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意義是什麼？”當人們問這個問題時，就已經有了焦慮。
因為，大凡於生活順遂的人都很少思考這個問題，只有當生活遇到阻礙，產生悲觀，達不到目的時，才會問“為什麼”。
而這個問題卻具有抽象的戲謔性，就像問圍棋大師吳清源“世上最厲害的招法是什麼？”
所以，“人不應該問他生命的意義，”
擠在火車昏暗的封閉車廂裡，維克多·弗蘭克爾對身邊的朋友說：
“相反，生命對每個人都提出了問題，人必須通過對自己生命的理解來回答......”
Viktor E. Frankl
這是一個全新的思考角度，是講意義發生於“自覺”。
即區別於禽獸，每個人都可以通過對自身的認知來發掘“意義”，
而“意義”的存在與人所處的時空和生活的順逆毫無關係。
這時，火車又發出了一聲恐懼的嘶鳴，如車廂裡1500名囚徒的心聲。
弗蘭克爾的話被打斷了，和其他人一樣，他不知前方是西西里，還是波蘭。
作為羅斯柴爾德醫院精神科的主任，他現在本可以在美國，安心地完成自己的著作。
而不是和猶太難友們摩肩接踵地站在車廂裡早已被尿液浸透的草墊上，
一步步接近人類歷史上最高效的“智慧生物屠宰場”——奧斯維辛集中營。
納粹在奧斯維辛共屠殺了150萬猶太人
五年前的1939年，弗蘭克爾收到了辦理美國簽證的正式通知，父母為他激動萬分。
“可是，我真要讓年邁的父母獨自面對等待被送往集中營的厄運嗎？”
一天他悵然若失地推開家門，突然看到桌子上放著一小塊大理石殘片，他問父親這是哪兒來的。
“這是我今天在燒燬的猶太教堂裡撿的。”
拿起殘片，他看到上面還刻有一行殘缺的希伯來文字，那是摩西《十誡》中的第五條：
“當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華——你神所賜你的地上得以長久。”
就在那一刻，弗蘭克爾決定留在父母身邊 ，任簽證過期。
也正是由於這一“神諭”共振了他內心的良知，使他得以坦然地面對父親後來的死亡。
弗蘭克爾父母，母親最終死於毒氣室
兩年後，在泰雷津集中營，餓得已形同骷髏的父親趟在他懷裡，
他為父親注射了最後一支從家裡偷帶來的嗎啡，使飽受肺水腫折磨的父親好受一些。
以猶太人的方式，以親生兒子的身份唸誦祈禱文，陪父親走完了生命最後的時光。
奧斯維辛集中營終於到了。
一下火車，臭名昭著的納粹軍醫門格勒就像死神一樣站在那，左手託著右肘，用右手食指開始了宣判：
“你~~~右邊。”與此同時，弗蘭克爾得到了一個編號——“
119104”，他不知道這意味著什麼，第二天他還向老囚徒們打聽自己朋友的下落。
“他分到左邊了嗎？”
“是的。”
“那你可以在那裡見到他。”老囚徒指指幾百米外的煙囪——
只見紅的火正倒映在波蘭灰暗的天空中，伴著墨的煙的靈舞......
關於死亡，弗蘭克爾在四歲時就感覺到了。
從蒙童時那個“我有一天會死”的怪念頭開始，到用一生的時間苦苦思索“人類短暫生命的意義何在”？
面對幾百萬的生命倏忽湮滅，他突然覺得要找出生命的意義，必須先否定“短暫”。
因為“我們的一切所為，所學所感，都被保存到‘過去’之中，任何人、任何事都無法使它們從這個世界上消失。”
和哥哥妹妹，弗蘭克爾（中）
所以，“短暫並不會抹殺生命的意義”。
那些逝去的人，他們以獨一無二的經歷完成了各自生命的使命，他們所取得的成就，即便微末，也都無法被剝奪，哪怕是最暴力的火；
而那些活著的人，過去的光芒也將仍然照耀著當下的黑暗，使他們可以不斷修正，進而不斷重生。
雖然成為了幸運走向“右邊”的10%，
但囚徒們有時會幻想自己屬於“左邊”，因為那至少會使他們免於自殺的麻煩。
每天一碗湯、一小塊麵包，要化學反應為繁重的苦役，單薄破爛的囚服更無法阻止波蘭嚴冬對熱量的榨取。
皮下脂肪在飛速燃燒，囚徒們的生命變得如此之輕。
夜晚，這些直接睡在木板上，九人合用兩條毯子的“活骷髏”們一個接一個的死去。
活下來的，第二天還要繼續忍受猶太囚頭或黨衛軍毫無緣由的毒打。
一天早晨，一位一直以來十分堅強的囚友突然像孩子一樣嚎啕大哭起來。
因為他的鞋子已經破到無法再穿，只能赤腳走在冰天雪地裡了。
看到這一幕，弗蘭克爾心知肚明，這個人的精神已經崩潰了，他活不過未來的48小時。
因為，當人處在那樣的生死邊緣，喪失勇氣和希望就等同於親手掐死了身體裡最後的抵抗力，而靈魂也會知趣地棄他而去。
而弗蘭克爾的靈魂之所以一直伴他左右，是因為他從未喪失“探求意義的願望”。
走進奧斯維辛的第一天，弗蘭克爾藏在大衣口袋裡的一卷未付梓的手稿就連同身上的全部衣服一起被沒收了。
那是他的第一本專著——《醫生與心靈》。從此，重寫這本書的渴望就成為他戰勝集中營殘酷境遇的一件武器。
他費盡心思搞來一小截鉛筆頭和幾張小小的紙片，
