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泡泡糖
“與士大夫共治天下”是由漢高祖劉邦提出的，漢朝之後的歷代王朝都十分尊重士大夫，但這些王朝的統治者只是把士大夫看作政治工具，並沒有真正實現“共治”，直到宋朝士大夫的政治地位空前膨脹，真正實現了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
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十分形象地說明了當時士大夫的政治態度，宋朝時的士大夫以天下為己任，而非以維護皇權為己任。
宋朝的士大夫之所以可以擁有這麼高的政治地位的原因有很多，宋朝的統治者推行“重文輕武”的國家政策，並且宋朝政府賦予了士大夫較高的政治自由。除此以外，宋仁宗時期完善了科舉制度，使大批有才能的寒門子弟進入仕途，分化了貴族子弟的政治權利。政府還強調了學校教育的作用，使當時的讀書人深受國家所傳播的忠軍愛國思想的影響。
一、宋朝文官集團得以掌握權力的政治因素
（一）權力的相互制衡
相比於其他朝代來說，宋朝權力的制衡極其特別，其他朝代大多是削弱相權，加強皇權，而宋朝在分化相權同時也制約了皇權。宋朝通過設立參知政事、樞密院等來分化宰相的職權。
宰相是士大夫的最高政治代表，在宋朝時，立法權和決策權掌握在皇帝手中，行政權由宰相掌握，皇帝不能隨意侵犯宰相的行政權，同時宰相也不能剝奪皇帝的立法權和決策權。宋朝的士大夫與皇帝共治就是通過這種形式得以實施的。
宋朝時皇帝的命令以詔敕的形式下發到地方，但是皇帝的詔敕上必須要有宰相的副署號令，沒有得到宰相的同意皇帝是無法向地方下發詔敕。因此，宋朝時候的宰相能夠過問皇帝下發的一切事務，宋仁宗在安葬其親生母親李宸妃時就曾說“宰相，事無內外，無不干預”。
除此以外，早在宋太祖時期就形成了一個慣例，不殺大臣言事官。這個慣例限制了皇帝對於大臣的處置權，減少了士大夫在參與政事時的後顧之憂，加強了士大夫們在參與政治時的勇氣。由此可見宋朝時宰相對皇帝的限制是有法可依的。
（二）法律的約束性
唐朝後期儒家思想被束縛，其他思想蓬勃發展起來，到了宋朝“講性明理”之風盛行，整個社會以理論事。這種風氣漸漸影響到了政治，宋朝政府在處理朝廷政務時十分開放，大臣們在討論國家大事時，往往都會大談道理，進行爭辯。但是在爭辯時，皇帝與大臣都會遵循“道理最大”的準則。
當然道理的存在必須有法律作為保障。宋朝政府注重法治建設，講究祖宗家法。宋朝初年，政府制定了《刑統》三十卷作為國家的基本大法，與此同時，各地方還有所需實行的基本法律，例如《三司新編敕》。
除此以外，皇室外戚宦官還要依照各種各樣的家法，例如“治內之法”，“勤身之法”等。這種完整的法律體系，限制了皇權，也制約了士大夫的權利，使皇帝與士大夫共治的局面得以穩定運行下去。
（三）統治環境的變化
五代十國時期天下大亂，武人因此得勢。可是國家的治理還是要藉助文人的幫助，五代時期各國都曾招募文人來做自己的幕僚，宋太祖在當上節度使後就招攬了楚昭輔、呂餘慶等人做自己的幕僚。
在當時各國都形成了武將掌權，文臣主政的政治形態，在宋朝建立後，武將的權利被收回統治者手中，而文臣的權利隨著統治疆域的擴大，統治複雜性的提高而提高。
二、宋朝文官集團得以掌握權力的經濟因素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宋朝之所以能夠形成這樣的政治形態與其經濟的發展有著很重要的原因。
