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中國青年報
圖集
攝影師張楠拍攝抑鬱症患者的部分作品。 受訪者供圖
有人對著蛋糕流淚；有人在芭蕾舞教室獨自起舞；有人和車禍後的母親相對凝視；也有人沒有什麼表情，說，“嘴角老彎，心會很累”。
這些瞬間被記錄了下來，收錄在攝影師張楠專為抑鬱症患者拍攝的一系列照片裡。
照片記錄了抑鬱症患者表現出的各種各樣情緒。張楠把作品起名為《皺起的霧》——他說，起這個名字，是因為情緒如霧氣一般，能感受到它，卻又抓不到。
拍攝的想法起源於2017年夏天。“想了好久，一直想做的一件事，就是去拍一些抑鬱症的朋友，雖然知道你們不願意面對鏡頭，類似的情況我常常也會感同身受。希望以你的故事，我們一起創作照片。” 那時起，他把這段話在個人微博永久置頂。
張楠也曾得過抑鬱症，對他而言，拍攝是一場“自救”。他通常帶著一個白色的小相機，或者只是一部手機，感到對方緊張時，他會拿出一隻小音箱，舒緩的輕音樂流淌出來。他和拍攝對象交流時，只剩下音符、故事和情緒。
照片記錄著這些真實存在著的感受：自卑、被誤解、被施加的期待……
到今年11月，他已經列了500多名拍攝對象，拍攝的有100人左右。照片中的人物是患上抑鬱症的年輕人，他們釋放自己的情緒，渴望讓更多人看到這種情緒的存在。
失控
給抑鬱症患者拍照片，並不是只有按下快門那麼簡單。見面前，張楠和拍攝對象會在微信上交流，對方介紹自己的經歷後，他們一起商量，用怎樣的道具或動作具象地呈現那些縹緲的情緒。有時會用到一個魚缸，幾隻手套，一些玩偶，有時並沒有設計好的道具，只是在面對面講述故事時，記錄下對方臉上自然流露的表情，或身上的傷疤。
王莉莉是張楠的拍攝對象之一，她在兩年前確診抑鬱症。“自制力像腦子裡的一個開關，我的開關已經壞了。”她如此形容自己兩年來的感受。她會在上課的時候突然哭出來，有時瘋狂地用頭撞牆，只要還在能夠忍耐的範圍內，她就感受不到疼痛。感知被關閉了，不開心被放大了。在因重度抑鬱症休學的半年裡，她要麼在家裡躺著，要麼坐在馬路邊。
拍攝照片時，張楠使用了一張床——在現實生活中王莉莉常常鑽進的那張床下，躺在冰涼的地板上，盯著床板發呆。
失控感同樣出現在羅靈身上。她一度認為自己是非常樂觀的人，不明白抑鬱症怎麼會找上門。去年的一次工作受挫後，她就陷入深深的自我懷疑中。一踏進辦公室，她眼淚就要掉下來。工作群裡有事提到她，她會先抹一把眼淚，再緩緩打字。事情處理不好，她焦慮到手腳發麻，喘不上氣。到了晚上，她必須服用加倍劑量的褪黑素，常常在凌晨四五點鐘才進入睡眠。
即便入睡了，她仍然感到不安。她總是做夢，夢境被暴力、血腥和鬼怪的元素圍繞著。在張楠給她拍攝的照片裡，她背靠著一面掛滿毛絨娃娃的牆，似乎身處一個天真而繽紛的美夢之中。不過這些作為道具的娃娃，在拍攝結束後，就被退還給了店家。
吳潔形容那種感覺，整個人像被禁錮住了，完全沒有動力去做事。每天躺在床上，不想睡覺，不想動，“好像機器人沒有電了”。
她最親近的朋友都不在身邊。她害怕一個人吃飯；害怕走在路上，聽到別人的竊竊私語，擔心自己出醜；一個人的時候，有人看她一眼都會讓她感到害怕。她覺得自己“活得很小心”。
