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开头：
儒学是一个包含着丰富理论内容的思想体系，也是一个在历史中不断演化发展的思想系统，其在众多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处于核心的，基础的以及不可替代的地位。解析儒学学说的现世情感，处事智慧，不论是学术视角还是人生抉择都具有重要作用。
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对于儒家文化进行了多层次，多方面，多角度的分析，也使得人们开始逐渐认识与了解到中国儒家文化的内涵与精髓。
《论语》作为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主要包括仁义、自然、中庸、正人等价值观念。“仁”就是爱人，而孝悌是“仁”的具体体现，是“仁”的根本，“义”则是按照规定行事。
在新时代背景下，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儒家学说的“仁义”之说是否仍可以为社会群体的道德情感指明方向呢？
因此，本文主要对儒学的“仁义”观进行剖析，从而引申出其对当代社会群体道德情感的指引作用。
一、德性之“仁”
“仁”是早期儒家学说中的重要范畴，这一范畴既表明了儒家所理解并推崇的最高德行，又界定了儒家所主张的人们生活中普遍适用的行为规范。
因此，如果青年群体或者个人能够拥有“仁”所表达的美好德性，并在生活中遵守和实践这一德性规范，那么他的行为将会是道德的，从而他的人生价值也将会得到充分体现 。
首先，孔子认为“仁”的根本精神就是“爱人”。
孝悌是仁的基础，是仁学思想体系的基本支柱之一。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
儒家思想将“孝”“敬”与“仁”联系起来，“孝”“敬”是“仁”的载体和表现形式。例如，孔子说：“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子罕》），唯真正做到了孝敬父母、尊敬兄长的人，才算是达到了“仁”的高尚情操的人。同时，“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 言而有信”（《学而》），即在孝敬父母时，我们应该尽心尽力，在对对待朋友时，要“言而有信”。
其次，《论语》中的“仁”和“礼”两方面的要求是统一的，并渗透在孔子所有思想的中间。
仁是一种内心情感，不能直接把握。孔子用礼来体现仁的要求，礼是仁的外在体现，就使仁由抽象转化为具体，成为可以把握的，可以检验的了。比如，《论语》中有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所谓克己复礼，就是约束自己，按照礼的要求去做，这就是仁。具体就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中国人以追求道德情感的完善为超越个体生命限制的人生意义，从孔孟开始，中国文化就以道德为终极关怀，杜绝了中国人以宗教信仰为终极关怀的可能。
杨伯峻先生作的《论语译注》中曾指出“仁”范畴在《论语》中出现达105次之多，且“仁”的意蕴多与人的德性关联。“仁”自然也是中国人为追求道德完善而设定的一个道德准则。比如，“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论语·宪问》）等。
因此，当一个人能够具备“仁”所代表的美好道德规范，并能够尽其力为“仁”，其行为，我们可以称为道德的行为，这种人也就能够寻找到自己终极的人生价值。
同时，“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作为规范之“仁”的基本内容，为人们的社会生活行为提供了基本的行为原则。
面对新时代的到来，人们也在适应新变化的同时，逐渐找不清自己的方向，困顿于社会的大染缸之中。特别是处于世界观逐渐成熟的青年群体，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还并未真正的成熟，对各种诱惑毫无抵抗能力。
那么，他们该如何在这新时代的风暴旋涡中，安定住自己的“本心”，“不忘初心”呢？
“仁”也许可以成为我们在这变化的漩涡中防止迷失的重要工具。面对纷纷扰扰的社会变化，纷繁复杂的物质诱惑，只有保持一颗“仁”心，真正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才能让我们“出淤泥而不染”，保持“本心”，逐渐摆脱被物质控制的虚无感，被利益控制的孤独感，以儒学的“仁”之德性获得情感的超脱，寻找属于自己人生的意义。
二、行为之“义”
义，本指公正合理而应当做的。
从文字结构来看，“义”也写作義，義字从 我，从羊。“我”是兵器、仪仗，“羊”是祭祀品，二者结合代表了合乎时宜的道德、行为。
“义”的理念在可考资料中最早由管仲提出，作为立国之本的“四维”之一，而后孟子就“义”展开了更深入的论述，阐释了“生”与“义”之间的关系，升华了 “义”的重要性，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理论指引作用。
故而，明晰青年群体的“义利”观，培养其“道义”情感，情感态度作用于行为，对于其行为处事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义德是中国传统道德中的“五常”之一，在《论语》中指的是道德之义。在孔子那里，“义德”不仅意味着一种道德规范，而且是一种普遍的道德原则，同时也具有本体论意义上的德性。
首先，孔子认为，以“义”的规则、规定为依据办事就是“义”，这就是“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于比”（《里仁》）。事实上，这里所说的 “义”，就是不要想当然，任何事物都有它的规则和定力，我们应当遵循事物发展的规则，而“义”就是其中的准绳，我们应以此为思考事情和处理事情的依据。
