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騰訊研究院“國家數字競爭力論壇”邀請多位高級別經濟專家，圍繞“大道至簡：數字化轉型的頂層設計與底層邏輯”主題進行了深入研討，以尋求對數字化轉型的戰略意義、發展思路和底層邏輯等若干核心問題進行深入思考和理論解答。吳敬璉、李鐵等多位經濟學家表示，數字化轉型未來將在我國經濟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數據要素的正確應用，關鍵在於如何把新的技術創新變成改善供給側效率的動力；同時，外部環境變化讓中國數字經濟的發展面臨著較大的不確定性，需要學界和政策制定者長期研究關注、科學應對。 以下為採訪實錄： 騰訊研究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張雪琴：從宏觀經濟視野來看，數字化轉型浪潮在推動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經濟高質量發展和國家數字競爭力提升、重塑未來中國乃至全球經濟新版圖方面將產生什麼樣的重要價值和深遠影響？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供給側改革重點是改革不是調結構。最近中央連發文件，要推進改革，但地方上也有人關心討論的不是改革，而是如何才能增加需求，包括加大投資，這些都還只是在考慮需求側的問題。只關心需求側，一定會導致新的問題。以消費券為例，僅是一定程度解決短期問題。 此外，供給側改革的“三去一降一補”，後來變成了直接用行政手段調結構。結果短期內是對大企業很有幫助，比如國有鋼鐵、煤炭企業收入大增，但造成的問題是中小企業生存困難，企業職工收入無法提高。 因此，大家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解還是存在很大的誤區。結構性改革不是調結構，是市場化改革、法制化改革，改革以後提高效率，效率背後也是市場積極性的問題。我認為還是要警惕把供給側改革混談為調結構。 數據要素要正確應用。如果應用的好，會對提高生產效率的提升有幫助，關鍵在於如何把新的技術創新變成改善供給側的效率的動力。包括新基建，政府如果用錢能用在新基建方面，對於恢復生產來說，是相對好的選擇。對中小企業、對傳統行業轉型升級，會起到積極的作用。 此外，中國數字化的發展戰略不僅要看國內格局，還要看國際格局。 中國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首席經濟學家李鐵：我們發現，在這次疫情阻擊戰中，那麼多城市政府修建的數據中心並沒有發揮太大的作用。而三大通訊公司的手機信令數據的應用，通過健康碼認證和行程軌跡查詢就可以充分掌握人口流動的軌跡信息，為科學防疫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原因在於海量的數據。美團、滴滴等各種基於互聯網運營的平臺公司也是充分利用了現有的數據資源，在建立了自己的經營模式後，形成了新的數據源。所以，應該充分發揮擁有海量數據源公司的作用，嘗試如何通過這些公司提供免費服務，建立服務平臺，才是支持中小微企業數據化轉型的關鍵。而對於這些數據平臺公司來說，開展各項服務，等於也為自己開闢了新的市場機會。 廣發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沈明高：我國經濟已經進入了“雙轉型”階段。一方面，自身的發展階段正從高速增長向高質量發展轉型；另一方面，與全球一樣，數字化推動傳統經濟向數字經濟轉型。“雙轉型”疊加是挑戰更是機會，從速度向質量轉變意味著增長速度放慢，但數字經濟將為轉型帶來全新的動力和機會。 數字經濟的核心是數據、數字技術和數字化平臺，包括產品、服務和鏈接的數字化，以及互聯網和數字技術支持的所有經濟活動。相對於傳統經濟而言，數字經濟提供了新的成本解決方案、新的業態可能和新的競爭力源泉。 從宏觀的角度看，數字經濟主要表現為規模經濟。從供給側來看，規模經濟一個最基本的特點是隨著產量或服務客戶人數的增加，單位成本下降，這個成本包括固定成本與可變成本。