這些感覺張楠並不陌生。他是在高中復讀期間得知自己患上抑鬱症的，學習的壓力讓他喘不過氣，直到服藥調節後他才慢慢好轉。第二次復發在武漢，大學畢業後，他和兩個朋友在武漢郊區合開了一間攝影工作室。很多時候朋友不在身邊，他一個人住在兩三百平方米的工作室裡，他感到孤獨，工作也沒有達到預期，一切都失去了意義。
“當你意識到快樂的那一刻，就是它開始消逝的時候。”在他看來，很多人對抑鬱症的普遍看法是，抑鬱無非是人對於生活感到失望和悲傷，就像是生活中的一些不順心的小事，比如：工作壓力逼退髮際線，熱烈後的愛情舉步維艱……但事實上，抑鬱症是即使所有的事情都很順利，你依然可以感覺到這種悲傷。就像身處漩渦，被巨大的陰影籠罩。
普通人
在張楠的照片裡，王莉莉戴著一頂圓錐形的藍色紙帽，穿著藍色T恤，盤腿坐在床上。一隻裱著奶油花朵的鵝黃色蛋糕搭在她的膝蓋上。
蛋糕是張楠特意選取的道具。“我覺得你很需要被一些東西溫暖，蛋糕很適合。”聽完張楠的這句話，王莉莉就哭了。22歲的她，只在10歲和20歲生日吃過兩次蛋糕，她說，父母平時不會記得她的生日。
王莉莉說，她從小在爺爺奶奶家和姥姥姥爺家輪流居住，上了小學才真正和爸媽住在一起，但無論在哪個環境裡，她都沒有真正被疼愛過。
因為自己的身材稍胖，她自卑很久。她學美術後，逐漸擺脫了以瘦為美的思想束縛。大學期間，她當過人體模特，拍了一些尺度較大的照片，但網絡上出現的都是對這個胖女孩的嘲笑與謾罵，同學的指指點點也讓她透不過氣。有人把她的微信號曝光，許多人都來加她謾罵。
在一次給輔導員的請假條上，她交代了自己因抑鬱症要去做心理諮詢。令她絕望的是，不久後的一次全系同學參加的會上，輔導員點名請她介紹什麼是抑鬱症。她記得，自己恍惚地站起來，卻一個字也說不出口，只能默默流淚。
在她的印象裡，媽媽說過最多的話就是希望她減肥。“我問過她，你覺得我什麼樣子才算漂亮？她回答，最起碼得瘦個四五十斤。我問她，我減肥是滿足你的虛榮心嗎？她說，對。”
她不停地坦白過往，是相信了心理醫生的建議。對方告訴她，“你心裡憋的事情太多了，那些閉口不提的事情，你要把它們一件件重複地說，可能你一遍遍哭，哭完之後就會覺得事情好像慢慢淡掉了，你可能就慢慢好起來了。”
很多時候，抑鬱症患者一遍遍地剖析自己的人生，試圖從中找到造成問題的答案。這些人，往往會把一切問題的原因攬到自己身上。
獨自在杭州打拼的羅靈，沒有扛住今年春天，似乎所有的厄運都一起湧來了。工作受挫；男友和她分手；她不想讓媽媽再沉迷麻將，母女衝突升級，幾乎要斷絕關係；自己養的一隻白白胖胖的英短貓也生病了。
她在今年4月初被確診為抑鬱症和焦慮症。在她眼裡，這些似乎都是因為自己能力不夠，負能量太多，沒有理解經歷過家暴、離異的媽媽一個人生活的難。
今年8月18日，她親自將養了快3年的貓送去安樂死，這是壓垮她的最後一根稻草。半年來，她輾轉在不同醫院給小貓看病，已經花去了六七萬元，但情況沒有好轉，貓在治療中越來越虛弱，最後瘦得皮包骨頭。
她一直在想，自己如果再帶它多治一段時間，結果會不會有所不同。直到心理醫生告訴羅靈，你不是救世主，你只是個需要被關心的普通人。