宋朝延續了唐朝時的“兩稅法”，唐朝初期實施的是“均田制”和“租庸調製”，但是隨著土地兼併的發展“均田制”也崩潰了，“租庸調製”也無法進行下去。唐政府為了維護統治，不得已承認了土地的所有關係，採用了“兩稅法”，這種賦稅制度的確定，促進了唐朝經濟的發展，解放了生產力。
唐朝末年農民起義運動頻繁爆發，這些農民戰爭掃除了根深蒂固的門閥勢力，與此同時地主勢力隨之崛起。地主勢力與門閥勢力相比大多缺乏高貴的出身，但是憑藉著對土地的控制，他們在政治、經濟、社會中都有著極大的影響。
宋朝在建立後確立了地主的土地所有權，宋朝政府的這一政策獲得了地主階級對於宋朝政府的支持。與此同時，宋朝公開也承認了隋朝時期就產生的租用契約關係。在這種情況下，地主階級得以壯大，很多官員也紛紛購買土地，漸漸的地主階級的力量滲透到國家政治當中。
北宋時期對科舉制進行了改革，相對於唐朝來說，北宋科舉制的錄取名額擴大了數十倍，在這一制度下很多寒門學子得以進入朝廷，據統計，兩宋時期有超過一半的進士為平民出身。
士大夫作為北宋參政議政的主要力量享受著朝廷給予種種優待，這使士大夫與土地牢牢聯繫在了一起成為了新的地主，宋朝的這種制度有效的防止了知識分子當中謀反現象的發生。宋朝時期曾有三次大的農民起義，這三次起義中都沒有地位顯赫的士大夫參與。
這些有著較高文化水平又有著一定經濟力量的士大夫，對於國家大事極具責任感。對於國家大事他們敢說敢做奮不顧身，他們的意見皇帝不得不認真聽取考慮。
三、宋朝文官集團得以掌握權力的思想因素
自漢朝開始儒學就被確定為封建社會的正統思想。與此同時“經學”興起，“經學”指的是詮釋儒家經典的學說。隨著“經學”的發展演變出今文學、古文學兩個學派，這兩個學派長期爭論不止，莫衷一是，到了唐太宗時期，政府曾下令修撰《五經正義》及《五經定本》，這兩部書定為“官學”，科舉考試以這兩本書為標準。這兩本書的發行結束了漢朝時期的“經學”宗派之爭，但也束縛了儒家學說。
與此同時佛教和道教迅速發展起來，道教藉助皇室的力量佔據了思想統治地位。在道教崛起的同時，遵從老莊學說的道家思想也廣為流傳，道家思想倡導清靜無為，簡易為政，嚮往和平。這一思想在安史之亂後得到了士大夫階級的廣泛推崇。
在宋朝初年，黃老學說依然廣為流行，甚至被統治者所尊崇，這為之後的“共治”局面奠定了思想基礎。在經歷過唐朝末年的大動亂之後，士大夫對於國家治理觀念的認識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他們意識到國家和平的維護不僅要依靠統治者，自己也有著極大的責任。
在北宋大臣張方平的《樂全集》中曾形容國家皇帝及士大夫的關係時說“動靜休慼，義猶一體”。這句話極其形象的反映出當時士大夫們的責任感。和其他王朝相比，宋朝的統治者在遵循“三綱五常”的同時意識到國家政治不僅是皇帝的事，更是自己的事。這種思想使當時的士大夫積極參與國家大事的決策。
總結：
宋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形態表明知識分子是一個政權統治的中堅力量，維繫王朝的統治要給知識分子足夠的發言權和政治地位。
舊時樓臺月
宋太祖趙匡胤是武將出身，也是個武力和權術的能人，自“陳橋兵變”皇袍加身到“杯酒釋兵權”，體現出對武將的不信任。也是由於唐末武將的以武亂權，故趙匡胤設立樞密院為全國的最高軍事機構，最高長官樞密史由文官擔任。所以文官權力極大。
宋朝官員如何掌握該力量離不開“國策、體制、政治”因素影響下的宋朝“文官制度”
在宋朝，文官的活動空間可謂非常之大，相對於其他朝代的文官也更為自由。這樣的變化，與大宋的開國皇帝趙匡胤的政治決策息息相關。
宋太祖趙匡胤所頒佈的“勒石三戒”，使得宋朝時期的文官們生活有了很大的保障。
自從趙匡胤登上皇帝的寶座後，將發展的中心轉移到對於國家的建設中去，與此同時也產生了在當時盛極一時的宋朝文官風潮。
