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泡泡糖
“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是由汉高祖刘邦提出的，汉朝之后的历代王朝都十分尊重士大夫，但这些王朝的统治者只是把士大夫看作政治工具，并没有真正实现“共治”，直到宋朝士大夫的政治地位空前膨胀，真正实现了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十分形象地说明了当时士大夫的政治态度，宋朝时的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而非以维护皇权为己任。
宋朝的士大夫之所以可以拥有这么高的政治地位的原因有很多，宋朝的统治者推行“重文轻武”的国家政策，并且宋朝政府赋予了士大夫较高的政治自由。除此以外，宋仁宗时期完善了科举制度，使大批有才能的寒门子弟进入仕途，分化了贵族子弟的政治权利。政府还强调了学校教育的作用，使当时的读书人深受国家所传播的忠军爱国思想的影响。
一、宋朝文官集团得以掌握权力的政治因素
（一）权力的相互制衡
相比于其他朝代来说，宋朝权力的制衡极其特别，其他朝代大多是削弱相权，加强皇权，而宋朝在分化相权同时也制约了皇权。宋朝通过设立参知政事、枢密院等来分化宰相的职权。
宰相是士大夫的最高政治代表，在宋朝时，立法权和决策权掌握在皇帝手中，行政权由宰相掌握，皇帝不能随意侵犯宰相的行政权，同时宰相也不能剥夺皇帝的立法权和决策权。宋朝的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就是通过这种形式得以实施的。
宋朝时皇帝的命令以诏敕的形式下发到地方，但是皇帝的诏敕上必须要有宰相的副署号令，没有得到宰相的同意皇帝是无法向地方下发诏敕。因此，宋朝时候的宰相能够过问皇帝下发的一切事务，宋仁宗在安葬其亲生母亲李宸妃时就曾说“宰相，事无内外，无不干预”。
除此以外，早在宋太祖时期就形成了一个惯例，不杀大臣言事官。这个惯例限制了皇帝对于大臣的处置权，减少了士大夫在参与政事时的后顾之忧，加强了士大夫们在参与政治时的勇气。由此可见宋朝时宰相对皇帝的限制是有法可依的。
（二）法律的约束性
唐朝后期儒家思想被束缚，其他思想蓬勃发展起来，到了宋朝“讲性明理”之风盛行，整个社会以理论事。这种风气渐渐影响到了政治，宋朝政府在处理朝廷政务时十分开放，大臣们在讨论国家大事时，往往都会大谈道理，进行争辩。但是在争辩时，皇帝与大臣都会遵循“道理最大”的准则。
当然道理的存在必须有法律作为保障。宋朝政府注重法治建设，讲究祖宗家法。宋朝初年，政府制定了《刑统》三十卷作为国家的基本大法，与此同时，各地方还有所需实行的基本法律，例如《三司新编敕》。
除此以外，皇室外戚宦官还要依照各种各样的家法，例如“治内之法”，“勤身之法”等。这种完整的法律体系，限制了皇权，也制约了士大夫的权利，使皇帝与士大夫共治的局面得以稳定运行下去。
（三）统治环境的变化
五代十国时期天下大乱，武人因此得势。可是国家的治理还是要借助文人的帮助，五代时期各国都曾招募文人来做自己的幕僚，宋太祖在当上节度使后就招揽了楚昭辅、吕余庆等人做自己的幕僚。
在当时各国都形成了武将掌权，文臣主政的政治形态，在宋朝建立后，武将的权利被收回统治者手中，而文臣的权利随着统治疆域的扩大，统治复杂性的提高而提高。
二、宋朝文官集团得以掌握权力的经济因素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宋朝之所以能够形成这样的政治形态与其经济的发展有着很重要的原因。