一些人認為，“生活挫折”會導致抑鬱症，抑鬱症患者也被評價“脆弱”。這在中山大學附屬第三醫院精神心理科醫生吳秀華看來是不準確的，她在一篇有關抑鬱症的科普文章中解釋：“挫折”更多是作為疾病的“扳機點”，誘發”多米諾骨牌效應”，臨床上接觸的抑鬱症患者很多是無故出現的。
目前醫學界普遍看法是，抑鬱症有很多可能的病因，包括遺傳基因易感性因素（多基因遺傳疾病）、腦的器質性和功能性變化、體內生化系統（例如激素、神經遞質等）的不平衡、生活壓力事件、性格缺陷、藥物以及藥物濫用問題等。通常這些因素中的部分或全部共同作用導致了抑鬱症。
“我到現在也沒有找到什麼確切的原因，我想很大一部分是自己的性格問題。”在吳潔自我認知中，上大學前，自己開朗外向，後來突然發現很抗拒和別人社交，抗拒的同時又特別想要有人來了解我，“念大學以後，一切好像都不對了。”
最近，吳潔感覺自己的病情加重了。國慶過去一個月後，她第一次給媽媽打了電話。電話一接通，她就會假裝開心的語氣說，這段時間挺好。“不然他們總問我為什麼狀態又不好了，要我給一個原因，但我真的沒有原因。不知道該怎麼跟他們說，好像一定要一個證據證明自己。”她覺得很累。
代價
對於一個抑鬱症患者來說，會有很多因素讓他們覺得“很累”。
羅靈後來換了份工作，她沒有透露自己有輕度抑鬱症。在平時，她能夠克服自己想待在家的想法。狀態不好的時候，一個人在公司不講話，但不會抗拒或排斥別人。她沒有把患上輕度抑鬱症的事兒告訴領導，“他們不會理解，也不可能專門派一個輕鬆的活兒，而是寧願重新招一個人。”
在學校，抑鬱症也有了新變化。王莉莉發現，抑鬱症似乎成了“流行”，一些同學覺得抑鬱症很“酷”，“假裝”自己有抑鬱症，好像代表自己“有故事”。他們並沒有分清抑鬱情緒和抑鬱症的區別。“我非常討厭。我自己經歷過這個事情，就像一隻蟲子從大腦裡鑽出來，我知道這是多麼難受。”王莉莉說，狀態不好的時候，她不會跟朋友講話，不想影響他們的情緒，可她控制不住，她非常需要有一個人能夠陪她說話，隨便聊什麼都行。
即便最親近的家人有時也無法理解。一次吵架時，王莉莉忍不住扇自己巴掌，媽媽怎麼勸都停不下來，扇了快半小時，直到臉腫。那時媽媽才意識到，女兒病了。
在此之前，她總是遭到媽媽的責罵。“他們不會問你怎麼了，只會說你又犯死相了。”每天進家門前，她都要把情緒調動起來，高聲地喊，“我回來了。”她在家裡幾乎沒有隱私，去醫院看病，要先從爸媽的房間偷出自己的身份證。
爸媽每週給她50元的生活費，這個數字從高中到大學一直沒有變過。她兼職做攝影師，賺錢給自己買衣服、買畫具。她沒有多餘的錢買藥了。
貧窮把很多人攔在醫療環節之外。有人說，自己捨不得吃藥，30天的藥分成60天吃，躺在床上瘋狂地想怎麼分配。
發病後的代價漫長而艱辛。抑鬱症單次病程持續時長6-15個月，抑鬱發作的平均病程為16周，治療後痊癒平均需要時間20周。羅靈的重度抑鬱症朋友在杭州沒有社保，所有費用都是自費。他除了吃中藥和西藥外，還會配合跑步控制。他說，“工作是為了錢，工作已經這麼累了，再去看病錢也沒了。”
在抑鬱症的治療中，抗抑鬱藥能有效解除抑鬱心境及伴隨的焦慮、緊張和軀體症狀。有數據稱，藥物有效率約為60%-80%。吳潔一個月在藥物上花500多元，她所在的大學校醫院裡沒有這種藥，只能去校外醫院開。
