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暮色:百年和平與繁榮的終結

帝國暮色:百年和平與繁榮的終結

2016年,5411名美國人放棄他們美國公民的身份,這一數字是幾年前的5倍,儘管美國國務院把脫籍申請費增加了5倍,提到了2350美元。

縱觀20世紀,歷經兩次世界大戰和冷戰,天之驕子——美國的護照價值難以估量。

1939年,擁有美國護照的柏林猶太人可以避免被抓進集中營;

1965年,擁有美國護照的南非索韋託黑人可以避開種族隔離;

1979年,擁有美國護照的列寧格勒天主教徒可以避免被關進勞改營。

這釋放了微妙的信號。

詩人艾略特說:

世界即是如此結束——不是砰的一聲消失,而是悄悄耳語地淡去。

我們習以為常的和平與繁榮的告別方式,兩者皆具。

帝國之秋

1914年6月28日,“砰砰”的沉悶槍聲,噴湧而出的鮮血,將歐洲毫無意識地拖入第一次世界大戰。

是日,陽光明媚,哈布斯堡王朝的王儲——斐迪南大公,視察群山之間的古城薩拉熱窩。這本是大公夫婦一次尋常的度假之旅,但在塞爾維亞人看來,大公在向他們民族挑釁,針對大公的刺殺陰謀正在醞釀,這是民族復仇,而不是要“搞個大新聞”。

大公出行的敞篷車,先遇到炸彈襲擊,但斐迪南夫婦幸運的躲過一劫,只有座駕的司機被誤傷。也許是命運使然,在他們前往醫院探視受傷司機時,敞篷車的司機轉錯一個彎,恰好停在因刺殺失敗,正在路邊借酒澆愁的刺客普林齊普前。

普林齊普是一個皮包骨頭的塞爾維亞人,因太小不能參軍,卻撥槍將幾百萬人送上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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斐迪南大公一家

“全歐洲的燈都要滅了。”英德兩國正式開戰的那個晚上,英國外交大臣格雷,望著倫敦的繁華燈火悲嘆:

我們此生將不會看到它們再亮起來。

2008年8月8日,北京奧運會的璀璨煙火中,美國財政部長——亨利•保爾森的心思,仍在大洋彼岸的美國,史無前例的金融危機正在爆發,甚至引發了自由資本主義的危機。

1個月後,百年老店雷曼兄弟破產,2008年金融危機到達最高潮。

危機來臨前的幾年,資本主義世界沉醉於全球化和金融擴張帶來的繁榮,英國首相戈登·布朗甚至吹噓說:

過去無窮無盡的繁榮與蕭條週期已被掌握和克服,從現在起,不再有金融危機。

雷曼的破產引發連鎖反應,銀行、金融公司和保險公司像多米諾骨牌一樣倒下,經濟崩潰的速度比1929年大蕭條快得多,資本主義國家的失業率飆升,政府幾乎破產。

美國總統小布什被迫發表講話,宣佈政府幹預計劃以拯救華爾街,併為自由資本主義制度進行辯護。

但形勢比人強,2008年的金融和經濟崩潰是75年來最嚴重的一次,對美國和歐洲來說是一次重大的地緣政治危機。

也是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冷戰結束,日裔美國人福山拋出“歷史的終結”論以來,自由資本主義迷人光芒的第一次消逝。

挑戰霸主

基爾海面的遊艇上,左臂殘疾的德皇威廉二世,得到斐迪南大公遇刺的消息後,興奮的說:

1914年是千載難逢的機會!

1815年的比利時小鎮滑鐵盧,英國名將威靈頓公爵率軍擊敗了法皇拿破崙最後的軍隊,拿破崙的第二次登基草草收場。此後的一百年間,歐洲再也沒有發生過全面戰爭,日不落帝國開始了它最輝煌的日子,而大西洋對面的美國嶄露頭角。

悠長的和平年代,人們享受的不是田園牧歌的生活,而是蒸汽與機械的轟鳴。與工業革命相伴的是生產力的迅速發展,自由貿易的攻城掠地,市場力量的不斷釋放和托拉斯壟斷怪物的產生。關於這個年代,更細緻的分析,我們寫了《走向毀滅:百年前全球化的終局》。

英國生鐵產量從1720年的1.7萬噸,上升到了1806年的26萬噸,之後的100年間增加到590萬噸。德國和美國後來居上,在1906年生鐵產量已經是英國的兩倍和四倍。