宋朝延续了唐朝时的“两税法”，唐朝初期实施的是“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但是随着土地兼并的发展“均田制”也崩溃了，“租庸调制”也无法进行下去。唐政府为了维护统治，不得已承认了土地的所有关系，采用了“两税法”，这种赋税制度的确定，促进了唐朝经济的发展，解放了生产力。
唐朝末年农民起义运动频繁爆发，这些农民战争扫除了根深蒂固的门阀势力，与此同时地主势力随之崛起。地主势力与门阀势力相比大多缺乏高贵的出身，但是凭借着对土地的控制，他们在政治、经济、社会中都有着极大的影响。
宋朝在建立后确立了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宋朝政府的这一政策获得了地主阶级对于宋朝政府的支持。与此同时，宋朝公开也承认了隋朝时期就产生的租用契约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地主阶级得以壮大，很多官员也纷纷购买土地，渐渐的地主阶级的力量渗透到国家政治当中。
北宋时期对科举制进行了改革，相对于唐朝来说，北宋科举制的录取名额扩大了数十倍，在这一制度下很多寒门学子得以进入朝廷，据统计，两宋时期有超过一半的进士为平民出身。
士大夫作为北宋参政议政的主要力量享受着朝廷给予种种优待，这使士大夫与土地牢牢联系在了一起成为了新的地主，宋朝的这种制度有效的防止了知识分子当中谋反现象的发生。宋朝时期曾有三次大的农民起义，这三次起义中都没有地位显赫的士大夫参与。
这些有着较高文化水平又有着一定经济力量的士大夫，对于国家大事极具责任感。对于国家大事他们敢说敢做奋不顾身，他们的意见皇帝不得不认真听取考虑。
三、宋朝文官集团得以掌握权力的思想因素
自汉朝开始儒学就被确定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与此同时“经学”兴起，“经学”指的是诠释儒家经典的学说。随着“经学”的发展演变出今文学、古文学两个学派，这两个学派长期争论不止，莫衷一是，到了唐太宗时期，政府曾下令修撰《五经正义》及《五经定本》，这两部书定为“官学”，科举考试以这两本书为标准。这两本书的发行结束了汉朝时期的“经学”宗派之争，但也束缚了儒家学说。
与此同时佛教和道教迅速发展起来，道教借助皇室的力量占据了思想统治地位。在道教崛起的同时，遵从老庄学说的道家思想也广为流传，道家思想倡导清静无为，简易为政，向往和平。这一思想在安史之乱后得到了士大夫阶级的广泛推崇。
在宋朝初年，黄老学说依然广为流行，甚至被统治者所尊崇，这为之后的“共治”局面奠定了思想基础。在经历过唐朝末年的大动乱之后，士大夫对于国家治理观念的认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意识到国家和平的维护不仅要依靠统治者，自己也有着极大的责任。
在北宋大臣张方平的《乐全集》中曾形容国家皇帝及士大夫的关系时说“动静休戚，义犹一体”。这句话极其形象的反映出当时士大夫们的责任感。和其他王朝相比，宋朝的统治者在遵循“三纲五常”的同时意识到国家政治不仅是皇帝的事，更是自己的事。这种思想使当时的士大夫积极参与国家大事的决策。
总结：
宋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形态表明知识分子是一个政权统治的中坚力量，维系王朝的统治要给知识分子足够的发言权和政治地位。
旧时楼台月
宋太祖赵匡胤是武将出身，也是个武力和权术的能人，自“陈桥兵变”皇袍加身到“杯酒释兵权”，体现出对武将的不信任。也是由于唐末武将的以武乱权，故赵匡胤设立枢密院为全国的最高军事机构，最高长官枢密史由文官担任。所以文官权力极大。
宋朝官员如何掌握该力量离不开“国策、体制、政治”因素影响下的宋朝“文官制度”
在宋朝，文官的活动空间可谓非常之大，相对于其他朝代的文官也更为自由。这样的变化，与大宋的开国皇帝赵匡胤的政治决策息息相关。
