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精神專論·教育篇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提出“建立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深度融合的技術創新體系”的總體要求，將其作為“完善科技創新體制機制”系列部署中的關鍵環節。黨和國家關於產學研協同創新、深度融合的總體思路基本成形，相關政策導向日益清晰。在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宏偉進程中，產學研協同創新、深度融合正發揮著關鍵作用。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立足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全局，重申黨的十九大報告關於“建立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深度融合的技術創新體系”的總體要求，將其作為“完善科技創新體制機制”系列部署中的關鍵環節，對新時代我國企業、高校、科研院所的協同創新，開創合作共贏新局面，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意義非常重大。
國際國內產學研協同創新的發展路程
產學研協同創新，是企業、高校、科研機構以創新資源共享、優勢互補為基礎，以合作研發、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為原則，組合形成一段時期的利益共同體，共同開展科技創新、推進成果轉化。國內外產學研各方由初期的專項合作，逐漸演進到近期的協同創新及深度融合，概括起來主要有四種路徑。
政府政策引導和搭建平臺。1933年日本成立全國性產學合作研究委員會，1988年發佈《大學技術轉讓促進法》。從1975年起，英國實施鼓勵科技界與產業界合作的系列計劃。1984年美國頒佈《國家合作研究法案》，鼓勵形成科技工業園區、“工業+大學”合作研究中心等模式。韓國產學研京畿地域協議會專項支持“產學協力革新”。
2012年我國啟動“2011協同創新中心”項目，後與“十三五”期間“雙一流”建設項目合併，目前部分省政府引導項目還在抓緊運行（如廣東、江西等）。
行業企業主導多方合作。德國西門子公司與慕尼黑工業大學等高校建立“知識—資本”互換產學研聯盟。芬蘭的企業、大學和研究機構之間形成信息交流和技術交流創新機制。美國扁平化自治型的硅谷創新網絡、北卡羅來納州三角生物科技園等，多數高科技企業均與高校專家和研究團隊密切合作。
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行業部委所屬高校和20世紀90年代後期改革後行業特點突出的高校，均同相關行業企業保持著密切合作、共同研發的關係。
高校為基地吸引企業合作。英國華威大學校企合作，盧森堡大學校銀合作，芬蘭、愛爾蘭、瑞典等國基於一流大學的協同創新網絡，都各具特色。
我國部分高水平研究型大學和各類校際結盟，邀請企業進駐校園設置工程中心、實驗室、工作站等，並在學校周邊或其他地區合辦科技園區，注意與區域內其他科研院所合作。
各方聯手打造區域集群。2007—2013年間，歐盟推動在特定產業和區域中設立由創新實驗室、企業、科研機構和大學共同參與的“創新集群”。我國北京“中關村協同創新計劃”依託園區，彙集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等27所大學、中國科學院30餘家研究所、50家國家級科研機構專項合作；武漢東湖高新區（光谷）建設八大產業園區，集聚42所高校、56個國家及省部級科研院所與企業協同創新。
總體上看，產學研協同創新由淺入深，存在著一個“光譜”：各方達成一般性資源共享協議，實現單個或若干項目合作，開展跨機構多項目協作，設立網絡聯盟，建立戰略聯盟，而建立戰略聯盟將達到深度融合的最高水平。目前，在全球範圍內基本上形成兩大動力，一是政府調控下引導外部需求推動，多見於中國、日本、韓國和多數歐洲國家；二是參與各方主要靠內在利益契約驅動，多見於美國和少數歐洲國家，中國也在起步。其中，產學研各方利益協調至關重要，須依規確認各自權責利邊界，設定風險分擔和利益分配機制。
新時代我國產學研協同創新的政策導向
改革開放初期，我國開始推展產學合作教育，20世紀90年代中期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以來，把建立以企業為主體、產學研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作為國家創新體系建設的重要途徑。進入21世紀以來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按照建設創新型國家的部署，加強原始創新、集成創新和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邁上新的臺階。一般來說，在基礎研究領域的原始創新，高校和科研院所是主力軍，企業有積極參與趨勢；在應用研究領域的集成創新和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企業研發機構是主力軍，高校等跟進。黨的十九大報告新界定的應用基礎研究，作為溝通各研究領域不同創新類別的中間環節，正在成為產學研協同創新的“藍海”。