當托拉斯在國內市場佔有率高到極致時,就不可避免的要爭奪外部市場,國與國之間的矛盾產生。同時,托拉斯獨大的格局下,社會矛盾不斷加劇,底層民眾很難獲得向上躍升的渠道,內部已經沒有增量空間,他們也希望國家向外擴張。

一戰爆發前夕,丘吉爾曾這樣描述民意:

空氣中有股奇怪的味道。各國對物質繁榮還不滿足,熱衷於內部和外部爭吵……我們幾乎可以確定,世界想吃點苦頭。顯然,各地的男人們都渴望冒險。

最終,薩拉熱窩槍響,漫長和平終結,希特勒志願走上戰場,德意志帝國向英國的霸權地位發起挑戰,默契的列強摔杯為號,投入到這場絞殺生命與繁榮的戰爭。

保爾森在自傳《峭壁邊緣:拯救世界金融之路》中回憶道,北京奧運會期間的晚宴上,當他向中國領導保證房利美和房地美的安全時,領導淡淡的說:

俄羅斯人來找過我們了,提議聯合起來暗算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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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領導安慰被嚇壞的保爾森,“我們禮貌性地拒絕了。”

雖然中國沒有發動“金融珍珠港”襲擊,但是西方國家仍然深陷泥淖。

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對金融危機調查委員會說,“在最嚴重時期,美國13家重要金融機構中的12家處於破產邊緣。”他認為:

2008年金融危機是歷史上最嚴重的危機,甚至超過了大蕭條。

中國則通過快速有效的緊急措施展示了應對危機的能力。這使得人們質疑西方自由資本主義長期生存的可能,懷疑美國穩定世界的能力,也動搖了美國的霸主地位,並且在空白處,新的力量已經開始崛起。

2008年,中國GDP約4.6萬億美元,低於日本,排名世界第三。

十二年後,在新冠肺炎引發的危機中,這一幕再次重演,美國的霸主地位,遭受更嚴峻的挑戰。

2019年,中國GDP約為14.4萬億美元,超過歐元區19國的總和,約為日本的3倍,排名世界第二。

終結戰爭

在一戰的硝煙中,19世紀崇高偉大的文明大廈灰飛煙滅。戰後,全球經濟被這場浩劫連根拔起,國際貿易和金融在很長一段時間裡百廢待興。

一戰的爆發,讓一位來自田納西州的眾議員相信,各國對市場的搶奪和爭先恐後設置的殖民地貿易障礙,是引發國際衝突的重要原因。他確信,更徹底的國際自由貿易可以有力地促進世界和平。他就是柯德爾·赫爾,後來成為美國國務卿。

美國總統威爾遜相信,通過國際聯盟可以讓第一次世界大戰成為“終結所有戰爭的戰爭”。

他在國會聯席會議上發表了婦孺皆知的“十四點計劃”,核心內容是創建國際聯盟確保政治獨立和領土完整,阻止未來可能發生的軍事衝突。可笑的是,最後美國並沒有加入自己倡導建立的國際聯盟。

從美國到英國一直到日本,各國都竭盡全力的把本國經濟拉回穩妥的老路。

1920年代,經濟自由主義和實踐達到巔峰,發展自由貿易、釋放市場力量、重建金本位成為經濟領域的“最高綱領”。

1924年,全球貿易量就恢復到戰前水平。1929年大蕭條前,除西班牙、少數亞洲和拉美國家外,金本位在全球得以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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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的金融危機,使全球貿易經歷了巨大震盪。2009年全球貿易量下降12%,是二戰以來的最大降幅。

金融崩潰和經濟衰退剛露出苗頭時,很多人都想起了20世紀30年代初的大蕭條,引發人們對保護主義和以鄰為壑政策捲土重來的擔憂。

出乎意料的是,2008年的危機並未導致保護主義在全球範圍內的大爆發。

相反,為了維護其霸主地位,美國從2010年開始不僅推動重返亞太戰略,還開始推動代表下一代自由貿易協定的TPP(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和TTIP(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議)。換言之,西方國家想用更大的力度來推進全球化。

與之對應的是,中國於2013年提出“一帶一路”的合作倡議。

2010年,全球貿易量增長15.1%,恢復到危機前的水平。

黃金時代

繁華的都市,車水馬龍的現代化街道,衣香鬢影的派對,紙醉金迷的生活,新貴富豪的奢華不輸豪門望族。這是《了不起的蓋茨比》描繪的場景,也是美國1920年代繁華生活的剪影。

1928年12月,柯立芝總統在國情諮文中不無得意地誇讚:

自美國建國以來,莫有本屆所見之興旺繁榮……我國今日之成就,實足快慰。我國未來之前途,實很樂觀。

然而,這也是美國貧富差距的頂峰年代。美國前10%人的收入佔國民收入的比重從1920年的39%迅速提升到1928年的49%。美國財富前1%人擁有的財富比重從35.7%上升到47.8%,是同期後90%人佔比的3倍多,財富極度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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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收入前10%人的收入佔國民收入的比重

一戰後,自由資本主義繼續增強,全球化恢復推進。金本位重建完成和貧富差距極大化的時點與1929年大蕭條重合,並非偶然。

數量巨大的中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增速很低甚至下滑,除了出賣勞動力,沒有任何保障,消費能力極其有限,使得社會的總需求不足。

當社會將窮人拋棄時,窮人也終將反噬社會,帶來的是終將失去的黃金女郎“黛西”和美好夢想。

1929年,史無前例的大蕭條來了,駭人聽聞的失業潮也來了。

諷刺的是,大蕭條前夜,胡佛總統認為:

我們正在取得對貧困戰爭決定性勝利的前夜,貧民窟即將從美國消失。

這種悲喜劇一再上演。

特朗普在2016年競選時說:

全球化讓金融精英變得非常富有,但讓美國的數百萬工人陷入貧困和絕望。

美國的實際工資增長從1990年代開始陷入停滯,收入不平等自1979年起穩步上升,這使得人們重新思考全球化到底有利於美國人,還是帶來傷害。

中產階級的生活——有一份體面和帶來些許安全感的工作,擁有一個家庭並把孩子送上大學的能力,有一個合理舒適的退休生活,在美國越來越遙不可及。

中產階級的數量在減少,窮人的數量在增加。只有前1%人的情況很好,他們是美國最富有的幾十萬人,前1%的人擁有的財富比後90%的總和還要多,達到大蕭條時期的水平。

這一現象不僅在美國發生,過去的幾十年裡,收入最高1%人的收入佔比在西方國家普遍上升,貧富分化持續加劇。全球人口的1%,即千萬富豪和億萬富翁,還有印度和中國的新中產階級,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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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認為是最好的經濟模式——“自由化”和“全球化”的自由資本主義,並沒有為大多數人提供福利,即便是在美國這個似乎最自由化、最市場化和最全球化的國家裡也是如此。

二戰後的全球化大潮開啟之前,當一家公司成長時,高管和工人們生活的社區一起變得繁榮,但全球化改變了這一切。通過外包的方式,高管和工人不必生活在同一個國家,何論一個社區。

美國國際紙業公司有122年的悠久歷史,有大約6萬名員工。2008年金融危機後,它開始加速外包進程,每年平均解僱2000名美國工人,同時僱傭2000名非美國籍工人。

可口可樂宣佈不再是美國品牌,肯德基更關心在越南峴港而不是在美國肯塔基州銷售雞腿,蘋果公司依賴中國富士康的代工廠。一些公司的首席執行官甚至把美國消費者視作“遞耗資產”——其價值隨著時間的推移不可避免地下降,就像金屬車床一樣被灰塵和鐵鏽覆蓋。

在這個時代,勞動力被商品化,購買勞動力就像購買煤炭一樣,哪裡的勞動力便宜就僱用哪裡的,而不管五大湖畔斑駁的鐵鏽帶或東北平原上人去樓空的城市。

社會被極致的市場力量和全球化撕裂。年輕人再也找不到一份鋼鐵廠、汽車廠或手機廠的工作了,雖然他們渴望上大學,但他們沒有機會,當他們看著別人越過他們進入上層社會,只有一種感覺:

這個體制是不公平的和被操縱著的。

天才的煽動者希特勒和特朗普們精準的看到這一點,這些市場和全球化的棄兒,是他們天然的支持者。

暗流湧動

1919年3月,同情底層民眾困苦生活的法西斯之父墨索里尼,在米蘭建立了“戰鬥的法西斯”組織。1921年,該組織改稱“國家法西斯黨”。翌年,該黨的軍事組織“黑衫軍”進軍羅馬,發動暴亂奪取政權,標誌著現代法西斯主義作為一種政治力量在國際政治生活中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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撕裂的社會、絕望的民眾和民族的仇恨是法西斯誕生的溫床。

