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降和赴死守国,后者不值得吗?

公元1278年12月,右丞相文天祥沦为元军的阶下囚,第二年二月初六,

涯山的风很冷,吹皱了左丞相陆秀夫的袖摆,吹寒了陆秀夫的卫国之心,泪落满襟之下,他背起幼帝赵昺一起沉入大海之中,数十万官民紧随其后慷慨赴死。

同年,文天祥弟弟文璧却向元投降,而公元1283年1月;文天祥拒绝忽必烈的亲自招降,为自己坚守的忠义而死,他的死,值得吗?


靖康之难,涯山之痛

回顾宋朝的历史脉络,公元1127年的靖康之耻给宋朝烙下深深的耻辱之印,皇帝、贵妃、朝臣都成为金人的笼中囚徒,肆意践踏,百姓也如同乱世荒草,成为金人的足下之泥。

这段历史惨烈而黑暗,深深铭刻在每一位宋时有志之士的血液之中,岳飞词曰:“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投降和赴死守国,后者不值得吗?


这耻辱曾鞭笞着宋朝的脊梁,靠着这股气,宋人南渡衣冠,苦苦支撑了152年,熬死了金人,然而偏居一隅的安逸却化为毒瘤,渐渐成了掏空自己家底的催命符。

作为北宋的继承者,前期经济极为发达的南宋捏着鼻子向金朝上供,没想到外敌虽狠却可抗,内患温和却催命。南宋也沉沦于宋朝积贫积弱的陈年旧疾,最后在元兵的铁蹄下一溃再溃。

  • 国家沦亡已经成为定势,怎么办?

贵为太妃的杨氏已经感到末路将降,她垂帘听政,姿态却低到尘埃里,对百官自称为奴,已然陷入绝望的深渊。

昏聩的宋度宗赵禥已死,此时大批臣民流亡海滨,人心惶惶,群心涣散。

不同的人做出了自己不同的选择,大儒名士如许衡、吴澄等人归降了元朝,像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等人则坚持鼓舞士气,坚守到最后为宋朝殉节。

蒋一葵在《尧山堂外纪》中记载当时的人对这件事的看法:擎天者,文天祥。捧日者,陆秀夫。可以看出,那时的人对文天祥和陆秀夫的忠义持一种极为钦佩与赞扬的态度,这样的看法放到今天也不过时。

投降和赴死守国,后者不值得吗?


有了这样忠义至极的参照物,文天祥的弟弟文璧就成了反面教材,他不仅主动打开自己镇守的惠州城门,在朝代更换中保全了性命,后来还被朝廷征召为官吏,从宋朝臣子摇身一变元朝顺臣。

元朝就有人写诗讥讽文璧:“江南见说好溪山,兄也难时弟也难。可惜梅花有心事,南枝向暖北枝寒。

“溪山”两个字暗含了文天祥与文璧的号,文天祥号文山,文壁号文溪,“溪山”就是指他们两兄弟。当时战乱,文天祥与文璧一个在南一个在北,因此诗人所写的南枝北枝也指代二人。

人人称赞的兄弟俩都遭逢时局混乱,哥哥坚守忠义,弟弟舍义取生弯下脊梁,在当时,文璧赢了性命与官运,却永远失去了名誉。

  • 文璧是否因此该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答案却是一个否字!


忠义与孝道,孰轻孰重?

老话说:自古忠孝不能两全,这话虽然老,但从来没有过时。

20岁的文天祥参加殿试高中状元,19岁的文璧却不顾三年苦读来的成果,临门一脚放弃殿试,只因为父亲病重需要人照顾,之后再等三年重考中了进士。这是他人生的开端,却也奠定了他后半生的基调。

公元1275年,文天祥全身心投入抗元,身为长兄却无暇看护家庭,他们的祖母刘氏去世,38岁的文璧承担起责任,安慰着伤心的母亲,将祖母的灵柩送回了富川的老家安葬。

公元1276年,南宋国运大势已去,这一年出使元军的文天祥被俘,江西失守,文璧赶来寻回因战乱失散的一家人,将他们接到自己驻守的惠州。

投降和赴死守国,后者不值得吗?

公元1278年,这是文天祥感到万分悲痛的一年,他一直在失去,失去母亲,失去长子,失去幼子,他注视着黑云压成般凶猛的元军,在帐中无声落泪。“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

世界大雨滂沱,他独坐中央,四壁透风。这时文璧不言不语安排好了家中的一切事情,主动将自己的次子过继给大哥文天祥。读到弟弟文璧送来的书信,文天祥是什么样的心情我不得而知,但扪心自问,文天祥在外御辱值得敬佩,文璧在家尽责尽孝又何尝不能担得一个敬字呢?