在宋朝，統治階級對於文人墨客非常尊敬，重視有佳，重文輕武的程度在中國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
在這樣的社會大環境下，文官成為了一種比武官更加重要的職位，掌握的權力遠遠要超過武官，受到了社會各個階層的尊崇，其光鮮亮麗的程度可見一斑。
宋代的開國宰相趙普對儒家文化的大力推崇，更是為整個時代的讀書人創造了一個很好的從政的環境。
一、 重文抑武，文官當道的治國政策
對於宋朝為什麼文官會擁有如此高的社會地位，我們就不得提到宋太祖趙匡胤這個人物。
在當時，發生了陳橋兵變這一歷史事件之後，趙匡胤非常擔心這樣的情況會再次發生，歷史的悲劇將在他的身上重演。
五代十國時期藩鎮割據導致社會局勢非常動盪不安，人心惶惶；宦官掌握國家大權，帝王的權力名存實亡。
為了預防出現這樣的局面，宋太祖趙匡胤帶領自己的得力助手，將散落在各個地區的兵權緊緊收歸到自己的手上，大規模的壓縮地方政府所享有的權利。並且，其對軍隊進行了全面的改革，使得各個地方的軍事權利完全由自己所掌控，使得軍事將領們逆反中央的可能極基本不存在。
這樣難以表達的小心思，宋太祖趙匡胤肯定不會把它當著文武百官的面赤裸裸的昭告天下。他只說是為了讓國家未來可以變得更好、更強大，為了避免戰爭的再次出現，國家需要休養生息。
按照這樣的說法，朝政的建設並不需要過多的武官，所以武官的人數理所當然的需要進行裁減。當時國家的努力範圍，是要將經濟恢復到戰前的水平，以及逐步完善國家現有的政治制度。
因此，宋朝時期的朝廷對於文官的需求量非常之大。從這一點上我們就可以看出趙匡胤的智慧，利用數量日漸增多而無實質傷害性的文官來打壓那些手頭上掌握兵權的武官。
在這樣的政治風向的影響下，走向政治仕途，成為一名文官是當時很多讀書分子所追求的目標。現在我們在談到宋代的文官制度的時候，士大夫可以說是其中的標誌。
文官們如果想要順利的進入政壇、踏入仕途，在朝堂上能夠有一番作為的話，首先需要通過的就是士大夫階層的考驗。
這也是宋朝文官制度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風向標。
宋太祖趙匡胤為了能夠將國家的權利牢牢的把握在自己的手中，建立了一套體系非常完備、系統的制度，這些舉措對於當時國家的穩定以及官員的控制來說都是非常有必要的。
“兵權所在，則隨以興，兵權所去，則隨以亡。”
宋朝在保留有原有的必要的常設的處理日常事務的機構之外，也增設了很多削弱宰相權利的分支機構。
為了避免文官也對國家的政權產生影響，將每一個職位的職能都進一步細化，每個職位之間的權能都有相互牽制與制約。
由此保證每個文官都在被牽制的情況下盡心盡力為中央貢獻自己的力量，這大大加強了中央對於文武百官的控制和朝廷中央集權。
雖然在宋朝的末期，還是出現了官員數量過多，行政效率非常的低下，官員們互相推脫責任的種種現象。
但是，我們所不能否認的是，宋太祖趙匡胤所設立的這一系統的文官結構對於武官專權起到了很大的抑制和平衡的作用。
文官也憑藉這樣的契機走入了大眾的視線。
二、 初入體制，文官進階的資格途徑
自隋唐時期科舉制度創設、完備之後，考試是大多數百姓進入朝堂，開始仕途的一個最佳途徑。在宋朝，除了通過科舉制度進入仕途之外，還有另外兩條進入仕途的道路。它們分別是自薦制度以及蔭補制度。
科舉制度最早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就產生了雛形，到了後來的隋唐時期真正的發展壯大，形成了一套相對完善的體系。
