论功若准平吴例，合著黄金铸子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