宋太祖赵匡胤所颁布的“勒石三戒”，使得宋朝时期的文官们生活有了很大的保障。
自从赵匡胤登上皇帝的宝座后，将发展的中心转移到对于国家的建设中去，与此同时也产生了在当时盛极一时的宋朝文官风潮。
在宋朝，统治阶级对于文人墨客非常尊敬，重视有佳，重文轻武的程度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下，文官成为了一种比武官更加重要的职位，掌握的权力远远要超过武官，受到了社会各个阶层的尊崇，其光鲜亮丽的程度可见一斑。
宋代的开国宰相赵普对儒家文化的大力推崇，更是为整个时代的读书人创造了一个很好的从政的环境。
一、 重文抑武，文官当道的治国政策
对于宋朝为什么文官会拥有如此高的社会地位，我们就不得提到宋太祖赵匡胤这个人物。
在当时，发生了陈桥兵变这一历史事件之后，赵匡胤非常担心这样的情况会再次发生，历史的悲剧将在他的身上重演。
五代十国时期藩镇割据导致社会局势非常动荡不安，人心惶惶；宦官掌握国家大权，帝王的权力名存实亡。
为了预防出现这样的局面，宋太祖赵匡胤带领自己的得力助手，将散落在各个地区的兵权紧紧收归到自己的手上，大规模的压缩地方政府所享有的权利。并且，其对军队进行了全面的改革，使得各个地方的军事权利完全由自己所掌控，使得军事将领们逆反中央的可能极基本不存在。
这样难以表达的小心思，宋太祖赵匡胤肯定不会把它当着文武百官的面赤裸裸的昭告天下。他只说是为了让国家未来可以变得更好、更强大，为了避免战争的再次出现，国家需要休养生息。
按照这样的说法，朝政的建设并不需要过多的武官，所以武官的人数理所当然的需要进行裁减。当时国家的努力范围，是要将经济恢复到战前的水平，以及逐步完善国家现有的政治制度。
因此，宋朝时期的朝廷对于文官的需求量非常之大。从这一点上我们就可以看出赵匡胤的智慧，利用数量日渐增多而无实质伤害性的文官来打压那些手头上掌握兵权的武官。
在这样的政治风向的影响下，走向政治仕途，成为一名文官是当时很多读书分子所追求的目标。现在我们在谈到宋代的文官制度的时候，士大夫可以说是其中的标志。
文官们如果想要顺利的进入政坛、踏入仕途，在朝堂上能够有一番作为的话，首先需要通过的就是士大夫阶层的考验。
这也是宋朝文官制度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风向标。
宋太祖赵匡胤为了能够将国家的权利牢牢的把握在自己的手中，建立了一套体系非常完备、系统的制度，这些举措对于当时国家的稳定以及官员的控制来说都是非常有必要的。
“兵权所在，则随以兴，兵权所去，则随以亡。”
宋朝在保留有原有的必要的常设的处理日常事务的机构之外，也增设了很多削弱宰相权利的分支机构。
为了避免文官也对国家的政权产生影响，将每一个职位的职能都进一步细化，每个职位之间的权能都有相互牵制与制约。
由此保证每个文官都在被牵制的情况下尽心尽力为中央贡献自己的力量，这大大加强了中央对于文武百官的控制和朝廷中央集权。
虽然在宋朝的末期，还是出现了官员数量过多，行政效率非常的低下，官员们互相推脱责任的种种现象。
但是，我们所不能否认的是，宋太祖赵匡胤所设立的这一系统的文官结构对于武官专权起到了很大的抑制和平衡的作用。
文官也凭借这样的契机走入了大众的视线。
二、 初入体制，文官进阶的资格途径
自隋唐时期科举制度创设、完备之后，考试是大多数百姓进入朝堂，开始仕途的一个最佳途径。在宋朝，除了通过科举制度进入仕途之外，还有另外两条进入仕途的道路。它们分别是自荐制度以及荫补制度。
科举制度最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产生了雏形，到了后来的隋唐时期真正的发展壮大，形成了一套相对完善的体系。
这一制度主要是通过公开进行相关科目的考试来选举朝廷所需要的人才，也使得当时宋朝时期的读书人对于学习产生的氛围非常浓厚，人们对于读书人、知识分子也非常的推崇、尊敬。