這一制度主要是通過公開進行相關科目的考試來選舉朝廷所需要的人才，也使得當時宋朝時期的讀書人對於學習產生的氛圍非常濃厚，人們對於讀書人、知識分子也非常的推崇、尊敬。
科舉制度使得很多家境貧寒，沒有什麼政治背景的考生有機會獲得進入官場的機會，因為科舉制度相對來說非常的公平，考生們可以真正展示自己的才華、實力,出生普通家庭的學子也可以通過自身的努力進入仕途。
自薦制度通常針對的是已經步入仕途的官員，皇帝下旨需要人才的時候，這些有才能的官員就可以積極的報名，推薦自己。
有的時候，這也需要有上級領導的欣賞和推薦。推薦完自己之後，還需要進行相關的考試來選撥人才，在這一點上和科舉制度是非常相似的，這也在最大程度上的保證了公平性，避免權利對其進行干擾。
有的時候，皇帝會親自參加自薦制度中人才的考核以及選撥程序。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
自薦制度的難度與科舉制度相比可以說是旗鼓相當的，這也是為官之人得到重用提升的一個非常好的機會。
蔭補制度相對於以上兩種制度來說，對於貴族們來說是更加有利的。
那些豪門貴族家的子弟雖然不能隨心所欲的進入官場，但是對於平民百姓來說，卻是多了很多門路和捷徑。
這樣做的目的也在於籠絡朝廷官員，是他們更加衷心的輔佐帝王，全身心的為皇帝服務。
從以上所說的我們其實不難看出，在宋朝成為文官有很多種途徑。對於大多數人來說，也是最為公平的一種方法還是通過考試進行相關的選拔，這讓很多寒門學子充滿了希望。
尤其是當時的宋朝重視教育，而且科舉錄取名額，相比於唐朝有所增加。在宋太宗趙光義在位時期，曾多次恩科，每次錄取百餘人，他在位的二十多年內，錄取的進士人數就有上千。
整個宋朝科舉錄取的進士人數，遠高於唐朝，還有其他的制度，與科舉制度相輔相成，使得當時文官的隊伍日益壯大。
三、自在悠然，文官當道的政治保護
我們不難看出，在當時的宋朝，文官具有非常高的社會地位，不僅僅是因為很多的學子希望能夠通過成文文官來實現自己內心的報復，大展宏圖，為國家做出貢獻。
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當你成為了一個文官之後，你不僅僅可以得到大家的尊敬、推崇，實現自己的理想，而且更重要的一點就在於文官的待遇還是日常優越、自在的。
雖然這樣低下的工作效率使得宋朝末期出現了冗官的現象，但是對於文官自身來說，這份差事還是相當悠閒自在的。在宋朝重視文官制度的影響之下，皇帝們往往不會對文官們發脾氣，通常情況下也不會怪罪他們。
宋太祖趙匡胤還下令在自己的墓碑上刻上為人熟知的“勒石三戒”，希望文官制度在後世能夠繼續發展壯大。
“太祖勒石，鎖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讀。其戒有三：一、保全柴氏子孫；二、不殺士大夫；三、不加農田之賦。嗚呼！若此三者，不謂之盛德也不能。”
他還規定的不能殺死士大夫，自然而然的，文官也成為了保護的對象。縱觀整個大宋的歷史，幾乎沒有文官被處死。
當時在宋朝有一位文官叫做蒲宗孟，他的日常生活非常的驕奢淫逸，而且沒有一點仁義之心，殘忍至極。
雖然他的行為舉止引起很多人的不滿，屢次遭到彈劾，但是並沒有受到懲罰，因此他的行為愈發放肆，這也是與當時對於文官過分的保護所導致的，連皇帝都不敢隨意對文官進行懲罰。
再加上宋太祖趙匡胤這個人，對於旁人都處於非常戒備的防備狀態，他即使非常重用文官，也沒有給文官太多的權利。
為了防止文官掌握大量的權利，當時招聘了非常多的文官，這樣一來，分配給每個文官任務更加的細緻，任務量相比較而言也更加的輕鬆。
日常的生活有保障，工作任務也比較輕鬆，還能得到社會百姓的認同。
回溯史河
我是喜歡歷史的前可見古人。
