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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年前，1864年7月19日，湘军攻破太平军固守的南京城，随即开始屠城。那么，湘军到底杀了多少人？听萨沙说一说。
早在2年前，湘军就占领南京城外不到3公里的雨花台，开始了全面的攻势。
到了1864年6月，南京城内粮食断绝，已经危在旦夕。6月1日，洪秀全去世，7月19日南京城破，湘军一拥而入。
曾经的南京城，是1个人口70万的大城市。
经历了太平天国的反复战争，人口巨减，到了1863年只剩下20万人。
被湘军合围以后，李秀成无法解决粮食问题，2年内被迫放十三四万人出城逃命。到了城破的时候，南京剩下3万多人，其中不到1万是太平军，其余2万多是老百姓。
入城后，包括李秀成在内的数千太平军突围，其余数千太平军在城内进行巷战。这些基本都是两广籍的骨干战士，他们明白即便投降也是死路一条，干脆拼一拼。
在和太平军激战之时，湘军四面烧杀抢掠。
劫掠：
所有湘军都在做一件事，就是抢。这不是湘军第一次抢，但有可能是最后一次。
湘军为什么抢？原因也不复杂，这就是他们从军的目的。
湘军本来就是团练乡勇，基本都是农民子弟，文化程度很低。
曾国藩的忠君卫道口号，对他们来说很遥远。对于这些贫穷悍勇的人来说，从军九死一生的目的，无非是用命换钱。
遗憾的是，清廷的资金短缺，湘军长期欠军饷。
九江破城前，胡林翼称“水师、鲍营、义渠各营尚欠十二三万两”（《胡林翼集》二，第172页，岳麓书社）。
安庆破城前，欠饷更加严重，“军饷已欠六个月，（胡林翼）日夜焦灼，无术可济”（《胡林翼集》二，第889页）。
为此，湘军甚至出现哗变，持械聚众要钱。
为了平息士兵们的金钱欲望，自己又没钱可用，曾国藩之流默认攻破城市以后让他们抢劫。
湘军官兵很明白：南京攻陷以后，湘军就很有可能被解散，这也许是他们最后一次抢劫。
所以，此次人人都参加抢劫，甚至军营的勤杂工甚至伤病员，都入城抢劫。
一些文官注重名声，不愿意亲自抢劫，就低价收购一些官兵们抢来的财物、古董，等于是分赃。
南京城内的财物，完全被洗劫一空。
后来认为，抢劫超过十万两白银财物的湘军将领，就有上百人。
一说南京被抢走的财物、古董，至少价值上千万两白银。
一些湘军将领抢劫到巨额财物后，干脆不当官了，直接回乡买房子买地，做起富裕的大地主。
以曾国荃本人为例，当时上海报纸报道：曾国荃抢走的财物，用几十艘大船运载，后购买的良田就有100倾。
有意思的是，曾国藩上报：太平天国在南京并没有什么财宝留下。
当然没有，都被抢光了。
奸掳烧杀：
除了太平军自己纵火以外，主要是湘军毁灭抢劫的证据。
当时整个南京城到处都是大火，诸如天王府之类建筑被烧的精光。
“城内自伪宫逆府以及民房悉付一炷”，“万室焚烧，百物荡尽，而贡院幸存”， “自五代以来，生灵涂炭，殆无愈于今日。”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写到：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斫戮以为戏，匍匐道上。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老者无不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
谭嗣同《谭嗣同全集》写到：三十二年后，谭嗣同游南京时仍听说“（湘军）一破城，见人即杀，见屋即烧，子女玉帛扫数入于湘军，而金陵遂永穷矣。至今，父老言之，犹深愤恨”
此次屠杀以杀害老弱妇孺为主，因为湘军需要青壮年劳动力搬运抢来的财物。
这次屠杀相当惨烈，万幸的是南京人口已经很稀少，只剩下不到3万人。
所以，湘军屠杀的总数还是有限的。
当时史料记载，年轻妇女多被掠走，一起装在船上运走，作为战利品。这些年轻女人或被卖为奴婢，或成为军人的妻子或者小妾，船上哭声整天。
城内已经没有青壮年男人，很多老人沿河追着船只哭喊，试图救他们的女儿或者儿媳，但无济于事。
如果追得太近，老人还可能遭遇杀身之祸。
南京由此遭受一次大劫难。
李鸿章成为两江总督后写到：一座空城，四周荒田，无屋、无人、无钱！
电影《投名状》中，对湘军的行为做出了最好的注解：抢钱、抢粮、抢娘们！
那么，概括起来，清军为什么能痛下杀手呢？
其一，最重要的是曾国藩，他作为湘军统帅，训练的是对太平军的“仇恨”。
太平军成为俘虏，命运极其悲惨。凌迟，斩首，掏心，点天灯，各种死法，一应俱全。曾国藩带头发泄对太平军的怨愤，比如把死后的洪秀全剁成肉泥用大炮打上天。
因为他有自己的一套独到的理论体系。美国著名历史学者史景迁，认为曾国藩就是要“乱世用重典”，对于被天国洗脑的贫民也必须斩草除根，永绝后患。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他们可以从此睡上安稳觉了。而唯独像剃头一样干净，利落，才能彻底毁灭太平天国。由此可知，清廷和曾国藩对太平天国恐惧到了各种程度。
其二，太平军把江浙地区建成了根据地，是兵员补充、后勤保障的主要地区，清军用“大破坏”、“大屠杀”和“大毁灭”来断绝太平军的根本。
曾国藩在其家书中，透露了他的真实想法。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李续宾九江屠城已经收到了效果，江浙两地安庆可以如法炮制。
究其原因，曾国藩认为，“民可爱而刁民不可爱”，他把江浙两地的百姓视为“刁民”。所以，他在对待这些贫民时没有丝毫怜悯同情之心。
其三，江浙两地在当时均已经建成“兵民一体”的以乡村为单位的“司马民兵”制度，其兵员输送有保证。曾国藩偏执地固执己见，认为必须把已经成为事实的“兵民一体”，连根拔出，彻底毁灭。
原来，当时江浙地区村村有“民兵”，家家有太平军战士。按照规定，每家出一人为伍，称为伍卒。以伍卒为单位，建成“司马”制度，50人为民兵小队，负责后勤保障和组织生产，还为太平军队伍输送兵员。
对这种“兵民一体”最“简单粗暴”的方式就是搞一刀切，“宁可错杀，不可放过”。老百姓因为一人参加太平军就要付出被全灭的灭顶之灾。
清军入关之初，曾经在四川发生过何其相似的一幕！“民贼相混，玉石难分，俱屠之”，其实是异曲同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