數字經濟的一個基本特徵是，多生產一個單位的產品或多服務一個客戶的邊際成本往往為零或接近零，因而具有強大的規模經濟優勢。當然，在其他一些情況下，數字經濟也幫助去規模經濟，即降低個性化產品、服務和解決方案的成本，使其成為可能。從需求側來看，市場需求規模越大，具有規模經濟優勢的經濟、行業和企業的發展空間就更大，這就是規模紅利。市場需求規模包括數量（如人數）和質量（如收入水平）。 因此，規模經濟從根本上決定了美國和中國的數字競爭實力。全球最大的互聯網企業主要來自美國和中國就是一個例證，只是這才是數字經濟的開始，未來會更加滲透到傳統經濟的每個角落。數字經濟領域的G2（兩國集團）格局將逐步形成。不僅僅從數字經濟的角度看如此，從全球低利率的角度看也是如此。未來美元資產和人民幣資產誰能提供相對較高的資產回報率，誰的配置價值就越高，人民幣資產的崛起將與美元資產形成競爭，構成G2格局的一部分。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沈豔：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討論數字化轉型的價值意義重大。與2003年非典疫情相比，我國經濟最大的不同是大數據、人工智能、5G等新技術支持的數字經濟和數字金融的興起和快速發展。 比如，從數字金融發展的角度看，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的研究發現，數字金融在為個人和小企業提供融資渠道方面能夠發揮重要作用。數字支付可以促進創業和收入增長，特別是顯著提高農業家庭和從事個體經營家庭的收入、提高家庭抗風險的能力。本次疫情中，網絡信貸機構利用大數據風控能力能夠快速反應，在不降低信貸審核標準的情況下，更有能力滿足借款人的額外信貸需求，發揮了“金融穩定器”的作用，是傳統銀行的有益互補。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指出，要“發展工業互聯網，推進智能製造。電商網購、在線服務等新業態在抗疫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要繼續出臺支持政策，全面推進‘互聯網+’，打造數字經濟新優勢。”由此可見，數字化轉型已經達到提升國家全球競爭力的戰略高度，未來將在我國經濟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騰訊研究院首席經濟學顧問吳緒亮：新冠肺炎疫情為各行各業的數字化轉型浪潮按下了快進鍵，以數字經濟為代表的新動能在對沖不確定性方面展現出巨大的發展潛力，通過數字技術增強國民經濟的韌性已經成為未來發展的共識和方向。 十八世紀中後葉人類進入“蒸汽時代”，十九世紀迎來電力技術革命，二十世紀迎來信息技術革命，而當前二十一世紀正迎來以互聯網、雲計算、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為核心的新一輪技術和產業變革的浪潮，發展時機百年一遇。從蒸汽機到電力，從信息技術到數字技術，它們共同的特徵就是均為通用目的技術，通過賦能經濟社會的每一個角落來推動變革與增長。中國因為種種緣由而錯失前三次浪潮，並留下“李約瑟之謎”這樣深重的歷史遺憾。 面對這一輪數字技術變革，我們具備很好的數字基礎設施和消費互聯網發展基礎，擁有一批世界領先的互聯網科技公司和獨角獸創新企業，並且植根於這片規模龐大、充滿活力且迫切尋求變革的經濟土壤。如何深刻把握通用技術擴散的規律，以雲計算和產業互聯網的發展為突破口，加速推動傳統產業的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轉型，在已經展開的國家數字競爭力競賽中贏得先機，這對於中國經濟的新舊動能轉換、高質量發展和未來經濟新版圖的重塑均具有極為關鍵的戰略意義。 張雪琴：從政府角度來說，中央和地方政府如何進行數字化轉型的頂層設計？在此過程中如何釐清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的關係，如何通過有效的機制設計來推動資源有效配置和釋放科技及商業創新活力？ 