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費孝通先生誕辰110週年。近日，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刊行“費孝通作品精選”，脈絡性地呈現費先生的學思歷程和主要成就，其中有費先生一部失落82年之久的近7萬字中篇小說《繭》。
（圖為費孝通晚年多次到訪江村。）
失落82年後重新面世的《繭》告訴我們，費孝通不僅是中國社會學、人類學、民族學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不僅為世界文明學說提出中國概念、中國思考，而且是一位文學高手，是一位出色的“講故事的人”。
費孝通作品精選（十二卷）費孝通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刊行
寫出舊中國鄉村文明的衰落
長江日報記者已經先睹為快，把《繭》讀完，雖然這是一部從英文譯回漢語的作品，但仍然深深被打動，覺得這是一部文學版《江村經濟》+濃縮版鄉村《子夜》。
1935年秋天，清華大學社會系學生費孝通與新婚妻子王同惠前往廣西大瑤山做瑤寨實地調查，費孝通誤入獵戶為捕捉野獸而設的陷阱，王同惠為了救他，孤身求援，不慎墜淵身亡。費孝通掙扎脫險後得知妻子死訊，他強忍哀痛將兩人的研究成果整理成書。“我在廣西沒有死成，生命對於我自己已成了一個很重的擔負。同惠為我而死，我是永難忘懷。但是我硬著心腸，忍著眼淚，還敢邁步入世，是為了我相信在工作上，我可贖我的罪。”
（圖為費孝通與王同惠。）
第二年春，費孝通來到他姐姐費達生所在的江蘇省吳江縣開弦弓村，這裡是江南蠶織業最發達的地區之一，開始了一次細緻的田野調查，《江村經濟》和《繭》就是這次調查結出來的成果。
費達生畢業於東京高等蠶繭學校制絲科，在她的倡導、推動下，開弦弓村在1929年就購進了先進的繅絲機，辦起了生絲精製運銷合作社絲廠，它被認為是現代企業史上第一個農民自己辦的絲廠，村裡還成立了民間銀行性質的信用合作社，給農民發放小額貸款。這些新事物的出現讓費孝通好奇不已。他把開弦弓村當成是“中國工業變遷過程中有代表性的例子，主要變化是工廠代替了家庭手工業系統，並從而產生社會問題”。
《繭》的故事，就從這裡開始。
傳統的家庭結構感受到了張力，媳婦進廠變成了女工；鄉村政經權力集團感受到挑戰，盤剝農民的空間變小了；懷著改良社會理想下鄉辦廠的人感到了危險，上海的買辦大亨盯上了這個出口生絲質量第一的小企業；農民的生活確實改善了，但他們還沒有意識到，這種改善源於何處。
情節如江南水鄉的漣漪一般次第展開。女工在成長，成為廠裡的女工主席；丈夫和婆婆在擔憂，又怕女人變心；土豪劣紳達成共識，要對付工廠；大亨在佈局，要用訂單、合同讓工廠掉入陷阱；廠裡那幾個懷著理想的人，他們或在上海灘焦慮奔走，或在鄉村感受到無聊孤寂，產生了情感上的迷茫。
矛盾發展到高潮，廠裡的人中了圈套，鄉民們相信自家的女人在廠裡墮落，被煽動著圍攻工廠，工廠的事業眼看要垮臺。記者讀到這裡，確實感到心痛，費孝通以一個人類學家的筆，寫出了史上屢見不鮮的一幕。
出路在哪裡，中國農村和農民如何“破繭”？當年的費孝通在《江村經濟》的結尾處寫道：“如果《西行漫記》的作者是正確的話，驅使成百萬農民進行英勇的長征，其主要動力不是別的而是飢餓和對土地所有者及收租人的仇恨。……成千個村莊，像開弦弓一樣，事實上已經被入侵者破壞，然而在它們的廢墟中，內部衝突和巨大耗費的鬥爭最後必將終止。一個嶄新的中國將出現在這個廢墟之上。我衷心希望，未來的一代會以理解和同情的態度稱讚我們，正視我們時代的問題。我們只有齊心協力，認清目標，展望未來，才不辜負於我們所承受的一切犧牲和苦難。”
第一個指出鄉村也能發展工業經濟
1938年春季，費孝通在倫敦進行了博士論文答辯，論文就是《江村經濟》，他的導師馬林諾夫斯基稱之為“人類學實地調查和理論工作發展中的一個里程碑”。
修訂論文期間，他用英文寫了《繭》，1938年6月20日，他將這部手稿作為禮物，呈給他另外一位導師弗思。這本手稿一直被弗思夫婦珍藏著，如今被收藏於倫敦經濟學院圖書館“弗思檔案”。
2016年，北大社會學系教授王銘銘的學生孫靜在“弗思檔案”中找到了《繭》，此後，由孫靜和北大哲學系博士生王燕彬完成了翻譯。王銘銘花了不少精力，對譯文進行了校對和修訂。
2020年，中文版《繭》由三聯書店出版，收入“費孝通作品精選”之中。
世界上本沒有“江村”，因為費孝通，千萬個像開弦弓村一樣的中國村莊，以“江村”之名進入學術殿堂，而一代代“江村人”的奮鬥，也得以永垂史冊。
當費孝通進入“江村”的時候，當時流行的經濟觀點認為，工業的發展必須集中於城市，鄉村最多是原料和勞工的來源地。費孝通則不這樣認為，他說：“若都市靠了它的技術的方便，代替農村來經營絲業，使本來可以維持生活的農民成了饑民，成了負債的人，結果是農民守不住耕地，都向都市集中。在農村方面，是經濟的破產，在都市方面是勞動後備隊伍的陡增，影響到都市勞動者的生機……所以，我們想達到的就是把絲業留在農村，使它成為繁榮農村的一種副業。在農村設廠，規模就要受到人口的限制，所以我們尋求最小規模、最大效率的工廠單位。”
費孝通的這種觀察超出了同時代的人，在全球學界也是獨步一時，它完全不同於亞當·斯密和李嘉圖的大工業設想，而是一種來自於中國的經濟思想靈光，可以說是世界上第一個指出鄉村也能發展工業經濟的經濟學家。
20世紀70年代末他復出的時候，認為自己還能工作10年，就對家人說，我口袋裡只有10元錢了，不能隨便零星地買花生米吃，要集中起來買一件“心愛的東西”。
1981年，他第三次來到開弦弓，看到家庭工業開始復甦，家庭副業的收入佔到了個人平均總收入的一半，而在吳縣一帶，鄉鎮工業遍地開花，甚至跟城裡的大工廠爭原料、能源和市場。受此啟發，費孝通寫出《小城鎮再探索》一文，正是在這篇文章中他第一次提出了“蘇南模式”。
1986年，已經是國家領導人的費孝通在一篇新聞報道中看到，在浙江南部的溫州出現了一種有別於蘇南模式的民間工業，他當即以76歲的高齡親赴溫州考察，陪同者描述，“費孝通一行在鄉鎮政府的接待室裡聽介紹，四周窗子的玻璃是殘缺不全的，冷風絲絲吹進，他雖然穿著呢大衣，可清鼻涕仍不由自主地淌下來，雙腳也凍得難受，有點坐不住”。
根據這些調研，他寫出《溫州行》，後來他陸續提出了“溫州模式”“珠江模式”，為中國鄉村振興和小城鎮發展大聲疾呼。
費孝通的眼光和思想都是世界級的，而這正是因為他的雙腳永遠立足在中華大地上。
隨著脫貧攻堅的決勝，鄉村振興接踵而來，鄉村的發展，記錄著幾代中國學人的心史。
（記者李煦）
【編輯：張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