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諸子，百家爭鳴，漢代以降，獨尊儒術。自此儒教成為顯學，配合釋、道，成為我國傳統文化的重要支撐。然而在先秦諸子中，有這樣一家，雖然名不見經傳，其學說歷來也飽受批評，但是即使今天看來，其中所蘊含的理性光輝和思辨張力，卻依然值得我們重視。
那就是名家。名家一派，以惠施和公孫龍為代表。就著作而言，僅有《公孫龍子》之書尚存，而惠施的觀點，多散見於《莊子》。因此公孫龍的地位較惠施更為重要。而且，在形而上學的意義上，公孫龍可以算作是我國的國產柏拉圖。
《莊子》的《秋水》記載，公孫龍稱自己“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眾口之辯。”這裡當然不是《莊子》要誇公孫龍，而是先樹立靶子，再對其進行嘲笑的套路。但是公孫龍的學說的特點及其為人的口才，卻可以從其中窺見一斑，即“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眾口之辯”。
所以名家也稱詭辯家，用我們家鄉話說，就是“愛抬槓”。公孫龍抬槓的著名案例，當屬於“白馬非馬”了。
相傳，當時趙國的馬匹流行烈性傳染病，秦國嚴防瘟疫傳入國內，就在函谷關口貼出告示，禁止趙國馬匹入關。這天，正巧公孫龍騎著白馬來到函谷關。
關吏說，“你人可入關，但馬不能”。
公孫龍辯道：“白馬非馬，怎麼不可以過關？”
關吏說：“白馬是馬”。
公孫龍說：“我公孫龍是龍嗎？”
關吏一愣，但仍堅持說：“按照規定只要是趙國的馬就不能入關，管你是白馬還是黑馬。”
公孫龍微微一笑，道：“‘馬’是指名稱而言，‘白’是指顏色而說，名稱和顏色不是一個概念。‘白馬’這個概念，分開來就是‘白’和‘馬’或‘馬’和‘白’，這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比如說你要馬，給黃馬、黑馬可以，但是如果要白馬，給黑馬、給黃馬就不可以，由此證明‘白馬’和‘馬’不是一回事！所以說白馬非馬。”
關吏越聽越迷糊，被公孫龍這套高談闊論搞得暈頭轉向，被侃暈了，不知該如何對答，無奈只好讓公孫龍騎白馬過關。於是公孫龍的《白馬論》名噪一時。
在公孫龍上述的論證過程中，主要有兩個論點：（為確保論據的真實性，這裡不再以故事中的對話為依據，而以《公孫龍子》中的《白馬論》為依據）
第一，
“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形者非命色也。故曰：白馬非馬。”
這一點是在強調“馬”、“白”、“白”、“馬”內涵的不同。“馬”的內涵是一種動物，“白”的內涵是一種顏色，“白馬”的內涵是一種動物加一種顏色。三者內涵不同，所以白馬非馬。
第二，
“求馬，黃黑馬皆可致。求白馬，黃黑馬不可致。……故黃黑馬一也，而可以應有馬，而不可以應有白馬，是白馬之非馬審矣。”“馬者無去取於色，故黃、黑皆所以應。白馬者，有去取於色，黃、黑馬皆所以色去，故唯白馬獨可以應耳。無去者非有去也。故曰：白馬非馬。”
這裡是強調，“馬”、“白馬”外延的不同。“馬”的外延包括一切馬，不管其顏色的區別。“白馬”的外延只包括白馬，有相應的顏色區別。由於“馬”和“白馬”的外延不同，所以“白馬非馬”。
雖然有這樣的論述，但是“白馬非馬”的結論卻與我們實際的生活經驗是相違背的，問題出在哪裡了呢？其實，問題就出在對“白馬非馬”中的這個“非”字，或者說“白馬是馬”這個“是”字的理解上。
我們平時說“白馬是馬”，其實是在說“白馬屬於馬”，這裡的“是”，是“屬於”的意思。但是公論龍論證“白馬非馬”，並不是在論證“白馬不屬於馬”，而是在論證“白馬不等同於馬”。
讀到這裡，大家可能感覺自己是被騙了，因為公孫龍在不知不覺中偷換了“非”的概念，來跟我們進行抬槓。因此，歷史上許多人一直對名家的這種做法很不屑。比如，《史記太史公自序》載司馬談論六家之言，其中論“名家”曰：
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
這種批評，更多的是一種功利性的價值評判，認為其無助於生產力的解放、社會的安定和人民的生活幸福，因此是無用的，是“治怪說，玩綺詞”，是譁眾取寵。
馮友蘭先生認為，名家的辯者所持有的論調和我們的感覺之所以有所不同，是因為辯者是在用理智觀察世界，而我們是在用感覺觀察世界，理智所見與感覺所見固然不同。另外，研究一種學說，把過多的精力放在對其的價值評判，而非對學說本身的研究之上，顯然是有失偏頗的。
這也提醒我們，對任何一種學說，一定要多方求證，深入查看之後，再做出價值判斷，否則我們將會錯過許多極有價值的知識和智慧。於我個人而言，瞭解名家的意義，恐怕在於，與別人鬥嘴扯皮時，戰敗的次數大為減少。（笑）
關於白馬到底是不是馬的問題到此應該算是結束了。但是人類對於思辨的追求，對於語言的探尋，對於存在的認識，卻永遠不會終結。而我們瞭解過去的意義，或許就在於從古人的位置中，瞭解今人的處境。站在古人的肩膀上，眺望更廣闊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