吳敬璉：機制問題並不難，最近中央連發兩個文件強調改革，強調了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是要彌補市場失靈。如果能夠真正讓大家認真的去貫徹，問題不大，經過40年改革，這個基礎已經相當的雄厚了。對於企業的發展，中央已經多次下發文件了，按照競爭中性的原則，平等競爭、平等取得生產要素，公平競爭。雖然現在面臨困難，但大家只要共同面對，定可共渡難關。 沈明高：隨著數字經濟時代的到來，數據已經成為新型生產要素。數字立法應該是數字化轉型頂層設計的核心內容，數據作為生產要素，就必然要求產權清晰、公平競爭、市場化配置。在立法的基礎上，設立數字監督管理局，切實保障各方的權利和責任。 數字立法應該從以下方面入手： 第一，數據標準化。數據標準化是數據化的基礎，將碎片化的、不定時的、非標準化的數據集成為完整、動態和標準化的數據產品，可以提升數據價值，包括數據使用和計算的價值。 第二，數據安全。企業要進行數字化轉型，本身就是數據的生產者，確保數據安全，是數據完整性和可靠性的前提。 第三，數字產權。集成後的數據具有很高的商業價值，但這些數據來自不同的提供者，包括企業和個人，建立和保護數字產權，是數據資本化的必要條件。 第四，數據公平。加強數據競爭，所有市場參與者在一定的條件下平等使用數據，是數據要素市場化的基本要求。 沈豔：對於政府和市場的關係：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同時要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決不能不克服市場的盲目性，也不能回到計劃經濟的老路上去。 林毅夫教授構建的新結構經濟學認為，經濟的良好運行既需要市場競爭來提供準確的價格信號和激勵機制引導資源的配置，也需要政府克服經濟運行、結構轉型升級中不可避免會出現的各種市場失靈，主張“市場有效以政府有為為前提，政府有為以市場有效為依歸”。我國數字化轉型的頂層設計應採取上述闡釋為基本原則。 對發達國家已經有比較成熟的經驗可以借鑑的部分數字化轉型，可以交由市場機制主導、政府負責制定清晰規則並完善監督機制；對於我國已經走在世界前沿的部分數字化轉型，則需要採取容許政府和企業更多互動的機制，儘快發現轉型機制和模式是否具有可持續性。這一點，2019年底以來人民銀行開始推動的金融科技創新監管試點和即將推動的央行數字貨幣試點等，都為其他行業數字化轉型的頂層設計提供了可供參考的經驗。 李鐵：有關部門提出了推進中小微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有關政策，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各類企業和平臺躍躍欲試，準備探索新的模式，幫助中小微企業獲得未來的發展機會。從經濟學角度看，對於只擁有有限數據量的中小微企業來說，無論是從人才儲備，還是從研發投入，或者從有限的數據規模來說，中小微企業那點微薄的利潤都不能夠支撐其需要承擔的成本，投入和產出完全不能匹配。因此可以明確地說，讓中小微企業自身來完成數據化的轉型應該是十分困難的。是不是通過新建的政府平臺或者第三方平臺就可以解決中小微企業發展的問題呢？還是要按照市場化的經濟規律來分析。 吳緒亮：中國經濟社會的數字化轉型升級事關全局，具有戰略意義，因此需要進行統籌規劃和頂層設計。目前國家雖然從新基建、數據要素、上雲用數賦智、數字化轉型夥伴行動等角度進行了政策佈局，但是關於農業、製造業、能源、服務業和社會治理等領域的數字化轉型依然存在各自為陣的局面，各部門多頭推進，缺乏頂層設計和整體統籌，重複建設、標準不統一、共性技術平臺無法複用等問題越來越突出。 2020年全國兩會，馬化騰先生提交的《關於加快制定產業互聯網國家戰略，壯大數字經濟的建議》，就明確提出要加強頂層設計，由宏觀綜合管理部門牽頭制定產業互聯網國家戰略。這對於推動資源有效配置和釋放科技及商業創新活力具有重要意義。我認為，在產業互聯網國家戰略制訂過程中，最重要的是需要釐清有為政府與有效市場的關係，基本準則就是涉及公共品和準公共品等市場失靈的領域需要公共政策支持，除此之外都應該交給市場力量來配置資源和創新發展。 