其次，《论语》还将“义”作为判别“君子”和“小人”的一个标尺。“义”是个人利益之外，社会对个体所提出的行为规范，是君子生存于世的价值原则。君子一生“见利思义” （《论语·宪问》），“义然后取” （《论语·宪问》）。“义” 则行之，“不义”则止，唯“义”是从。正因如此，面对利益诱惑，君子就有了不同于小人的选择———“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论语·述而》）。 因此，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只有真正的君子，才会固守“义”道，小人则是斤斤计较，只为获取私利而与人争夺不休，所谓“不义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
继而，孔子还认为，应以义为重，重利轻义。在物质利益和道德伦理取舍之间，应优于道德而轻利益，人们的精神情感需求比物质需要更有意义。比如，“放于利而行，多怨” （《论语·里仁》），作为有高尚人格的君子，是不会总是考虑个人利益的得与失，更不会一心追求个人利益，否则，就会招致来自各方的怨恨和指责。孔子认为“义”具有不为功利的独立价值，因此便把“行义”作为个人不计较成败得失的行为。所以，对他们来说，只要义之所在，便会尽全力而为。
“义”作为规范伦理核心概念，它规范的是个体成员的利益行为，保护的是其他个体乃至社会整体的利益。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对孔子所表述的“义”“利”道德情感之辨进行反思。更深入地看，“义”“利”二端其实并非如孔子所言———截然相反，更完善的理解也许是: 君子追求自我利益时，会适当关注他人利益，尽量不损害他人利益，此即为 “义”。换言之，“义”并非“利”之反面，而是一种将他人正当权益也包括于自我利益关注的视野之内，在己利与他利间取得适当平衡的行为原则。
所以，孔子主张重义轻利，并不是说避“利”不及。“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去也。”（《论语·里仁》），对于“利”，君子能够权衡是否可以通过正当的方法得到它，能，便可以心安理得的取之，不能，则不取。正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里，“义”是作为一种道德规范来说的，是人们在面对“利”的时候，所依据的行为准则，即是否符合“义”之一说，符合取之，不符则不取。当求利不仅仅是人的感情欲望，也是人的天性使然，对于人们正当的求利应予承认和肯定。
“义”对一个社会秩序之正常维持是基础性的。因此，“义”在此又获得特殊的具体规定: 它并非抽象“应当”，它既是伦理学意义之“应当”，更自有其独特规定性之“应当”，是规范伦理学意义上之“应当”，它规范的是文明社会个体成员的行为。在文明社会，每个人都不能唯己利是图，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个体并无行为之绝对自由; 自利即使在质上是应当的，但在量上也应当是有条件的———不能损害他人之利。
以孔子为代表的古代“君子”对 “义”的自觉可以理解为一时代、一民族伦理意识、社会意识自觉的标志，它是文明社会得以建构、持续的重要因素。
然而，当代社会群体所面临的情绪情感的困惑，从“义”的角度来看，是因为其并没有将“自利”与“他利”相区别，没有想清楚“君子”有可得，也有可不得。针对现在的很多的社会负面事件，很多都是以“自由”为幌子，达到“自利”的目的。
因此，唤醒社会群体的正确的“义利”观，是当下最重要的任务。
三、以“仁义”寻心灵自由
儒家思想文化以情感为基点，在认知层面上构建了人与世界，人与人之间的道德情感联结。其中，通过情感的创造与转换达成心灵自由的超脱状态是最为重要的。
景怀斌认为“个体无论持什么样的终极观，均面对人“性”之体悟，认定与展开，……人由此走向德性追寻并获得生命价值与意义的道路。”
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不仅仅是外部刺激的接收者，我们还会通过情感期望主动地构造可能际遇，创造道德的生活，而儒家的“仁义”观念则可以成为社会群体的情感起点。由情感，影响其德性，并在行为中加以实践，从而实现其完美的人生价值，而在心灵层面也可达到超脱的自由状态。
儒家的“仁”与“义”常被并提，很容易令人困扰，到底如何做才能更好实现“仁”与“义”真正的道德价值。
在此，将“仁”更多的作为德性培养的道德准则，而“义”更多的是作为行为层面的道德准则。以“仁”培养“爱人”的道德德性，达到“美美大同”的心灵境界，之后在现实生活中，在遇到一些困难时，可以以“义”为道德准则，以“君子”的行为准则作出最佳判断。
只有同时实现“养性”与“束为”两方面的道德标准，心灵自由层面的超脱状态才能完全实现。而如果一方没有达到，则也会令其深深的陷入无法自拔的“困死”状态。
比如，德性没有达到“仁”的境界，其在作出“义”的行为时，会陷入深深的发问，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行为，“君子”与“小人”的行为又有何区别？而如果在行为中没有达到“义”的准则，“仁”的德性会不停的对主体进行发问，为什么没有谨遵“君子”的行为，贪图那一点的蝇头小利？
无限的循环，不尽的折磨，根本无法达到心灵的自由，更无法实现超脱。
写在最后：
在当代社会的情绪情感的渲染中，应该从儒家文化“仁义”观出发，完备其德性与行为，在德性方面进行培育，在行为方面进行指导。只有如此，社会负面信息的存在，在自由的心灵面前，也只是飘然一物，根本不需要掺入或者投入更多的感情。而负面情绪的减少，也截断了负面信息出现的途径之一。
当然，不得承认，想要达到心灵自由层面的超脱状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其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社会环境、个人特质、家庭教养方式等等。
但是，对于想要到达更高人生价值高度的个体，在基本的德性准则与行为指导方面已无法寻找心灵层面的自由，或许，遵循儒家“仁义”观的道德准则，从情感的源点进行回溯，能够实现心灵自由的超脱状态。
作者简介：禾安，心理学在读硕士生，一个喜欢用文字表达情感、记录生活的话语人。关注@禾安，让我们一起来寻找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