每每飢餓襲來他就在紙的背面憑藉記憶記下書稿中的關鍵字，希望有朝一日能重寫這部浸透他心血的書。
在集中營時記錄的手稿關鍵詞
弗洛伊德曾信誓旦旦地說：
“要是將一定數目的形形色色的人置於飢餓狀態，
隨著飢餓的加劇，他們所有的個人差別都會泯滅，取而代之的將是相同的飢餓表情。”
可這話放在弗蘭克爾身上，卻突顯出理論的呆板與傲慢。
當弗蘭克爾將因飢餓而浮腫的雙腳勉強塞進滿是破洞的鞋子，步履蹣跚地踩在去往工地的凍土上，
當刺骨的寒風狂嘯得在他滿是凍瘡的腳踝反覆切割時，他卻想到了“幽默”。
因為，“幽默是靈魂保存自我的另一件武器”，哪怕只有幾秒。
他和一位囚友相約每天給彼此講一個好笑的故事。
比如“德黑蘭的死神”：
很久以前，一位年輕的僕人告訴主人，他碰到了死神，便央求道：
“請您賞我一匹快馬，讓我逃到德黑蘭去吧。”
主人同意了，僕人飛身上馬，絕塵而去，可主人回到家卻迎頭碰上了死神，他就質問死神：
“你幹嘛嚇唬我的僕人？”
死神顯得很無辜，聳聳肩說：
“我只是在這見到他很奇怪，因為我本打算今晚在德黑蘭找他的。”
弗蘭克爾和妻子
囚友哈哈大笑（儘管這會消耗不少卡路里），對弗蘭克爾說道：
“看你現在這個鬼樣子，別說死神了，就是你妻子都不會去德黑蘭找你。”
囚友的話勾起了弗蘭克爾對妻子無限的思念。
佇立雪中，他看到遠方天地交接的雪線上，一座小木屋的燈在黑暗中忽隱忽現，
“啊，蒂麗，我的妻子，你現在在哪兒？”
他好像突然悟到一個真理：
“世界上一無所有的人只要有片刻的時間思考愛人，他就可以領悟幸福的真諦。”
就在這時，囚頭一棍子將“偷懶”的弗蘭克爾打倒在地。
1944年底，弗蘭克爾和其它2500名囚徒一起又被轉送到了達豪集中營。
大家都很高興，因為這裡沒有“毒氣室”，也沒有“煙囪”，
只是“病號車”會經常光顧，把病重的斑疹傷寒病人送往“休息營”。
達豪集中營的“大衛星”
“你真要跟他們一起去嗎？”達豪的主任醫生很賞識弗蘭克爾，他壓低聲音說道：
“在10點以前把你的名字從名單上劃去還來得及。”
“不，和病友們在一起也很好。”弗蘭克爾答道。
他是主動申請去照顧那些病重的囚友的，儘管他也剛剛從斑疹傷寒中死裡逃生。
聽他這樣說，主任醫生緊緊地握了握弗蘭克爾的手，強忍著惋惜的淚水，像是在永別。
“對了，”臨走前，弗蘭克爾對主任醫生說：
“如果有一天你能見到我的妻子，
請告訴她，我們婚後那短暫的時光勝過一切，也超越了我所遭受的所有痛苦。”
可令弗蘭克爾沒料到的是，這次自己和病友真的被送到了“休息營”。
在休息營，每當他掙扎於如何將5片阿司匹林分配給70名奄奄一息的病人時，他就會走到病房後面用幾根木棍支起的棚子裡，
坐在被七八具爬滿蟲子的屍體包圍的井邊，將視線穿過縱橫交錯的鐵絲網，投射到山花爛漫的山坡，
他感到自己可以用死人的眼光來審視這個世界。
陀思妥耶夫斯基說過：
“我只害怕一樣——那就是配不上我所受的痛苦。”
要配得上這些痛苦，就要飽有“任誰也奪不走的精神自由”。
弗蘭克爾本可以選擇和納粹說再見，逃往美國；
也可以選擇成為一個猶太囚頭，用虐待他人來壓制自身的不幸；
更可以選擇不去照顧那些危險的病人，給自己更多生機；
而他此刻內心的泰然，卻再一次表明：
“人一直擁有在任何環境中選擇自己的態度和行為方式的自由。”
而正是這種自由，使生命變得有目的，有意義。
......
此刻，夕陽正懸在天邊，那麼大，弗蘭克爾就那麼坐著，陽光剛好打在他的喉嚨上。
尼采說過：
“知道為什麼而活的人，便能生存。”
這句話說得沒錯，但並不具有廣泛的現實性。
因為，絕大多數人面臨的問題是缺乏不斷探求自己生命意義的態度。
儘管每個人生命的意義各不相同，
但意義必然且始終存在，它與人所處的境遇、地位無關，人要做的就是堅信這種存在並努力去發掘它。
弗蘭克爾最終成為了納粹集中營裡二十八分之一的倖存者，
而當他再次推開家門，得到的卻是他深愛的妻子被活活餓死在集中營裡的噩耗。
“當一個人經歷了太多考驗，就必須得找到一個意義作為支撐。 ”
在未來的歲月裡，他不僅重寫了《醫生與心靈》，還完成了另外30本專著。
其中的《活出生命的意義》被美國國會圖書館評為“美國最具影響力的十本著作之一”。
他還創立了與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和阿德勒“個體心理”齊名的第三維也納心理學派——“存在分析學說”，
在擔任維也納總醫院精神科主任的25年裡，用“意義療法（Logotherapy）”幫助了無數處在困境中的人去發現自身生命的意義。
而作為一位67歲學會開飛機，80歲登上了阿爾卑斯山的老人，
他曾忠告所有被自身問題困擾的人們：
“人不能成為環境的玩物，請用自己精神的自由，來發掘生命的意義，並決定下一刻自己要成為什麼樣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