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演義》是曹操“奸臣”形象的集大成之作，而這最大的功勞應該歸功於毛氏父子。《三國演義》一書的廣泛傳播使曹操“奸雄”的形象被廣大世人所熟知，“白臉”的曹操深入人心，這在帝王時代，是統治者所樂見其成的。然事實上曹操的形象並非如此，曹操歷史形象的演變是一個歷史的過程，這背後飄蕩著統治者統治意志和意識形態的幽靈。整體上曹操歷史形象以兩宋為分界點為兩個階段。
歷史畫像裡曹操形象
一、兩宋之前“正面”形象為主
（一）西晉時期曹操“正面”形象的樹立
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十月，曹丕接受漢獻帝的禪讓代漢而立，建立大魏政權。蜀漢政權、東吳政權面對曹丕取天子而代之的變化，雖然他們都會暗自竊喜，不再受漢家天子道義上的束縛，可以沒負擔的稱帝。這不劉備也沒閒著，也在公元221年，於成都繼承漢統自稱漢帝，史稱蜀漢。孫權於公元222年自立年號，稱吳王，直至公元229年才稱帝。劉備與孫權，稱帝的稱帝，稱王的稱王，但各自出於政治的需要對曹氏父子進行形象的貶低。蜀漢政權把曹氏父子定性為篡奪，罵曹操是國賊，譏諷曹丕“淫逸，繼之一篡”，“盜國神器”。孫吳政權更是當面一套背後一套，在曹丕在世時虛與委蛇，在曹丕死後，也開始了對曹氏父子的詆譭謾罵“桀逆遺醜，薦作奸回，偷取天位”，“孽臣曹丕遂奪神器，丕之睿繼世作慝，淫民亂制”。更是編撰《曹瞞傳》進行反曹。無論是蜀漢政權對曹氏父子的攻訐還是東吳政權的攻擊，都是敵對雙方政治鬥爭的需要，並不能作為對曹操評價的客觀依據。
司馬氏依照漢魏故事再次實現了政權的更迭。司馬氏承續了曹家江山，以魏為正統，陳壽修《三國志》，稱讚曹操“運籌演謀，鞭撻宇內，攬申、商之法術，該韓、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矯情任算，不念舊惡，終能總御皇機，克成洪業者，惟其明略最優也。抑可謂非常之人，超世之傑矣”。一些大臣對曹操父子多有讚譽。孫楚曰:“太祖(曹操)承運，神武應期，征討暴亂，克寧區夏;協建靈符，天命既集，遂廓弘基，奄有魏域。”(《晉書·孫楚傳》)曹操的詩歌在晉時也被傳誦，《晉書·王敦傳》載，王敦每每酒後，則詠唱曹操的樂府詞“老驥伏櫪，志在千里”，一邊唱，一邊“以如意打唾壺為節，壺邊盡缺”。陸機《吊魏武帝文》對曹操有頗高的讚譽，“推群雄而電擊，舉勁敵其如遺”“威先天而蓋世，力蕩海而拔山”。
西晉“八王治亂”導致國家勢力下降，內亂不止，北方少數民族入主中原，“五胡十六國”，你方唱罷我登場，北方胡族政權更迭，好不熱鬧，只是苦了中原地區的百姓，東晉政權偏安一隅。形成南北政權對立的格局。北方少數民族政權多以曹魏政權為尊崇，以自比魏武為榮耀。對曹操的評價多為正面。北魏政權更是對曹氏禮敬有加，從國號的定名就可見一斑。
對於偏居一隅的東晉政權而言，因為一直沒有得到傳國玉璽，而被北方政權稱為“白板天子”非正統所在。所以在北方尊曹之時，東晉人把曹操作為異類加以貶低。習鑿齒《漢晉春秋》道:“三國之時，蜀以宗室為正，魏武雖受漢禪晉，尚為逆”；又曰:“皇晉宜越魏繼漢，不應以魏後為三恪”，“今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則其道不足;有靜亂之功，則孫、劉鼎立。道不足則不可謂制當年，當年不制於魏，則魏未曾為天下之主;王道不足於曹，則曹未始為一日之主矣。”(《晉書・習鑿齒傳》)他不僅以蜀為正統，還提出要將曹魏清除出中華帝統承續之列。南朝時期，除劉宋時期出現反曹之外，其他時期對曹操一家多為推崇。為什麼劉宋會反曹，因為劉裕自認為“漢楚元王交之二十一世孫”，曹氏奪走了他們劉氏手中的江山，怎麼能指望他能對曹操有好印象呢。
鮑國安老師的經典曹操形象
（二）隋唐時期曹操風評甚高
隋唐政權是在西魏政權的基礎上建立的，是西魏北周政權的延續，其統治思想也繼承了北朝以來的傳統。唐承隋制，以武功立國，“關隴士族尚武功，山東士族尚婚婭，江左士族尚人物”，對於開拓型唐朝政權而言，“逶迤頹靡，風雅不作”的南朝之風顯然不適合時代的要求，不符合唐王朝的主流價值觀和昂揚向上，剛健慷慨的時代精神。曹氏父子為代表的慷慨悲涼的建安風骨正契合了唐王朝的時代要求。
李世民對曹操評價較高，稱他“若無多疑猜人之性，幾為完人也”。公元645年，在征討高麗的途中還專程拜謁了曹操的西陵，在《祭魏太祖文》中道:“昔漢室豆分，群雄嶽立，夫民離政亂，安之者哲人;德喪時危，定之者賢輔。伊尹之臣殷室，王道昏而復明:霍光之佐漢朝，皇綱否而還泰。立忠履節，愛在於斯。帝以雄武之姿，當艱難之運，棟樑之任，同乎曩時，匡正之功，異於往代。觀沉溺而不拯，視顛覆而不持，乖徇國之情，有無君之跡。”既肯定曹操之事功，又站在統治者的角度對其予以撻伐。段成式在《酉陽雜俎》中記載：“玄宗，禁中嘗稱阿瞞，亦稱鴉”，玄宗在宮中自詡為“阿瞞”，就可看出他對曹操的欽佩。大詩人杜甫在《丹青引贈曹將軍霸》一詩中寫到：“將軍魏武之子孫，於今為庶為清門”。杜甫以曹操後人來讚美曹霸，可見曹操在當時文人心中的地位。