一戰德國無條件投降,損失了10%的人口和國土,還要承擔鉅額的戰爭賠款。但德國無力拿出這筆鉅款。

為了徹底搞垮德國,法國強行勒索賠款。1923年1月,法國聯合比利時,殺入德國經濟命脈魯爾工業區,史稱“魯爾危機”。

德國經濟崩潰,政府靠無限印製紙幣續命,惡性通貨膨脹迅速出現。在柏林的菜場上,一個雞蛋的價格是3200億馬克,一升牛奶賣到了3600億馬克。主婦將一捆捆的鈔票投入火爐,藉此取暖,因為燒鈔票比燒木材更划算。

希特勒在代表作《我的奮鬥》中,以深切同情的筆觸寫道:

巨大的經濟發展導致社會階層的變化。小手工業者逐漸消亡,工人獨立生存的可能性日漸渺茫;作為結果工人明顯地無產階級化,出現了一個產業工人的階層。其最基本特徵就是工人永遠無法找到屬於自己的生計。他是貨真價實地一無所有。他的晚景淒涼,生不如死。

底層人民活不下去,中產階級也迅速淪為赤貧,再加上猶太商人囤積居奇,德國人普遍對現狀不滿。趁此機會,希特勒迅速擴大原來只有200名成員的納粹黨。如同上帝一樣,他向德國人許諾,將帶來一個遍地“流淌著牛奶和蜂蜜”的第三帝國。

同年11月的啤酒館政變中,希特勒動用3000名黨徒包圍會場,意圖發動政變奪權,但失敗了,他還需要等待更大的危機,借勢登上權力的巔峰。

2008年金融危機後,民粹主義在歐洲如星星之火般發展起來。法國的國民聯盟,意大利的北方聯盟,荷蘭的自由黨和英國獨立黨越來越受歡迎。2014年5月歐洲議會選舉中,英法兩大國的極右翼政黨獲得大勝,歐洲民粹主義群體性崛起。

經濟困境、貧富懸殊、移民危機和階層固化造成西方國家民粹主義的興起。

德國基社盟主席施特勞斯曾說:“我們的右邊不允許再有合法民主政黨的存在。”他認為,在德國,基社盟應該佔據最右邊的位置,比基社盟立場更保守的極右冀政黨應該被聯邦憲法保衛局監控,或者被政府取締。

當年的納粹使右翼思想在德國臭名昭著,德國“六八運動”對納粹殘餘清算之後,“政治正確”大行其道,右翼思潮和政黨很容易被扣上“納粹”的帽子,德國成為歐洲最難滋生右翼勢力的國度。

然而,2013年創立的另類選擇黨打破了德國長久以來的格局,極右翼政黨登上了德國的政治舞臺。歐洲已無法抵擋反移民、反經濟一體化、反貨幣一體化、反歐盟的民粹浪潮。

另類選擇黨的煽動性極強,在德國擺放的宣傳海報意在告訴德國人,如果放任“歐羅巴”變成“歐拉伯”,歐洲的女人將變成中東人的性奴隸。只有另類選擇黨,才能阻止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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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隸市場”,不要讓歐洲成為“歐拉伯”(Eruabia)!

民粹主義沒有忘記美國,2016年,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是民粹主義在全球已成燎原之勢的標誌。

億萬富翁特朗普的言論散發著濃郁的民粹味道:

通過操縱匯率,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每年超4500億美元,中國人偷走了美國人的工作機會;

墨西哥人都是強姦犯,應該由墨西哥出資在美墨邊境修隔離牆;

禁止穆斯林進入美國;……

自茶黨從2010年的高潮衰落後,美國極右翼公民——愛國者民兵、自發邊界糾察隊、白人至上論者——在不斷地尋找他們典型的化身,最終找到了特朗普。

2016年成了人類歷史第三次民粹主義大潮的元年,大到美國大選、英國脫歐、歐洲反難民潮;小到杜特爾特當選、朴槿惠下臺、土耳其政變失敗;再小到香港佔中、臺灣太陽花運動……全球都可以看到民粹力量的崛起和巨大影響。

這還只是開始,更大的危機醞釀著更猛烈的風暴。

危機降臨

電影《了不起的蓋茨比》中,1920年代的新富人群像1980年後亞洲的暴發戶一樣,瘋狂的追逐香車美女豪宅,奢靡生活是所有人奮鬥的夢想,人們如飢似渴的追逐各路“股神”訊息,槓桿投機成為全民參與的瘋狂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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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代的舞會

持續10年的大牛市後,美國最傑出的經濟學家歐文·費雪,在1929年10月22日的《紐約時報》頭條表示:

我認為股票價格還很低。

兩天後,美股突然暴跌,“黑色星期四”降臨。

美股崩盤這個偶發但非意外的事件,讓費雪破產,欠下75萬美元的鉅債,直至臨終都未還清。美股崩盤還引發大蕭條,並通過國際貿易網絡和金本位制迅速影響全球,造成全球性的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德國也不例外。

德國的經濟大幅下降,甚至降到1895年的水平。1933年,德國的失業工人有770多萬,失業率超過了44%。算上他們的家屬,德國6600萬人,有3250萬面臨吃不上飯的危險。

經濟大衰退最嚴重的時期,英國、比利時兩國的失業率為22%~23%,瑞典24%,美國27%,奧地利29%,挪威31%,丹麥32%。

在人們的記憶中,工人階級從未遭遇過如此可怕的經濟災難。更慘的是,包括失業救濟在內的社會保障,當時壓根沒有,失業了只能喝西北風。這是自有資本主義以來,創傷最慘重的悲劇,資本主義世界似乎崩潰了。

以至於十年後的二戰中期,倫敦《泰晤士報》一篇社論寫道:

失業,僅次於戰爭,是我們這一代蔓延最廣,噬蝕最深,最乘人不防而入的惡疾,是我們這個時代西方特有的社會弊病。

大蕭條是頭一次但不是最後一次,經濟波動對體制產生了威脅。

2010年代,長達10年創紀錄的經濟增長和牛市後,美國有了世界上最搶手的股票和債券市場。在美國科技公司的強勁表現推動下,美國股市在此年代增長了250%,而中國股市僅增長了70%。到2019年,美股已佔全球股票市值的56%。

每當道指或者標準普爾500創新高時,特朗普都會在推特上大肆宣揚,這樣的推文他發了280次,平均四天一次。

2020年2月,美國失業率創下歷史性的低點3.5%,特朗普總統宣讀國情諮文:

我們的國家正再次繁榮昌盛……經濟衰退的歲月已經結束,美國的未來一片光明。

一個月後,美股突然暴跌,“黑色星期一”再臨,不過這次黑色星期一變成了黑色一星期,美股在一週內熔斷四次,巴菲特都驚呼“活久見”。

全球化帶來美國、中國的繁榮,也帶來了新冠病毒的快速傳播,疫情如猛火烹油般爆發。造成我們繁榮的東西,也造成我們的快速崩塌,高效的勞動力市場依賴全球協作,複雜的供應鏈依賴及時交付,高度槓桿化的經濟依賴大眾消費。

與2008年金融危機和大蕭條相比,新冠肺炎對全球經濟的衝擊不僅更快而且更嚴重。在前兩個事件中,股市暴跌了50%以上,信貸市場陷入冰封,緊接其後的是大規模破產,失業率飆升到10%以上,GDP年收縮率達10%或更高,但這花了兩三年時間。這一次,只用了三週。

人類歷史上,經濟從來沒有像這樣硬著陸過,陽光下有些新鮮事,過於恐怖。

3月底,美國失業率已經飆升到約13%,這是二戰以來的最高記錄,但這還只是猜測,因為失業登記系統不是為這樣的失業速度準備的。首次申請失業救濟人數,先是激增330萬,然後是660萬,接著又加660萬。按這個速度,到今年夏天,美國整體失業率將達到30%。

這還不是終點,眾多經濟學家預測,整個大西洋的失業人數可能達到5280萬人,約佔32%,高於大蕭條的峰值。

經濟崩潰不是金融危機的結果,而是有意識政策選擇的結果。甚至在大蕭條和二戰期間,也沒有像現在美國、歐洲和中國這樣中止大部分經濟活動。中國也許有多達2.05億農民工在休假,佔勞動力的四分之一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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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寂的紐約時代廣場

在世界衛生組織(WHO)的會議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稱:

我們從未目睹世界經濟陷入停滯。

雖然中國的經濟活動正在逐漸恢復,但其他國家仍處於封鎖狀態。各國在新冠肺炎應對能力上的差距,對去製造業、全球供應鏈、全球化、自由資本主義提出了重大挑戰。

世界崩解

說也奇怪,大蕭條對西方世界上層人士的心靈衝擊更大,勝過平民百姓。窮苦老百姓的生存期望很低,只要有口飯吃就能滿足。反倒是上層人士開始懷疑舊有的自由經濟體系,因為這套體系連餵飽人民都難,技窮之下,決策人士窘態畢現。

