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故居
在《三字經》中有這樣一段“昔孟母,擇鄰處。子不學,斷機杼”，描寫的是孟母三遷辛苦育子的故事，孟母所教之子正是日後成為儒家學派“亞聖”的孟子。也正是孟母的諄諄教導，讓孟子“吾善養吾浩然正氣”，立志做一個頂天立地的大丈夫，那就是“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從而一生為天下謀，宣傳自己的學說，“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做到了“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繼而實現人生價值。筆者站在鄒城孟廟的“母教一人”碑前，為這位偉大的母親教育出一位繼往開來的聖人而肅然起敬。
孟子一生追求士人的氣節，“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生而取義者也”，“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因此他強調做事做人的原則，他是這麼說的，也是這麼做的。我們今天讀《孟子》，會覺得他非常有個性，這就是活生生的孟子。孟子在寓居宋國時，所做的幾件事情，也正彰顯了他的這種個性。
不拜宋王惹質疑 枉尺直尋勿可為
孟子在宋國，先後見了宋臣戴不勝、戴盈之，他們將孟子的意見是否轉達宋王偃，我們不得而知。但是宋王偃既沒有登門求教來見孟子，也沒有禮請召見孟子，卻是事實。此時孟子何去何從，是主動謁見宋王，還是不見宋王？孟子選擇了後者。辛辛苦苦、風塵僕僕來到宋國，弟子們對於孟子不去見宋王很不理解。孟子高足公孫丑、萬章代表其他弟子問他：“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滕文公下》《孟子·萬章下》）另外一名弟子陳代也對孟子說：“您不去謁見諸侯，似乎只是拘泥於小節；如果現在謁見一下，大則憑藉他們可以推行仁政，小則可以讓他們稱霸諸侯。況且《志》書上說：‘彎曲著一尺長，伸展開來八尺長’（即成語“枉尺直尋”），似乎是可以這樣以屈求伸的吧，也值得去做啊。”
對於三人的詢問，孟子並沒有直接作答，而是避開話鋒談起了古禮、古事。對於公孫丑、萬章，他闡述了士人氣節修養當“不為臣不見”，即如果不是諸侯的臣子就不應當主動謁見諸侯，這才合乎“禮”。但是雖然不是諸侯之臣，如果君王禮賢下士前來登門求教，當然還是可以見的。否則便是獻媚。他以段幹木和洩柳不見國君、孔子不見陽貨的實例進行了闡述。對於陳代的詢問，孟子舉了虞人、王良兩個事例，表明自己不主動進見諸侯是為了堅守禮義，強調“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的道理。在孟子看來，社會上各階層的人的交際，都應有一定的規則（即“禮”），君主對士人必須待之以禮而不是頤指氣使，否則就不利於實行仁政。
通過擺事實、講道理，孟子認為自己不見宋王偃，既不是宋王來見，自己耍大牌避而不見；也不是宋王送來禮物，自己拒不接受，而是宋王本人沒有見自己的誠意，也沒有實行仁政的真心。孟子和宋王志趣不合，如果勉強自己與一個志趣不合的人接交往來，一面強裝笑顏，一面又滿心羞愧，這不是君子之道，做人要內外如一。孟子已經認清了宋王的真面目，他寧可失去從政的機會，也不願意屈尊以求，顯示了儒家學者在禮義氣節等原則問題上決不讓步的堅定立場。
受贈有道稱君子 禁忌貨取失氣節
基於對宋王偃實施仁政的失望，孟子看到不能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決定離開宋國返回故鄉鄒國。臨行前，宋王送來了七十鎰金作為盤纏，孟子沒有推辭就接受了。路過薛地時，薛地的長官送來了五十鎰金用來購買防身的武器，孟子也沒有推辭就接受了。這時，孟子的弟子覺得很奇怪，因為來宋之前離開齊國時，齊君曾經送了一百鎰上等金，老師都沒有接受，現在反倒接受宋、薛送來的七十鎰金、五十鎰金，為什麼呢？其弟子陳臻認為老師的做法中，一定有一個是錯的：“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即成語“二者必居其一”，《孟子·公孫丑下》）他認為都是別國君主送來的錢，為什麼有的就接受，有的就拒絕呢？如果拒絕齊君贈與的錢財是正確的，那麼老師也應該拒絕宋王、薛君的饋贈；如果宋王、薛君贈與的錢財接受是正確的，那麼老師也應該接受齊王的饋贈啊。兩種相反的行為只能有一種是正確的，不可能都對，這樣就在邏輯上把孟子逼到了兩難的境地。而出乎意料的是，孟子竟然回答道：這兩種做法都沒有錯。
孟子耐心地向弟子們解釋，宋王送來七十鎰金時，說這是作為盤纏之用的（辭曰‘饋贐’），而遠行在外不能沒有盤纏，理由充分正當，我們怎麼能不接受呢？薛君饋贈五十鎰金時，說這是用來購買防身武器的（辭曰‘為兵饋之’），而我們後面將要走的路確實險象環生，為防不測需要買些武器防身，饋贈的理由同樣充分正當，我們怎麼能不接受呢？而齊王派人送來一百鎰上等金時，什麼理由都沒有，如果接受了這種毫無理由饋贈而來的錢，就等於收受賄賂被齊王用金錢收買了，哪有君子可以拿錢收買的呢？（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孟子在這裡教導弟子，接受別人饋贈的錢財禮物要合乎道義，即使少也應該接受；如果不合道義，即使多也斷然拒絕。孟子曾坦言說：“富貴，人之所欲也。”(《孟子·萬章上》)但不以其道得之則不受，此即君子愛財取之有道。
路遇宋牼論罷兵 去利懷義向和平
在孟子師生離開宋國周遊其它國家的途中，於石丘遇到了當時非常著名的宋國思想家宋牼（即宋鈃，又作宋榮子）。孟子看到宋牼，非常尊敬地問他：“先生準備去哪裡?”宋牼說：“聽說秦楚兩國交戰，我準備去見楚王，勸他罷兵。楚王要是不聽，我就去見秦王，勸他罷兵。兩個君王當中，我總會勸說通一個。”孟子問：“你準備怎樣勸說他們呢？”宋牼說：“我將告訴他們，交戰是很不利的。”（我將言其不利也）即向雙方闡明交兵所產生的不利因素，以及交戰各自帶來的不利後果，從而使他們能夠各自收兵。
孟子聽宋牼言說後極力反對，認為“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孟子·告子下》），這是因為若以“利”說服秦楚之王，那麼秦楚之王罷兵的動機是出於“利”，如果用利害關係去換得一時的和平，早晚也會失去和平，而且會把人們引向求利之路。他指出君臣、父子、兄弟相互之間若是唯利是求、以利相對，這樣的國家遲早要走向滅亡。孟子進而表明自己的觀點，認為勸說秦楚罷兵的上佳方式應當是講求仁義，“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孟子·告子下》）。秦楚若出於仁義而罷兵，人們深切感受到仁義的巨大魅力，受其感召而心向仁義，“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即成語“去利懷義”）。這樣還不能夠使天下歸服的是沒有的，何必還要去談“利”呢？這也是孟子的義利觀。
在孟子看來，和平是很重要的，他也非常支持宋牼維護和平的行為。他認為和平的前提是仁義，而不是利害關係。但是在其所處的群雄紛爭的戰國時代，以仁義為前提的和平只能是一種理想，正如以仁義為前提的戰爭只能是一種理想一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