張楠第一次因抑鬱症服藥花的是自己的零花錢，每晚寫作業的時候，瞞著家人偷偷吃藥，完全靠自己調節過來。第二次他乾脆放棄服藥，他不想治好了。直到後來外出拍攝的工作變多，帶動他社交，接觸的人多了，才慢慢好轉過來。
負責傾聽和療愈的心理諮詢效果因人而異。大一下學期開始，吳潔幾乎每個禮拜都會去學校的心理諮詢室，一開始是個男老師，他總是記不住吳潔和他說過的一些事情。讓她感覺沒有被重視。後來換了一個諮詢老師，帶給她奶奶般親切的感覺，她會捏著吳潔的手說話。“可即便是面對這樣的老師，到了後面還是覺得像上一堂必須要去的課，說說自己怎麼了，但就是解決不掉。”吳潔說。
距離
找到張楠的被拍攝者中，最大的30歲，最小的14歲。大部分找他的抑鬱症患者都是90後，很多人還是學生，沒有工作，沒有經濟獨立，也不把患病的事告訴父母。還有一些家庭條件不是很好的孩子，就算告訴父母也沒有用。在一些小城鎮裡，父母不懂什麼叫抑鬱症——有人說，當地都沒有心理醫生。
世界衛生組織也曾提出1/4的中國大學生承認有過抑鬱症狀。貴州醫科大學附屬醫院心理科主任王藝明也曾在一次論壇上表示，大學生抑鬱症發病率正在逐年攀升。大學生抑鬱症的表現形式在非專業人士眼裡，與思想品德、個性、人格問題相混淆，對專科醫生來說，這些症狀恰恰是青少年抑鬱症的特異性表現。他提出，在高校內建立大學生抑鬱症篩查機制十分必要。要改變社會對患抑鬱症大學生的偏見，打消學生的“病恥感”，讓患病學生擺脫既不願意告訴別人，自己狀態又越來越不好的情況。
2019年，北京大學第六醫院黃悅勤教授等在《柳葉刀》發表的中國精神衛生調查（CMHS）的患病率數據顯示，在中國，抑鬱症的終身患病率為6.9%，12個月患病率為3.6%。根據這個數據估算，目前中國有超過9500萬的抑鬱症患者。
張楠能夠感受到，聯繫他的人每天多則三四十個，少則十幾個，但在日常生活中，社交平臺上，他們又常常戴上一副面具，偽裝成正常的樣子。甚至出現了“微笑抑鬱”這種非典型的抑鬱表現形式，他們在別人面前表現得很開心，但在微笑和樂觀的背後，卻充滿了無價值、殘缺和絕望感。
面具之下，我們和身邊抑鬱症患者的距離究竟有多遠？
羅靈嘗試描述這種距離。從一個抑鬱症患者的角度看，最親密的朋友會去理解你，陌生人知道自己的抑鬱症也無所謂。她最不想被身邊關係一般的人知道，他們不會試著理解你，而那些議論會一直縈繞在耳邊：“你幹嗎想那麼多”“沒必要”“會自殺嗎”“你的事情解決了就好了”。但不是所有事情都可以被解決的，也不是所有“想太多”都是可以被控制的。羅靈認為自己的情緒，還被當成小孩子的無理取鬧，沒有被當作一種疾病加以重視，同齡人都不理解，更別說要父母理解自己了。
他們常常感到孤獨，即便和最親密的人接觸，他們也敏感地保持著微妙的距離。張楠依然打心底覺得，沒有一個人願意去接受那種負能量，也沒有義務接受你的壓力。他不願意把自己負面情緒帶給別人。他說，“我極度渴求擁抱，又在擁抱穿過崇山峻嶺趕來的時候臨陣脫逃。”