而那個早與資本主義分道揚鑣的國家——蘇聯,卻彷彿免疫似的,絲毫不為大蕭條所累。在西方國家經濟一片停滯之際,蘇聯的工業化突飛猛進。1929年至1940年,蘇聯工業產量增了3倍,佔全球的比重從5%躍升為18%。更令人驚奇的是,蘇聯毫無失業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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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宣傳,資本主義國家危機背景下的社會主義經濟增長

兩相比較,自由資本主義的失敗一目瞭然。為了解決國內危機,西方各國只好犧牲世界整體經濟的繁榮基礎。

1930年6月,1000多名經濟學家簽名,懇請胡佛總統不要簽署《霍利-斯穆特關稅法》,但他照簽不誤,“美國曆史上最愚蠢的法案”出爐。

《霍利-斯穆特關稅法》代表著一種破壞性的發展態勢,各國加速地高築壁壘,力圖保全自己的國內市場和通貨免受世界性經濟風暴的衝擊。

1931年,大英帝國放棄“自由貿易”政策。要知道,自1840年開始,在經濟上,自由貿易於英國,和政治上,美國憲法於美國一樣,是兩國的立國之本。英國從世界經濟體系抽身,放棄自由貿易原則,凸顯了當時各國保護自家經濟的急切。

同年7月,德國啟動外匯管制以避免黃金外流,金融壓力傳遍全球,英國、美國、法國、荷蘭和日本等也紛紛效尤脫離金本位。

全球繁榮所必需的國際多邊貿易和金融體系分崩離析。1929~1931年,國際貿易下降了60%。1931~1939年各國簽訂的510項商業協定,60%不再包括國際貿易制度最重要基石——“最惠國待遇”。少數依然保留的,優惠內容也大幅閹割。

大蕭條重壓之下,經濟事務退居其次,保護社會邁步向前,足足摧毀自由資本主義經濟長達半個世紀之久。

新冠肺炎危機是貿易保護主義、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的政治大禮。當西方國家普遍面臨口罩、呼吸機和藥品短缺問題,並考慮旅行者的病毒傳播可能時,自由貿易、國際分工和人員流動帶來的好處顯得蒼白無力。

反對全球化的理由又多了一條,這不是普通的經濟和政治壓力,而是更根本性的理由——對死亡的恐懼。

新冠肺炎促使西方國家重新審視,把中國作為製造業核心基地依賴的問題,這個趨勢在2018年特朗普發動對中國的貿易戰就開始了。

中國以汽車零部件、玩具和電子產品的世界工廠而聞名,但它也生產了全世界所使用的大部分青黴素、抗生素和止痛藥,以及醫用口罩和醫療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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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在演講裡稱:

在幾十年的時間裡,我們以犧牲美國工業為代價使外國工業賺得盆滿缽滿。

自百年前的胡佛總統以來,沒有哪位美國總統如此強硬的談論保住美國免受外國競爭衝擊的必要性。

特朗普的親密戰友,美國貿易談判代表納瓦羅說:

中國利用不公平的貿易手段控制了供應鏈的各個方面,就像他過去控制其他行業的手段一樣——廉價的血汗工廠勞動力、寬鬆的環境法規和大量政府補貼。

特朗普命令跨國公司拋棄中國,用美國的工廠來生產它們的產品,英國正在脫離歐盟,英吉利海峽將重新豎起屏障,跨越物種邊界的病毒在國與國之間築起高牆。

美國退出自己倡導的TPP,暫停了對世衛組織的資助,威脅退出世貿組織。百年之前,美國沒有加入自己倡導建立的國際聯盟。

這是一個輪迴。

強人崛起

如果大蕭條不曾發生,希特勒肯定不會掌權。十之八九,也不會有羅斯福這號人物。至於蘇聯的經濟體系,就更不可能與自由資本主義匹敵。

元首將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結合起來,承諾會使德國強大和富裕,暗示會向法國和猶太人復仇,以“救世主”的姿態贏得了1933年德國大選,登上了德國總理之位。

翻看1930年代的德國曆史資料影片,映入眼簾的是民眾向元首歡呼的場景,帶給我們一種不可思議的集體瘋狂印象。每一座德國城市都有以希特勒命名的大街、廣場,成千上萬的普通民眾向他寫信,表達對帝國元首的崇拜和感激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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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通德國人的回憶中,1933年希特勒上臺至1939年二戰爆發前,是德國曆史上最好的黃金時代。元首大搞基礎建設,整頓社會秩序,迅速振興了經濟,恢復了公共服務。