陳建斌新版《三國演義》的曹操形象
二、兩宋以降曹操形象的“翻轉”
（一）兩宋時期“尊劉貶曹”之風的興起
歷史進入北宋時期，前代尊崇曹操的風氣似乎一夜之間消失。從民間販夫走卒到文人士大夫，開始對劉、關、張逐漸被推崇，曹操開始受到貶低。在北宋，當時勾欄林立，說書盛行，話本三國故事是說書人常說段子，大文豪蘇軾的《東坡志林》中就記載的當時人聽三國的場景：“塗巷中小兒薄劣，其家所厭苦，輒與錢，令聚坐聽說古話。至說三國事，聞劉玄德敗，顰蹙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由此可見，“尊劉貶曹”思想在當時百姓中的流行。北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寫道“以魏武之暴戾強伉，其蓄無君之心久矣。乃至沒身不敢廢漢而自立，豈其志不欲哉？猶畏名義而自抑也。”。到南宋時期，出現了“尊劉貶曹”的小高潮，曹操的“奸臣”形象也在這一時期基本定型，其中朱熹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朱熹作為程朱理學的集大成者，他的言論具有引導性作用，他譏諷曹操“作詩必說周公。如雲‘山不厭高，水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又云：‘悲彼東山詩’他也是做得個賊起，不惟竊國之柄和聖人之法也竊了。”又如陸游詩中“邦命中興漢，天心大討曹。”再如洪邁在《容齋隨筆》裡稱“曹操為漢鬼蜮，君子所不道”。
於和偉《軍師聯盟》中曹操形象
兩宋時期之所以盛行“尊劉貶曹”的現象，主要有還是統治者統治的需求，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北宋是趙匡胤發動兵變後建立的，為了杜絕唐末以來的藩鎮割據局面再現，統治者採取了“杯酒釋兵權”等一系列措施來加強中央集權，來維護朝廷的正統性和權威性。其中意識形態的改造和建立就顯得十分重要，以此來加強對被統治者的管理。其中對三國人物的改造，特別是曹操形象的顛覆就是其中重要的內容。在統治者看來，與漢室權臣曹操進行不懈鬥爭的漢室後裔劉備，以光復漢室為己任，維護中央權威應受到推崇，因此劉備的形象被北宋政府豎立了起來，以便在人們心目中建立起維護中央集權、正統不可逾越的封建壁壘，來加強中央的統治，而曹操這個“挾天子，令諸侯”的“亂臣賊子”自然成內了被貶斥的對象。另一方面南宋時期理學開始興起，朱熹構建了“為君臣者有君臣之理，為父子者有父子之理，為夫婦、為兄弟、為朋友，以至於出入起居，應事接物之際，亦莫不各有理焉。”儒家倫理道德規範和體系，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思想開始深入人心。同時在對金的政治格局中，中央政權偏居一隅，在地理位置和形式上南宋、金與當年的蜀、魏極其相似。軍事上，南宋不敵金國，收復失地遙遙無期，只得在思想文化上貶斥金人，古今呼應，曹操這一當時“金人”的化身順理成章的被進一步醜化。南宋詩人俞應符在《漳河疑塚》中寫道，“生前欺天絕漢統，死後欺人設疑家。”自那時起，曹操的奸詐已被人口口相傳。
（二）元明清三代藝術化創作“尊劉貶曹”深入人心
到了元代，戲曲盛行，根據前代流傳的各種三國話本，“尊劉貶曹”的主旨繼續被戲曲家們藝術化，各種醜化曹操的戲曲被搬上了舞臺。元戲曲家們以人從晚唐到元末這段時間內民間流傳的豐富的三國故事為藍本創作出了大量的戲曲。到了明、清時期，曹操的奸臣形象成立定論。明邵寶《漢愍帝碑》雲:“古今竊之雄首稱曹魏，其惡有不特論者。”周嬰《魏論)雲:“至曹氏又不然，宦騰蟊宮禁，嗣嵩乞丐攜養，孟德窮兵不已，豈有德澤及人之恩?子恆小道可觀，安有累葉相承之績、徒以權奸世濟，鼎祚坐移。”乾隆年間編纂《四庫全書》時擬選錄宋人穆修所撰的《毫州魏武帝帳廟記)，乾降見此文大怒，認為修“獎算助逆““大形於名教”，因令刊除此文，以章袞鉞”，此後，曹操的“篡逆”之名遂成官方定論。加之，《三國演義》以劉關張為主角，為敘事主線，樹立劉關張的忠孝仁義的英雄形象，宣傳正統思想。《三國演義》推波助瀾，廣泛流佈，曹操父子的歷史形象漸漸被好臣化的藝術形象所取代，使“尊劉貶曹”思想更加深入人心。
戲曲中臉譜化的曹操形象
總結一句話，曹操歷史形象的演變其背後體現著統治者統治意志，是統治者思想統治的要求，深深烙上了時代思想的烙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