作为兄弟,一岁之差,数十年的相处,文天祥对弟弟十分了解。

文天祥被俘后不久,元军攻至惠州,文璧没有抵挡,大大方方的打开了城门,就此归降。

文天祥是否得知了弟弟文璧归降这件事呢?答案是,知道。

文璧在他被押送到元首都的路途中去见了他,说了些什么,我们可以推测出来:告知文天祥家中情况,两人对个人的安排商谈一番。

文天祥的一首诗这样评价了此事:江上梅花都自好,莫分枝北与枝南。

出乎意料,忠肝义胆的文天祥并没有斥责文璧的选择,反而在为文璧说好话。

文天祥其实清楚的知道自己的抵抗在南宋已经末路的境遇中是困兽之斗,他清楚的看到了君主已逝,国破无人可逆的局面。然而文天祥、陆秀夫这样的人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们是明白人,明白地守道卫道,明白地为道而死。

投降和赴死守国,后者不值得吗?


鲁迅说:真正的勇士,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我想,说的就是像文天祥这样的人吧!

他坚守自己的道义在忠,也明白文璧的道义在孝,这二者择一,必然会对另一方有所亏欠。因此文天祥或许陷入过对世事无奈的情绪之中,但我想,他绝对没有对文璧产生过怒其不争的情绪。

“我以忠死,仲以孝仕,季也其隐。”文天祥这句话已经将当时他与文璧商量的事情展露而出,他已经决定以身殉国,而弟弟文璧与文璋也决定好了自己要走的路。


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

有人顺从为前途,有人顺从为他人。有时候,不豁出性命也是一种伟大,忍辱负重,不求闻达于诸侯,仅全孝心与兄长责任。

《宋史》家铉翁传载:“文天祥女弟坐兄故,系奚官,铉翁倾橐中装赎出之,以归其兄璧。”文璧选择归顺,承担千载骂名,抛弃名声如同多年前抛弃功名一样,他选择保全家人安危与性命,奔波劳碌只为赎回被充为官奴的妹妹。

身为兄长,他无愧于心。刘岳申在《广西宣慰文公墓志铭》记载:“方孙氏妹母子俱北……而后得与俱还。彭氏妹病蠃……夫家破亡得免,则养之终身。经纪其季璋,食其伯指……固其从弟妹之贫病与其丧葬,养妻母杜及其奶母,荐其兄子南翁,官至大社令、丞郡,又教养其子维、斗。”文天祥在在撑开护佑南宋天下大家的大伞,文璧在内撑开护佑文家一大家子的大伞,“忠孝不能两全”,文家兄弟各占其一,合为忠孝两全!

值得一提的是,文璧的投降与抗日时投敌的伪军与汉奸有着本质区别,他的顺从不是在国家危难之时,而是在所君主与朝廷都化为乌有之际。不顺,所驻守城池的百姓都将成为元军刀下亡魂,只是螳臂当车的消耗性行为,文璧不可能选择长兄文天祥的道路。

投降和赴死守国,后者不值得吗?


献城之后,文璧在忽必烈去打仗之际,辞官带着一大家人回了老家江西,他何尝不是做了就此归隐的打算?

要当好保全宗族的亡国之臣并不好做,元朝统治者是外来者,他们要想统治好中国这片土地,必然要重视本土的教化之道,于是笼络像文璧这样的汉族士大夫势在必行,于是文璧又被征召去做官。

  • 写出《陈情表》的李密或许也能体会这种纠葛情感,他曾是蜀汉的亡国官员却被西晋征召做官,推脱哪能推脱呢?

刘岳申的《广西宣慰文公墓志铭》记载:念广民兵后疮残,凡可以救民于水火与衣冠于涂炭者,尽心焉。既然已经决定放弃忠烈而选择孝道,再矜矜业业为这片南宋故土上的百姓做些实事吧!


各有各道,值得不值得只在人心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你眼前的花或许只有这么一朵,但你看到的花不是别人眼中的花,你的道也不是别人的道,因此说,各有各道,值不值得只在人心。

小时候看见完美两个字,总觉得这是一种现实中普遍具有的东西,长大后才知道,完美不是有的东西,而是一种需要不断追求却永远无法企及的东西。

投降和赴死守国,后者不值得吗?

在忠义之士的眼中,文天祥已经足够完美,他“一片丹心照汗青”,史书上刻画着他的忠骨,人们口口相传着他的大义。然而在至孝爱家之士看来,文天祥却一点也不合格,他的一生缺席于父母之丧,缺席于子女丧,缺席于弟妹之难,他是兄长,却在选择忠烈那一刻永远的缺席了这一角色。

倘若发问于他,文天祥或许会吐露遗憾与愧疚,但他却不会因此改志。同样,选择孝道与兄长责任的文璧也不会更改自己的抉择,他们的决定经过深思熟虑,他们选择了自己内心最真实的道义。

做出这个决定是万分艰难的,坚决执行是需要承受心灵上受烈火炙烤的痛苦的,最终完全成就自己的道义,身在乱流,心却不乱,这难能可贵,因此这样的人或被称为忠烈,或被称为名士。

因此,文璧的“顺”值得,文天祥的“忠”也值得,因为他们都遵从了自己的本意。

“子非鱼焉知鱼之乐”,“宁生而曳尾涂中”。


分享到: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