德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從1932年的580億馬克升至1938年的1050億馬克,成為經濟強國。德國的高失業率迅速降至1.3%,英國為8.1%,美國則高達18.9%,德國工人的收入從136馬克升至294馬克。

納粹在魯根島等風景勝地修建大批療養院,僅1937年,就有1000萬德國普通工人享受休假旅遊,過去這是王公貴族、鉅富豪紳的特權。

1936年,德國舉辦奧運會,凡爾賽會議三巨頭之一——英國首相喬治訪問德國,評價希特勒道:

我從來不曾見過比德國人更快樂的民族,在我見過的許多偉大人物之中,希特勒要算最偉大的一個。

希特勒天才般地使用收音機等新傳播媒介,將他極富感染力的聲音直接送到德國民眾的耳中,贏得萬眾的擁戴。

經濟奇蹟、社會福利和煽動宣傳,帶來的是普通德國民眾對希特勒的無限崇拜和忠誠。這也告訴我們,蘇聯紅軍的先頭部隊打到距希特勒藏身的地堡只有幾百米時,納粹德國十二、三歲的娃娃兵仍在為保衛他們的元首拼死抵抗的原因。

在德國的集體癲狂之中,納粹再一次啟動了戰爭機器。

大西洋的彼岸,羅斯福總統也將收音機這一新媒介變成強大的宣傳武器,“爐邊談話”成為全體美國人的記憶。

特朗普則打破眾多政治傳統,熟練的運用推特這一新媒介,大搞“推特治國”,他的推特有近8000萬粉絲。建制派和傳統媒體對他的批評越猛烈,美國民眾對他的支持率越高。

特朗普毫不掩飾自己的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傾向,在集會上,他向支持者宣佈:

你們知道我是誰嗎?我,民族主義者。我是一個民族主義者。用這個詞吧。

他塑造強人形象,高喊要重建美國,讓美國再次偉大。他強化美國人的國家意識,挑動著“帝國”想象。

墨西哥前總統福克斯說,特朗普讓人想到希特勒。

新冠肺炎之於特朗普,類似大蕭條之於希特勒,是天賜良機。危機給特朗普的眾多瘋癲行為披上了合法外衣,與中國“脫鉤”成了不證自明。

美國政府的簡報稱:

如果我們從這次危機中學到任何東西,那就永遠不要依賴世界其他地方的基本藥物和對策。

可怕的是,特朗普這樣的政治強人並非只有一個。

俄羅斯的普京,日本的安倍和土耳其的埃爾多安都有著明確的國家主義價值觀和戰鬥精神,激發本國民眾的“帝國化”想象和衝動,給世界埋下毀滅的種子。

走向毀滅

一戰爆發時,英國的一支艦隊在德國基爾港訪問,雙方的水兵和軍官相談甚歡。離別時,英國人打出信號告別:

一日為友,終生為友。

最強大的兩個國家,最專業化的兩隻軍隊,在戰爭爆發前一天,都完全感受不到戰爭來臨的氣息,但凡英國人有一絲察覺,就絕不可能把自己的艦隊送到敵人要塞炮口之下,這說明英國海軍最高統帥這一級對戰爭沒有絲毫準備。

1930年代的歐洲,人們則天天提心吊膽地等著戰爭爆發。成群飛機向城市丟炸彈的景象,頭戴防毒面具像瞎子般在毒氣中摸索前進的影子,一直在人們的腦海裡翻滾。

當德軍越過盧比孔河並佔領布拉格時,二戰已不可避免。

飛機投彈的噩夢,像預言般實現,倫敦、重慶、德累斯頓和東京被焚為焦土。毒氣的想象雖然沒有大規模發生,但廣島上升騰的蘑菇雲卻在整個人類心裡投下陰影。

帝國暮色:百年和平與繁榮的終結

二戰讓中途島、北非沙漠、緬甸、奧斯維辛這些遙遠陌生的地名,變得和北極、諾曼底、斯大林格勒一樣,成為人們耳熟能詳的名詞,給我們上了一堂世界地理課。

狂熱的希特勒崇拜者將世界變成煉獄,一位納粹年輕志願軍在書信裡寫道:

為祖國、為理想獻出生命!……不,光死不足以成事。即使在最前線,殺敵才是第一。……死算不得什麼,死並不存在。沒有人想到自己會死,殺、殺、殺,這才是正事,這才是待你我開拓的疆域。是的,只有上前去殺,才是你全部意志的體現。因為只有通過殺,你的意志才能在另一人身上完成。

