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猪仔
在我的印象中，八十年代的农村，生活要比城里好过。因为农村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种地可以吃饱饭。此外，农民可以搞各种副业，收入的来源增加了，养猪当然是其中之一。我家里也养猪，猪圈就在灶屋旁边，隔着一条小弄。猪圈里有一头黑黑的老母猪，好像存在过好几年。喂猪用的饲料主要是糠，但不知是糠不够，还是要补充维生素的原因，我记得父母经常差派哥哥去河里捞水草，回来拌进糠里，吃得倒挺香。
关于养猪，我记忆中比较热闹的节点就是生猪仔。按现在科学的说法，大概是大人都知道这头猪的预产期吧。所以在生猪仔的前几天，爸爸就会开始做准备工作。要不要打扫猪圈，我不记得，但肯定是要拉电线，支一盏电灯。那是一盏在黑夜里迎接新生命的灯，一盏在寒冷中给人以温暖和希望的灯。还要就是约好一个人，到时候请人家帮忙一同接生。
不知为何，关于生猪仔的记忆都是在夜里，而没有白天，难道这是猪生孩子的规律，还是纯属巧合，或者是我太在意那盏灯。
生猪仔的晚上，是过年过节、婚丧嫁娶、烧羹饭以外难得热闹有趣的晚上。原因有三，一是一窝小猪要降生了，原来冷清又哄臭的猪圈茅房会变得更有人气而热闹，哦不对，是“猪气”。臭味之中融入了一种小猪身上特有的乳香味。二是家里请了人来帮忙，小孩自然地人来疯。三还是因为那盏灯，在乡村空寂凄清惨淡的黑夜里，偶有的灯光使一座古老的猪圈显得那么神秘而又神圣，又让人和猪都感受了世间点点的暖意。这或许是一个文学幼童独有的意境吧。
一窝小猪出生后，成排挨着母猪的肚子吃奶，让猪显现出和人一样的母爱。以后的日子里，看着小猪们渐渐成大，再看着它们一只只被卖掉，将来又会被送到屠案之上，不免也有点生离死别之感。但是在它们还在吃奶的年纪，已经经历了一次残忍。因为怕小猪的乳牙咬伤母猪的乳头，大人会把小猪的嘴巴撬开，用剪刀把它们牙齿减掉。那撕心裂肺的尖叫，真是一场惊魂记。
萤火虫
我儿子小小年纪，喜欢吹牛。我问他，你见过真的萤火虫吗，话里带有点挑战的味道。他只好认怂。我不禁觉得自己童年是幸运的，因为实实在在见过萤火虫，而且经常见。
记得乡间晴朗的夏夜，虽然也会觉得闷热，但是四周青翠的水稻和河边茂密的芦苇茭白散发着幽幽清香，天空中的繁星向大地布施着点点微光。而萤火虫是星星派向人间的使者，在宅前屋后的竹林里、菜地里，成群游荡。
那时候的夏天，大概是因为用电紧张，乡下是经常停电的。停电当然不能看电视了，小孩们甚是无聊。看到大人点起蜡烛，于是突发奇想，为何不捉一些萤火虫来照明。我们拿出来平时积攒的水果罐头瓶子或者小药瓶，去逮萤火虫。我记得萤火虫最多的地方是竹林，一个个象小星星似的在竹竿间飘来飘去。也许是因为它动作缓慢沉稳，以及它自带光源，目标容易锁定，觉得它比蚊子和苍蝇都要好抓得多。抓了几只放进瓶子，盖好瓶盖，那小小的光源实在是太微弱，于照明无济于事，却是被我们扼杀了几只弱小的生命。那些萤火虫，以牺牲了有限的生命为代价，使我们童年的黑夜里多了一些光芒。
我小时候还看过一部动画片，讲述的是，一只萤火虫冒着暴风雨向河里的小鱼小虾送信，通知它们参加萤火晚会。这只萤火虫还要负责晚会上的照明任务，但是萤灯却在送信过程中被风雨打坏。有一个传说，天上的流星掉到河里，只要衔住它，趁它没有冷却之前按在什么地方，就能永远发亮。于是一群小鱼拼了命地游到流星掉落的地点，衔住它又拼了命地游回来按在了萤火虫的屁股上。结局当然是皆大欢喜，光芒万丈。童话虽然荒诞，却是童年最美丽的幻想。
还有一次，我小学四年级的暑假里，在大姨家里住了几天。大姨是东平林场的林场工人，家住工人公寓，两室户的房子，非常狭小。林场里到处都是水杉树林，树林里游荡着很多萤火虫，我们也抓了几只回来玩。我和表姐表哥挤在一间屋子睡觉，点着蚊香，屋里一只萤火虫陨落了。我这才明白，蚊香不止可以熏杀蚊子。
