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市場的“疫論”專題開設“疫論·流動”子欄目，將在這個子欄目中陸續介紹牛津大學的“疫情與流動”論壇上的文章，該論壇是項飆主持的MoLab (Mobility, Livelihood and Health Lab) 項目的一部分，文章均由項飆策劃與編輯，並授權《澎湃新聞 ·思想市場》編選、刊發中譯版。本文英文版發表於“疫情與流動”論壇，中文稿由作者做了較大修改和擴充。
項飆
【項飆按】：如果這真的是一場戰“疫”，敵人在哪裡？在空中、在海上、在荒野？它們在我們的身體內部。我們是戰士，也是敵人的堡壘。病毒依靠我們而生存，依靠我們的流動而繁衍。如果這是一場戰爭，那麼我們的軍事目標是自己，我們主要的戰術是調節自己的流動。流動，既是管制的對象，又是控制疫情的手段。而流動難以調控，是因為它不是一般的人類行為，而是當前社會組成和經濟運行的基本語法。
牛津大學“疫情與流動”論壇，起源於我在2020年2月底和3月初在牛津St Hugh’s 學院組織的兩場小型座談會。前後相隔不到兩週，但是疫情已經從一箇中國問題蔓延成全球現象。噴湧的信息讓任何一個穩定的視角都失效；自圓其說的解釋在過幾個小時就可能受到挑戰；情緒比思緒的波動更大。在這樣的環境下，論壇希望提供一個交流和思考空間：邀請全球不同學科的學者，從流動的角度，捕捉值得關注的細節，提出新的實證問題。
在辦這個論壇中學到的一個體會是：在令人心神不寧的形勢下，去充分關注複雜和嚴峻的細節，正可能讓人心靜氣定。疫情何時結束，甚至會不會有“結束”一說，更不用說其社會後果，現在都無法預知。除了促進社科研究，我希望這個論壇也幫助我們學會和複雜性、不確定性共存。
自2020年2月初以來，“點對點”流動成了中國在疫情有所放鬆的背景下，逐步復工復產、恢復勞動力流動的標準方式。政府、企業或者中介把農民工從家裡直接送到工作地點，“一車一策”，“專人（指定人員的帶領）、專車、專線（指定路線）、專廠”。每輛車的客座率不得超過百分之五十，最後兩排座位保留為隔離區域，如果有乘客發燒，將在此隔離觀察。出發前每個農民工必須接受健康檢查，由流出地出具證明，在整個旅程中要定期測量體溫。運輸的組織者要掌握所有民工的信息，一路上隨時跟新，在抵達時把信息和工人一併交給僱主。
通過這種方式，在2月中旬到3月底，全國已發送20萬輛專車、367次專列，運送了500萬多的農民工（人民日報）。“點對點”不完全是中國特色。自4月初以來，德國和英國包機把數千名農業工人從東歐運來，加拿大也空運了一批墨西哥農業工人，以保證農業種植不誤季節。
流動成為安全考慮
“點對點”正是我對1990年代以來從中國到日本、韓國和新加坡的非熟練勞工流動過程的概括。這些跨國勞務“在他們的家裡被‘拔起’然後直接插入到國外的工作場所……流動不是一個流動人口在移動和探索的過程，而是一個他們被高度精準地被移植過程。”
跨國勞工的“點對點”流動，意味著資本-勞動-國家之間關係的重要變化。資本和國家通過對勞工流動過程的控制，取代了對勞工勞動過程的控制。比如，勞工從中國家中直接被帶到車間和宿舍，生活幾乎完全封閉化，與當地社會接觸非常少，他們面臨問題時無法需求當地政府、律師特別是NGO的幫助。當發生勞資糾紛時，企業和中介機構通常將工人遣返中國作為“解決”方案。這個提前遣返的威脅使得工人不得不在日常活動中小心翼翼，不敢和僱主衝突。勞工更多地作為流動主體、而不是勞動主體被監管。
企業復工復產。 新華社 資料
疫情後復工過程中的“點對點”則有所不同。首先它是針對國內的勞務流動。更重要的是，“點對點”並不是要控制勞工，它是把流動“安全化”的一個手段。恢復經濟就必須恢復流動，而控制疫情的需要又使得流動成為一個安全問題。漢語中的安全既包括日常安全（safety），也包括非常規、生存性安全（security）。日常安全對應的是風險和危險；生存性安全對應的是毀滅和威脅。日常安全可以通過個體行為的調整和分門別類的規則（比如交通規則和防火措施）來加強；生存性安全則必須通過整體性、系統性的安排來確保。
由於生存性安全事關生存，所以小概率事件可能是滅頂之災。安全化意味著不考慮措施的適度性（proportionality）。一次恐怖主義襲擊、一個確診案例都可以認為是太多。要不計成本、全體動員、“底線思維”。安全化也意味著正常的法律規則可以被打破，可採取非常規手段。流動的安全化，指把本來平淡無奇的日常流動和對社會的生存威脅聯繫起來，使流動成為安全考慮的對象。