二戰造成前所未有、以天文數字論的萬民輾轉流離與遭屠殺死亡,人類甚至需要創造新詞彙來描述這種現象:

無國之民,集體滅種。

納粹用機械化的手法屠殺猶太人達數百萬之眾,僅歐洲大概就有4500萬人被迫連根拔起變成難民,這還不包括被迫前往德國的外籍勞動者,以及在蘇軍到達之前逃走的德國人。

二戰的非人化讓戰爭變得愈加殘忍。血淋淋的殺人行動,如今變成一個按鈕或開關即可解決的遙遠事件。

從高高劃過的轟炸機看下去,地面上的一切不再是鮮活的人和物,而變成一個個無生命的投彈目標。

稚氣未脫的年輕男子,做夢也不會把刺刀插進鄉下孕婦的肚子。一旦登上飛機的駕駛倉,就可以輕而易舉對著倫敦或柏林的滿城平民摁下按鈕投下炸彈,或在長崎上空投下末日的原子彈。

工作勤奮的德國科員,萬萬不會親自將猶太人載到鐵絲網環繞的死亡集中營,卻可以盡心盡力、日復一日安排發往波蘭屠場的一班班死亡列車。

帝國暮色:百年和平與繁榮的終結

頂級納粹德國專家伊恩·克肖爵士評價二戰說:

納粹現象超乎理性範圍所能分析。其領袖以上天之口吻談世界霸權及毀滅;其政權,以最惡劣的種族仇恨意識為基礎;其國家,卻是歐洲文化經濟最先進的國家之一。然而這樣的國家卻一心為禍,滅絕5000多萬人口,犯下駭人聽聞的暴行無數——其惡行之極致,竟以機械化手法屠殺猶太人達數百萬之眾。史家面對奧斯威辛,只能啞然無語不知從何說起。

二戰後的和平年代,沒有什麼像柏林牆和雙子樓的倒塌一樣震撼人心,除了新冠肺炎。

毫無疑問的集體感覺,讓我們知道,我們要迎接一個新的時代了。

曾經有人問愛因斯坦三戰會怎麼打?愛因斯坦苦笑著說:

三戰怎麼打我不知道,但我很清楚四戰的打法——用石塊和木棒!

人們常說要感謝核武器,核大戰的不可承受之痛,才換來了二戰後的長久和平,但夏天長大的花朵經常認為冬天只是傳說,然而冬天總是要來的。

不是結局

2059年4月,在莫斯科地鐵的隧道里,昏黃的光斑四處晃動,沉重的腳步和蓋格計數器的報警聲驚起“吱吱”的響動。

一個老人拖著左腿,透過防毒面具帶裂紋的護目鏡,沿著地鐵軌道,專心的尋覓戰前人類遺棄的聖物——核子可樂瓶蓋,全然不顧皮膚潰爛的老鼠四處逃竄。

各國的地鐵隧道成為倖存人類的遮蔽所,地表變成了飄滿放射性物質的荒原,百年和平與繁榮已隨著升騰的蘑菇雲消逝。

帝國暮色:百年和平與繁榮的終結

突然,他在軌道邊蹲了下來,映入眼簾的是上個世紀的詩人艾略特寫的《荒原》第一節:

四月是最殘忍的月份,從死去的土地裡

培育出丁香,把回憶和慾望

混合在一起,用春雨

攪動遲鈍的根蒂。

……

虛幻的城市,

在冬天早晨的棕色濃霧下,

人群流過倫敦橋,那麼多人,

我沒有想到死神竟報銷了那麼多人。

但4月不再是最殘忍的了,核冬天將地表封印,冰原上培育不出丁香。

參考資料:

1.The Populist Temptation: Economic Grievance and Political Reaction in the Modern Era,Barry Eichengreen

2.《羅馬帝國衰亡史》,愛德華·吉本

3.《鉅變:當代政治與經濟的起源》,卡爾·波蘭尼

4.《從資本家手中拯救資本主義》,拉古拉邁·拉詹

5.《極端的年代:1914~1991》,艾瑞克·霍布斯鮑姆

6.《繁榮的代價:富有帝國的衰落與復興》,託德·G·布赫霍爾茨

7.《峭壁邊緣:拯救世界金融之路》,亨利·保爾森

8.《貿易的衝突》,道格拉斯·歐文

9.《兩次全球大危機的比較研究》,劉鶴

10.《大蕭條貿易戰啟示錄》,任澤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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