宋朝可以說是讀書人最舒適的朝代，“與士大夫共天下”、“重文抑武”、“刑不上士大夫”等等的口號與國策，導致了宋朝士大夫群體勢力的空前強大，那麼宋朝文官士大夫集團是怎麼樣崛起，又是怎麼樣掌控權力的呢？
文官崛起
自從宋太祖趙匡胤於陳橋發動兵變建立宋朝時，受到之前唐末與五代十國時期藩鎮林立，武人跋扈的影響，制定了重文抑武的國策。宋太祖“杯酒釋兵權”造成了打壓武人的開端。
宋建立初期，雖然奉行“重文抑武”，但是因為當時的天下依然沒有完成統一，趙宋政權並不太穩定，所以武人雖被打壓，卻仍然與文官系統勢均力敵。宋太祖趙匡胤時期，宋朝先後滅亡“後蜀、南漢、南唐”，吳越等地納土歸降，宋太宗趙光義時期，滅亡北漢，兩次北伐遼國，在這個時期，宋朝的軍隊還算悍勇，武將地位還可以，士大夫集團並沒有那麼強的勢力。
文官系統真正崛起是在宋太宗趙光義兩次北伐失敗之後。“高粱河、岐溝關”兩次大敗，打折了宋朝軍隊與君臣的脊樑骨，自此之後，宋朝對外作戰“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等戰役”基本都是以失敗告終。自此武人地位急劇下降，士大夫群體正式崛起。
到宋真宗時期，遼蕭太后與遼聖宗親率大軍南下，深入宋境，宋軍拼死抵抗，但上層君臣大多膽寒，意欲避敵南逃，賢相寇準強行逼迫宋真宗親臨澶州督戰。後與遼軍達成協議“遼宋約為兄弟之國，宋每年送給遼歲幣銀10萬兩、絹20萬匹，宋遼以白溝河為邊界”，簽訂澶淵之盟，為宋遼兩國迎來百年安穩和平。因遼軍南下，武將雖拼死抵抗，但澶淵之盟是文官主持簽訂，所以澶淵之盟變成了文官群體的功績，士大夫群體愈發強勢。
與士大夫共天下
宋朝可以說是讀書人最舒適的朝代，“與士大夫共天下”、“重文抑武”、“刑不上士大夫”等等的口號與國策，導致了宋朝士大夫群體勢力的空前強大，那麼宋朝文官士大夫集團是怎麼樣崛起，又是怎麼樣掌控權力的呢？
澶淵之盟後，文官集團選擇性的遺忘了武人軍隊在戰爭中的拼死抵抗，將有錢買來的平安變成了自己的功績。為了穩定士大夫集團的地位，保證文人的利益，他們用預防前朝藩鎮的理由來瘋狂的打擊武人，韓琦斬殺狄青愛將，高喊“東華門外唱名者為好男兒”，將宋朝武人的地位碾到了谷底，徹底將武人趕出了宋朝的政治舞臺。
士大夫集團將“與士大夫天下”、“刑不上士大夫”歸為祖制用來約束皇帝，使得宋朝三冗問題沉重，“刑不上大夫”的祖制更是使得大部分貪官汙吏逃脫法律應有的制裁。
仁宗時期，有感官僚隊伍龐大，行政效率低，人民生活困苦，范仲淹、富弼、韓琦等人在皇帝的支持下，進行改革，卻因觸犯了士大夫集團大地主階級的利益，被瘋狂的攻擊。迫於士大夫集團的強大壓力，新政失敗，范仲淹、富弼、韓琦等新政主導人物相繼被貶，而富弼、韓琦、歐陽修等人最終只能加入到士大夫集團中。皇帝也只能變成了“仁宗”。
神宗時期，年輕的皇帝趙頊聯合賢相王安石發動變法，企圖解決宋朝積弊問題，因為觸犯了士大夫集團的利益，在士大夫集團上行下不效和栽贓汙衊的攻擊下，新法變成了害民之法，落得和慶曆新政同樣的結局，而士大夫集團中的領導司馬光，用所謂的“養望”，在眾望所歸中擔任首相，完全廢除了新法。值得一提的是，這次的反對者中不乏有當初慶曆新政的支持者出現。
王安石變法失敗後，宋朝政治舞臺由士大夫集團完全掌握，有宋一朝也徹底進入了“與士大夫共天下”的時代。
崛起於藩鎮的宋太祖，為了得到文人士族的支持，是為了迅速穩定朝堂，是為了壓制武人避免藩鎮之禍，提出了“與士大夫共天下”，他成功了。但士大夫集團的崛起，使得有宋一朝文恬武嬉、軟弱可欺，沒有亡於藩鎮之手，卻被異族鐵蹄踏碎了山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