科举制度使得很多家境贫寒，没有什么政治背景的考生有机会获得进入官场的机会，因为科举制度相对来说非常的公平，考生们可以真正展示自己的才华、实力,出生普通家庭的学子也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进入仕途。
自荐制度通常针对的是已经步入仕途的官员，皇帝下旨需要人才的时候，这些有才能的官员就可以积极的报名，推荐自己。
有的时候，这也需要有上级领导的欣赏和推荐。推荐完自己之后，还需要进行相关的考试来选拨人才，在这一点上和科举制度是非常相似的，这也在最大程度上的保证了公平性，避免权利对其进行干扰。
有的时候，皇帝会亲自参加自荐制度中人才的考核以及选拨程序。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自荐制度的难度与科举制度相比可以说是旗鼓相当的，这也是为官之人得到重用提升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荫补制度相对于以上两种制度来说，对于贵族们来说是更加有利的。
那些豪门贵族家的子弟虽然不能随心所欲的进入官场，但是对于平民百姓来说，却是多了很多门路和捷径。
这样做的目的也在于笼络朝廷官员，是他们更加衷心的辅佐帝王，全身心的为皇帝服务。
从以上所说的我们其实不难看出，在宋朝成为文官有很多种途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也是最为公平的一种方法还是通过考试进行相关的选拔，这让很多寒门学子充满了希望。
尤其是当时的宋朝重视教育，而且科举录取名额，相比于唐朝有所增加。在宋太宗赵光义在位时期，曾多次恩科，每次录取百余人，他在位的二十多年内，录取的进士人数就有上千。
整个宋朝科举录取的进士人数，远高于唐朝，还有其他的制度，与科举制度相辅相成，使得当时文官的队伍日益壮大。
三、自在悠然，文官当道的政治保护
我们不难看出，在当时的宋朝，文官具有非常高的社会地位，不仅仅是因为很多的学子希望能够通过成文文官来实现自己内心的报复，大展宏图，为国家做出贡献。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当你成为了一个文官之后，你不仅仅可以得到大家的尊敬、推崇，实现自己的理想，而且更重要的一点就在于文官的待遇还是日常优越、自在的。
虽然这样低下的工作效率使得宋朝末期出现了冗官的现象，但是对于文官自身来说，这份差事还是相当悠闲自在的。在宋朝重视文官制度的影响之下，皇帝们往往不会对文官们发脾气，通常情况下也不会怪罪他们。
宋太祖赵匡胤还下令在自己的墓碑上刻上为人熟知的“勒石三戒”，希望文官制度在后世能够继续发展壮大。
“太祖勒石，锁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读。其戒有三：一、保全柴氏子孙；二、不杀士大夫；三、不加农田之赋。呜呼！若此三者，不谓之盛德也不能。”
他还规定的不能杀死士大夫，自然而然的，文官也成为了保护的对象。纵观整个大宋的历史，几乎没有文官被处死。
当时在宋朝有一位文官叫做蒲宗孟，他的日常生活非常的骄奢淫逸，而且没有一点仁义之心，残忍至极。
虽然他的行为举止引起很多人的不满，屡次遭到弹劾，但是并没有受到惩罚，因此他的行为愈发放肆，这也是与当时对于文官过分的保护所导致的，连皇帝都不敢随意对文官进行惩罚。
再加上宋太祖赵匡胤这个人，对于旁人都处于非常戒备的防备状态，他即使非常重用文官，也没有给文官太多的权利。
为了防止文官掌握大量的权利，当时招聘了非常多的文官，这样一来，分配给每个文官任务更加的细致，任务量相比较而言也更加的轻松。
日常的生活有保障，工作任务也比较轻松，还能得到社会百姓的认同。
回溯史河