在宏觀政策層面，黨和國家高度重視產學研合作及其協同創新。2012年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要堅持走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以全球視野謀劃和推動創新，提高原始創新、集成創新和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能力，更加註重協同創新”。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文件要求，“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建立健全鼓勵原始創新、集成創新、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的體制機制，……建立產學研協同創新機制”。2015年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文件提出，“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引導構建產業技術創新聯盟，推動跨領域跨行業協同創新，促進科技與經濟深度融合”。
2016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要求，“明確各類創新主體功能定位，構建政產學研用一體的創新網絡”。此後《國家教育事業發展“十三五”規劃》提出，“推動高校面向國家重大需求多學科交叉融合、校所企協同創新”“健全產學研協同創新機制，支持高校與行業企業、科研院所聯合建設創新中心和創新平臺，組建產業技術創新戰略聯盟”等。
2017年黨的十九大報告和2019年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文件相繼強調，建立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深度融合的技術創新體系。根據習近平總書記在2018年全國教育大會上關於推進產學研協同創新、積極投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重要講話精神，黨中央、國務院發佈的《中國教育現代化2035》進一步要求，探索構建產學研用深度融合的全鏈條、網絡化、開放式協同創新聯盟。由此可見，黨和國家關於產學研協同創新、深度融合的總體思路基本成形，相關政策導向日益清晰。在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宏偉進程中，產學研協同創新、深度融合正發揮著關鍵作用。
從產學研協同創新到深度融合的基本走勢
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隨著新時代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的持續推進，我國全面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加快建設實體經濟、科技創新、現代金融、人力資源協同發展的產業體系。各部門和地方政府紛紛落實投融資、知識產權保護、財稅支持等鼓勵創新的政策措施，通過財政資金引導社會資金支持科技成果轉化。高校更加重視服務企業研發創新。企業產學研合作意願明顯增大，相關制度環境發生新的變化。當前我國產學研協同創新、深度融合的基本走勢，大體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企業創新主體和技術創新核心地位更加突出。根據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文件的新部署，“建立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深度融合的技術創新體系，支持大中小企業和各類主體融通創新，創新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機制，積極發展新動能，強化標準引領，提升產業基礎能力和產業鏈現代化水平”。企業在技術創新全局中的決策者、組織者、投資者地位日益凸顯，在集聚產業創新資源、加快產業共性技術研發、推動重大研發成果應用中，必然需要產學研、上中下游、大中小微企業緊密合作，進一步促進產業鏈深度創新融合，在技術創新決策、研發投入、科研組織實施等各個環節，切實發揮企業主體和市場導向作用。
第二，在政府指導規劃框架下完善產學研三方簽約機制。在國內外發展環境條件不斷變化的形勢下，我國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增強經濟國際競爭力，必須走創新驅動發展之路。各地政府需要研製關於本地推進產學研協同創新、深度融合的專項指導規劃，促成高校同企業、科研院所在規劃框架下協商簽約，從應用基礎研究到應用技術研發、中試孵化、研發成果進入產品化、產業化的鏈條，選擇重點提供財政經費支持。在支持既有大學科技園、高技術產業園區、產業孵化基地的基礎上，促進高校合作建設研發成果轉化中心，更加重視區域內及跨區域不同隸屬關係大學的研發成果轉化。
第三，產學研深度融合需要依託協同創新聯盟或共同體。高校不僅要順應企業技術創新的多樣化需求，更要主動聯繫企業，在深入磋商中激發和挖掘企業技術創新需求，會同有關科研院所，探索合作舉辦技術研究院和專項研發中心，創造條件結成協同創新聯盟或共同體。通過設立產學研協同創新管理委員會，發揮高校理事會（董事會）吸引企業家參與機制的作用，促進現代企業制度、現代大學制度、現代科研管理制度相結合，根據企業需求，精準承擔技術研發項目、調整人力資源開發模式，形成以市場需求為導向、以企業為主體、高校及科研機構發揮主動性的長效機制，在相同或相近領域技術創新攻關上形成更大合力。
第四，搭建產學研協同創新、深度融合的資源服務平臺。藉助區域或跨區域的網絡和大數據平臺、科技中介服務平臺、知識產權和技術交流交易平臺，按產業鏈匯聚融合研發創新資源，共建協同創新資源中心，營造動態集群綜合體，集實體合作、虛擬研發、投資融資、資源共享、合作管理等多功能於一體，方便企業、高校、科研院所相互瞭解研發成果信息、借調互換研發人員、聯合組建攻關團隊。引導需方企業提供資金或設立基金，以風險投資、股份合作、股份制等方式引進社會資本。加強產業行業協會商會服務，健全徵信制度和第三方評估監測制度，促進我國產學研協同創新、深度融合的可持續發展。
（作者系國家教育諮詢委員會秘書長、教育部教育發展研究中心原主任）
《中國教育報》2020年04月16日第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