國際流動的安全化，在9/11之後的西方已經變得相當明顯。主要體現在邊境控制的軍事化。國際流動的安全化和點對點運輸的不同在於：前者關注的是流動者的身份和動機——這個外國人是誰、要幹什麼，而後者的重點並不在於流動者——因為點對點運輸的人員是合法公民，其動機是為了政府提倡的復工而流動——其重點是人們物理的流動過程。點對點運輸中，行政邊界也顯得似乎無關緊要。它要把勞工從一個點 “隧道式”地運輸到另外一個點，中間的地帶要統統跳過，包括其中的各種邊界。
“人生安全”與“國家安全”的交叉
生存性安全（security）在傳統上是以國家和軍隊為主體的，主要指領土完整、邊境保護等。1994年UNDP（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人類發展報告正式提出“人生安全”（human security）的概念。“人生安全” 以確保人的生命為基礎，具體內容包括生計、衛生、食品、飲水、環境。圍繞國家主權的安全觀被稱為傳統安全觀，突出生命安全的被稱為非傳統安全觀。1998年加拿大和挪威等國把維護非傳統安全觀列為她們國際政策的基本原則。這兩個安全觀之間的區分，是國際政治討論中的重要話題。
在疫情中，“人生安全”與“國家安全”，或者說對內安全和對外安全，之間的界限幾乎不存在了。“人生安全”在很大程度上要靠“國家安全”的手段來保障。
在點對點運輸中，政府扮演了核心角色。根據中央政府的規劃，農民工輸出地和輸入地的省級政府負責整體規劃，市政府保證具體對接，輸出地的縣政府具體督辦落實，保證農民工“從家門到車門，從車門到廠門”。國家交通運輸部在其物流保障辦公室設立應急運輸電話以解決運輸中的問題（交通運輸部）。
政府也設立了多個網上平臺。比如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推出的農民工返崗復工平臺，使政府和企業能夠彼此協調安排運輸。交通運輸部負責的全國道路客運接駁運輸管理平臺收集詳細的旅程信息，確保路途中的接駁服務站在車到的時候及時提供健康檢查、熱水和快速餐食等服務。另外一些服務平臺和應用程序則為用工企業和勞動者提供應急措施。健康碼當然也是流動安全化的重要技術手段。
居民展示個人健康碼。 新華社 資料
中國在對流動的安全化上有特殊優勢，其他國家無法完全效仿。但是各國可能會在疫情之後有類似動向。比如英國有可能會重新考慮身份證制度。英國的身份證制度，有過數次提案和試行又最終被廢除。近年關於身份證制度的辯論與脫歐有關。脫歐支持者們懷疑：由於沒有實行身份證制度以及證件關聯繫統，英國政府完全無法知道境內有多少移民及非法移民。但是反對者認為，身份證制度會使國家和警察掌握太多的權力，破壞基於自由主義原則建立起來的公共信任關係。然而，今年的英國要面臨著正式脫歐和新冠病毒雙重挑戰，會不會覺得流動的安全化不可避免？
流動安全化，意味著工作進一步非穩定化？
顯然，政府和企業可能不會長時間進行點對點勞工運輸。但是這可能成為商業性的勞務中介機構發展的一個契機。從個體經營戶到大型勞務派遣公司，勞務中介都在這次恢復流動中得到政府的鼓勵和支持。比如廣東省承諾勞務中介每成功介紹一人，補貼 200元。協助政府舉辦網絡招聘會，且參會企業達到300家的按每場5000元給予補貼。家政服務企業是重點扶助對象，被評為優秀家政公司的可獲得就業補助資金給予的30萬元、20萬元一次性補貼（廣東省人民政府）。
中介機構受到重視，很可能是因為中介不僅招募、管理勞工，現在也擔負了組織勞工流動的功能。隨著流動成為一個安全問題，對流動過程進行組織、管理，擔負責任，也成為了一個新的商業機會。家政中介機構受到了特殊扶持，部分原因是家政工作者的流動的安全化尤其重要。在跨國勞務中，點對點流動是商業性勞務中介維持其商業地位的重要原因；中介就是靠對移動的管理和協調中控制著勞工且掌握著權力。
中介機構在勞動力市場中的地位進一步強化，很可能也意味著勞工與公司僱主之間的距離的增大，兩者之間關係的複雜化、間接化和零散化。如果是這樣，那麼，流動安全化會不會成為工作進一步的去穩定化的另外一面？
（感謝塗珈穎翻譯、整理，並且提供了研究助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