我是喜欢历史的前可见古人。
宋朝可以说是读书人最舒适的朝代，“与士大夫共天下”、“重文抑武”、“刑不上士大夫”等等的口号与国策，导致了宋朝士大夫群体势力的空前强大，那么宋朝文官士大夫集团是怎么样崛起，又是怎么样掌控权力的呢？
文官崛起
自从宋太祖赵匡胤于陈桥发动兵变建立宋朝时，受到之前唐末与五代十国时期藩镇林立，武人跋扈的影响，制定了重文抑武的国策。宋太祖“杯酒释兵权”造成了打压武人的开端。
宋建立初期，虽然奉行“重文抑武”，但是因为当时的天下依然没有完成统一，赵宋政权并不太稳定，所以武人虽被打压，却仍然与文官系统势均力敌。宋太祖赵匡胤时期，宋朝先后灭亡“后蜀、南汉、南唐”，吴越等地纳土归降，宋太宗赵光义时期，灭亡北汉，两次北伐辽国，在这个时期，宋朝的军队还算悍勇，武将地位还可以，士大夫集团并没有那么强的势力。
文官系统真正崛起是在宋太宗赵光义两次北伐失败之后。“高粱河、岐沟关”两次大败，打折了宋朝军队与君臣的脊梁骨，自此之后，宋朝对外作战“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等战役”基本都是以失败告终。自此武人地位急剧下降，士大夫群体正式崛起。
到宋真宗时期，辽萧太后与辽圣宗亲率大军南下，深入宋境，宋军拼死抵抗，但上层君臣大多胆寒，意欲避敌南逃，贤相寇准强行逼迫宋真宗亲临澶州督战。后与辽军达成协议“辽宋约为兄弟之国，宋每年送给辽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宋辽以白沟河为边界”，签订澶渊之盟，为宋辽两国迎来百年安稳和平。因辽军南下，武将虽拼死抵抗，但澶渊之盟是文官主持签订，所以澶渊之盟变成了文官群体的功绩，士大夫群体愈发强势。
与士大夫共天下
宋朝可以说是读书人最舒适的朝代，“与士大夫共天下”、“重文抑武”、“刑不上士大夫”等等的口号与国策，导致了宋朝士大夫群体势力的空前强大，那么宋朝文官士大夫集团是怎么样崛起，又是怎么样掌控权力的呢？
澶渊之盟后，文官集团选择性的遗忘了武人军队在战争中的拼死抵抗，将有钱买来的平安变成了自己的功绩。为了稳定士大夫集团的地位，保证文人的利益，他们用预防前朝藩镇的理由来疯狂的打击武人，韩琦斩杀狄青爱将，高喊“东华门外唱名者为好男儿”，将宋朝武人的地位碾到了谷底，彻底将武人赶出了宋朝的政治舞台。
士大夫集团将“与士大夫天下”、“刑不上士大夫”归为祖制用来约束皇帝，使得宋朝三冗问题沉重，“刑不上大夫”的祖制更是使得大部分贪官污吏逃脱法律应有的制裁。
仁宗时期，有感官僚队伍庞大，行政效率低，人民生活困苦，范仲淹、富弼、韩琦等人在皇帝的支持下，进行改革，却因触犯了士大夫集团大地主阶级的利益，被疯狂的攻击。迫于士大夫集团的强大压力，新政失败，范仲淹、富弼、韩琦等新政主导人物相继被贬，而富弼、韩琦、欧阳修等人最终只能加入到士大夫集团中。皇帝也只能变成了“仁宗”。
神宗时期，年轻的皇帝赵顼联合贤相王安石发动变法，企图解决宋朝积弊问题，因为触犯了士大夫集团的利益，在士大夫集团上行下不效和栽赃污蔑的攻击下，新法变成了害民之法，落得和庆历新政同样的结局，而士大夫集团中的领导司马光，用所谓的“养望”，在众望所归中担任首相，完全废除了新法。值得一提的是，这次的反对者中不乏有当初庆历新政的支持者出现。
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宋朝政治舞台由士大夫集团完全掌握，有宋一朝也彻底进入了“与士大夫共天下”的时代。
崛起于藩镇的宋太祖，为了得到文人士族的支持，是为了迅速稳定朝堂，是为了压制武人避免藩镇之祸，提出了“与士大夫共天下”，他成功了。但士大夫集团的崛起，使得有宋一朝文恬武嬉、软弱可欺，没有亡于藩镇之手，却被异族铁蹄踏碎了山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