張雪琴：從企業角度來說，各行各業進行數字化轉型時必須遵循的經濟學底層邏輯和商業模式有哪些？ 沈明高：從企業的角度來看，數字化轉型的底層邏輯是更便捷、更多選擇，併為企業帶來更高的價值。數字經濟具有規模優勢，具體體現為交易成本的下降，催生新業態；數據作為新型生產要素，可以成為新的競爭力源泉；個性化解決方案，不同於傳統經濟學意義上的定價歧視，而是以個性化、差異化為基礎。新的商業模式將圍繞以下幾個方面展開： 第一，更低的成本。數字化，可大幅降低交易成本，包括搜尋、重複/複製、傳輸、分享、核實和追蹤的成本，使得大規模計算以及以計算為基礎的人工智能的發展成為可能。 第二，去中介化。交易成本的下降、鏈接方式的改變，將使得企業和各類組織更加專業化、扁平化和平臺化。隨著區塊鏈技術等的發展，企業與企業之間的聯繫將更加直接。去中介化，可以減少中間環節，提高交易效率。 第三，提升數字競爭力。從微觀的角度看，數字經濟將有助於解決經濟學中普遍存在的信息不對稱和逆向選擇難題，是數字競爭力的核心源泉。信息對稱性的改善，將改變營銷、廣告、包裝、品牌和產品設計等方面的實踐，提升整個經濟的生產率水平和社會福利水平。 沈豔：我認為企業進行數字化轉型時要注意三點：第一，需要花大力氣認清數字化轉型某個業務模式在中國的可行性，對一種新的數字化轉型模式要保持冷靜清醒的頭腦，如果自己沒有完全理解該模式可以成功的真實原因，就要採取謹慎態度。 第二，如果對於行業來說新的數字化模式有可行性，那麼本企業在數字化轉型過程中有哪些核心戰略優勢，根據自己的優勢選擇在業務模式的前端、中端還是後端佈局，不能因為同行其他企業轉型做自己不熟悉的業務反而賺了快錢而亂了陣腳。 第三，認真解讀監管部門對於行業發展未來態勢的表態，不要相信“法不責眾”而存在僥倖心理，鋌而走險去做明知監管者不會認同的業務模式。 李鐵：經濟學意義上，數據只有形成了海量規模後，才可以發揮無限的潛力，這也是大數據存在的意義。影響中小微企業和所有用戶的海量數據規模，並不在中小微企業手裡，而是在互聯網平臺公司手中。因此，解決中小微企業數字化轉型難題的根本不在於中小微企業，而在於擁有龐大數據的互聯網平臺公司。這些公司過於專業化經營反而可能忽視了數據服務能力，原因在於數據供給沒有針對需求，無論是對政府的服務，還是對企業和用戶的服務。其實，有關部門頒發的政策等於給這些互聯網平臺公司提了一個醒，這些數據未來可利用的空間，在扶持中小微企業發展方面可以發揮巨大的作用。這些作用是那些不具備海量數據資源的公司所不具備的，因為他們沒有數據源。 從這個意義看，針對中小微企業要對症下藥，發揮擁有海量數據的互聯網公司的作用，把長期沉澱的信息充分利用起來。例如，支持這些公司建立各類服務平臺，或者利用這些公司數據支持平臺建設。如果可能的話，給這些公司的數據平臺政策支持的同時，要求他們向中小微企業提供無償的信息服務。 吳緒亮：在進行數字化轉型的時候，需要把握的規律性東西至少包括： 其一，對於商業模式的判斷，一定要回到最基本的成本與收益分析，只有根據不斷變化的內外部條件去尋找到最優均衡點的資源組織方式才是最優的商業模式。數字化轉型成功與否，歸根到底還是要看轉型所帶來的成本與收益結構的變化，特別是資源要素稟賦相對價格的變動。比如，製造業和農業哪個轉型更容易？很多人可能認為製造業更容易，因為其信息化程度高，但實踐中有時候早期的信息化基礎反而有可能進一步數字化、網絡化和智能化的鉅額成本，而農業這樣從零開始的領域，如果遇到一個完美的技術與商業匹配，甚至可能呈現爆發式增長。 其二，不管是什麼商業模式，能持續產生收益、持續形成核心競爭力的就是好模式，千萬不可不明就裡地拘泥於一個所謂的“鐵律”。真正的“鐵律”，必須有一個明晰的“鐵理”。 其三，關鍵要素的共享複用所帶來的範圍經濟對於企業數字化發展至關重要。這些關鍵要素可能包括流量、算法及其所依賴的工程師人才、計算能力、數據等等，具體哪些要素能產生足夠的範圍經濟，需要在不同的應用場景實踐中探索。 其四，回溯歷史可以更好地預測未來行業變化的機遇。關於數字化商業模式的很多爭論，到底是真規律還是偽命題，可以通過回溯中國1994年以來的互聯網行業發展歷史和經典案例的方法來進行檢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