張楠知道，父母很愛他，也會給他很多生活上的幫助，但在抑鬱症方面，他們完全不懂，自己也很少說。他把有關《皺起的霧》的報道給媽媽看，媽媽回覆他，多去做一些能幫助到社會的事情。
有時失控，王莉莉會瘋狂地推開安慰自己的朋友，一直反駁他們的觀點，重複到對方生氣，她意識到，這是非常不好的狀態。
面具背後的抑鬱症患者小心翼翼地湊到一起，惺惺相惜。當羅靈在朋友圈詢問杭州哪裡有比較好的心理諮詢時，一些朋友找她私聊，詢問她的狀況，原來他們都在被同一種疾病困擾。得抑鬱症之後，她覺得自己的同理心更強了，“可能因為自己經歷過低谷，更容易理解別人的感受。”
她們最渴望理解和傾聽，甚至創造社交機會“自救”。王莉莉發明了一種網友間的信任遊戲，以物換物。她會給相識不久的網友寄去認為對方會喜歡的物品，作為交換她收到書、糖果、明信片、圍巾、膠片相機等，這些東西讓她感到溫暖和驚喜。
吳潔喜歡在一個匿名提問軟件裡回覆對方的問題，有人提問自己太敏感怎麼辦？她回覆道，我懂你的感受，多去聽一聽別人心裡的你，大膽問出來，會變好的。
大家看到的吳潔是自信、有個性的。實際上，吳潔總覺得自己不夠好，所有方面都停留在一個普普通通的層面，內心的完美主義讓她感到自卑。
他們通過各種方式尋找自己情緒的出口。比如畫畫，王莉莉用條紋或點點的形狀在紙上描摹出自己的形象，可這個形象是模糊的，她奇怪地發現，自己每天長得都不太一樣，沒有一個最完美的狀態。她常常跑步，一跑就是5公里，不是為了減肥，而是解壓，最快20分鐘，最慢40分鐘，跑完甚至會拉著媽媽在家裡蹦蹦跳跳。她還喜歡在天台看日落，秋天踩在枯黃的梧桐葉上，一踩一聲脆響。
羅靈買過一張數字油畫，上面印著兩隻粉色火烈鳥，每天下班後，她都要花三四個小時塗塗畫畫。後來，她嘗試和朋友一起喝酒，暫時把情緒丟掉。最有效的藥方出現在上個月，她戀愛了，對方是一個能夠理解她的人，她坦言，自己的狀態已經越來越好了。
羅靈和媽媽的和解從一條短信開始。她在心理醫生的建議下，給媽媽發了一段話：“媽媽，我今天去看心理醫生了，診斷出我有抑鬱症和焦躁症，可能是積壓了太多的壓力和情緒真的無法爆發，最後生病了吧。我從沒和你說過我的難處，是不想給你帶來太大的負擔和擔心。你去做你愛做的事情吧，健康安全擺在第一，我也嘗試著理解你的愛好，去感受你的開心。晚安媽媽。”
隔了一天，她收到媽媽的電話，那頭是一句快速而生硬的方言，“左手指甲、右手指甲、頭髮，剪給我寄給我。快點，明天，聽到沒有？掛了。”不知道媽媽是哪裡得來的偏方，只是她聽完後，又一個人跑去衛生間哭了。
《皺起的霧》也是張楠的情緒出口。他曾把收錄照片的文件夾命名為“抑鬱和我”，不過他說，現在我已經學會和它們相處了，通過情緒發展出來了自己的優點和缺點，如果只是簡單將它們“消滅”，那麼與之相對應的優點和缺點會一併消失，當我們成為一個所謂的“健全人”的時候，也就是個完全沒有任何特點的人了。
故事還在繼續發生著、記錄著。前幾天，王莉莉在朋友圈發佈了自己的一張畢業照，照片中的她笑靨如花。不過媽媽評論了一句，“再瘦一點就更好看了。”
（文中王莉莉、羅靈、吳潔均為化名） （見習記者 張藝）
責任編輯： 周楚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