很多年没有亲眼看见萤火虫，也许是我夏天在乡下呆的时间太短，也许是萤火虫早已被什么药物熏杀殆尽，在乡下绝迹了。不只是萤火虫，据父亲说，那春天到处纷飞的白蝴蝶，也罕见了。
玩小鞭炮
现在的老家已经全面禁止燃放烟花爆竹，但我们小时候炮仗绝对是居家过日子必备良药。从廿四夜放炮开始，除夕放炮，初一放炮，初三放炮，初五放炮，正月十五放炮。过生日放炮、结婚放炮、小孩满十二日放炮、死了人还是要放炮。以上放的都是大炮仗，而挂鞭是我们小孩玩的专利，被称为小炮仗。通常挂鞭很少整串一起放，大概是为了节约吧。一整挂鞭被拆解开来，揣在兜里，拿根纳鞋底的粗棉线做火绳，点燃一个扔一个，可以玩上好一阵子。小炮仗也不是一直都有的玩，通常是在寒假里接近春节的那几天才有。我小时候胆子小，玩小炮仗也是很晚的事了，大概是在上了小学以后才敢点着玩，之前都是远远地看着哥哥们玩。
小炮仗也有很多种玩法。最简单的就是点燃了扔出去，在空中或是着地后炸响，听个声音罢了。有的盖个破搪瓷碗，炸出一个闷雷。有的被埋在土里，露出导火线的头，点燃后破土而出，算是地雷。有的点然后仍到水里，在被水浸湿之前爆开，算是水雷。有的把几个小炮仗用线绑在一起，象是集束手榴弹，模仿战争片中的场景，炸开一块砖，就算是完成一次炸碉堡的任务。搞恶作剧的有把点燃的小炮仗乘骑车人路过的时候扔过去，也有扔到鸡棚里，扔到灶堂里。更要命的是把小炮仗塞到大人的卷烟里。这一大胆的设想我从来没有尝试过，到底有些分寸，我只把火柴塞到过卷烟里。
肉包子
如今天天早上可以在单位食堂吃肉包子，但是在我的童年，那是比较稀有的、上档次的，我们叫肉馒头。在没上学之前，我经常坐在爸爸的自行车上，跟他去镇上办事的时候，享受到肉馒头。那时候的早饭店是国营的，或者是某种集体所有制的单位。上学以后，这种机会反而少了，几乎没有。那就得要靠自己了。
那时候好像很能走，我哥哥带着七八岁的我，可以走到乡镇上，也有三四公里路吧。父母倒也是很放心的，大概那时候也没有那么多车吧。而且交通闭塞，流动人口也少，不怕人贩子拐卖。我们星期天跑到镇上，无非是想买点零食解解馋，我记忆最清楚的还是肉馒头。在一个小房子的窗口，递上粮票和钱，里面的营业员从棉被下面拿出包子，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很快就吃完了，然后在台阶上磨叽半天，等到余味消散殆尽，才狠心离开。
记得在一年级二年级的暑假，爸爸带我们去上海市区。感觉在上海市区吃肉馒头是手到擒来的事情。但有一次，等了很久上桌的汤包，却让我油腻得不能下咽。
以后的几年，一直到去堡镇上初中，肉馒头似乎与我基本绝缘，偶尔的偶尔吃上过一两回。现在的肉包子与童年时的美味比起来，口感差好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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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施春煜，1979年3月出生于崇明马桥公社，后为港沿乡。1991年——1997年就读于民本中学。1997年考入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2003年考入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攻读史学硕士学位。2006年毕业至今，于苏州从事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相关工作，并于苏州成家立业，育有一子一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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