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上映的电影《伯爵夫人》，改编自旅英日本作家石黑一雄的同名小说，讲述了民国时期美国盲人外交官杰克逊与俄罗斯贵族遗孀索非亚的邂逅与爱情，故事的发生地，在1936年的上海。
才子佳人的故事并不鲜见，这部影片的取胜之道，在于女主角独特的人生际遇。旅居上海的“伯爵夫人”索非亚远离故土、失去国籍，更被迫在上海的夜总会里出卖色相，供养蜗居于贫民窟的亡夫一家的生计。在当时的上海，索菲亚这样的人被称为“白俄”。
“白俄”这两个字，是对1917年“十月革命”后逃离本国的俄罗斯难民的总称。怀着对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恐惧，数以万计的沙俄贵族、知识分子、旧帝国军官、武装哥萨克选择远走他乡。根据西方的估算，总人数在90万到200万之间。其中俄罗斯东南部的白俄大多逃往西欧、巴尔干半岛和土耳其，而在西伯利亚和远东与苏联红军为敌的人们，则拖家带口进入中国境内，并最终辗转汇聚于沪上。
之所以选择上海，并不是个偶然。
“无根之民”扎根上海滩
第二次鸦片战争落幕后，西方列强获得了逆长江而上、立足“东方茶叶港”湖北汉口的特权。1863年，第一批俄商茶号于蒲圻（今湖北赤壁）开张。为了与资本雄厚的英国同行竞争，俄国人一改以往通过中国茶栈买进成品、再经简装运走的商业模式，不仅在茶区开庄设厂，以降低成本，更格外注重上、下游的产业衔接。在上海租界内，俄罗斯茶行的伙计们日夜为自家公司的产品经长江抵沪、再转发海参崴而忙碌着。不过，俄商的主要关注点仍是汉口，以至于此后漫长的30年间，在沪俄侨始终维持在个位数。
1891年，横贯俄罗斯东西部的西伯利亚铁路动工，沙俄帝国在远东的扩张正式进入了快车道。至1905年日俄战争爆发时，在沪的俄国侨民已达354人。不过，沙俄帝国此轮野心勃勃的东进，很快便遭到日本的迎头痛击，上海于是在清政府的默许下，成为俄国海军跛舰败兵的“避风港”，在战争期间，先后收容沙俄太平洋舰队炮舰“满洲”号、雷击舰“格罗苏福意”号、巡洋舰“阿斯科”号，更在日俄对马海战前后，收容俄国海军的运谋补给船6艘，安置随舰俄国海军官兵近千人。
不论是当时舆论还是后世研究者，在评价日俄战争中清政府在上海地区的应对举措时，皆是一片责备之声——清廷对俄国战舰处置过于软弱，没有严格执行中立。但是，撇开外交博弈和地缘政治不谈，清政府收容俄国海军战舰及人员的行为，多少避免了不必要的人道灾难。在上海不至沦为战场的同时，保全了诸多生命，使其免于丧身鱼腹。或许正是基于这段历史，当沙俄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中归于崩溃时，大批沙俄贵族选择把上海作为自己的落脚地。
根据沪上英文报刊《大陆报》的报道：1918年1～4月，先后有1000多名俄侨抵沪，“其中既无谋生之路，又无度日之资者，颇属不少”。12月4日，又一英国邮轮载着1000多人抵达。随后，1920年3月27日、9月29日的《申报》也刊载了俄国难民到沪的消息。不过，这些俄侨大多仍视上海为中转站，很快便移居他处，只有少部分留沪定居。因此，对上海本地人来说，影响并不大。
直到1922年的10月。自封“全俄最高执政”的前沙俄帝国海军上将高尔察克，兵败托博尔斯克，数以十万计的俄国难民，被迫在西伯利亚零下60度的严寒中，横穿冰封的贝加尔湖，逃往相对温暖的太平洋海滨。在这场与死神的赛跑中，财富、信仰和政治领袖统统被抛诸脑后。据说，贝加尔湖的湖底如今还长眠着多达500吨的沙俄国库黄金以及被红军处决的高尔察克的尸体。然而，面对红军的追击，远东亦非安全之地。
1922年10月，俄国资产阶级滨海地区临时政府最后一任首脑季捷里赫斯将军，下令所属军队向中朝边境附近撤退，并宣布所有自愿离境者可随同出国。20万俄国难民随即跟着解除武装的白军，从珲春附近辗转前往哈尔滨和东北各地。相对富有的贵族阶层则高举着卢布奔向海参崴的军港，因为那里还驻守着海军少将斯塔尔克指挥下的沙俄太平洋舰队。可惜的是，斯塔尔克手上虽然还有大小军舰30余艘，但早已装满了同样前途未卜的海军官兵。在整个舰队人满为患的情况下，斯塔尔克只能驶向与海参崴仅一水之隔的朝鲜元山港。
此时的朝鲜半岛正处在日本殖民统治之下。对于沙俄帝国的崩溃，日本政府也曾留下几滴鳄鱼的眼泪。但这种所谓的“同情”不过是趁火打劫的遮羞布。在出兵干涉“十月革命”、鲸吞西伯利亚未果的情况下，对于这批渡海而来的难民，日本政府视若敝履。根据当事人回忆：难民船队刚进元山港外永兴湾，便遭到日本海军的拦截。斯塔尔克一面向日本当局提出抗议，一面派人与驻元山的各国领事馆交涉，呼吁救助白俄难民。在西方外交和舆论的压力下，日本最终允许老弱病残5300人上岸，但只能暂居在日本海关位于元山的空屋中。与其说是收容，不如说是圈禁。
三十多个白俄相继病死，斯塔尔克万般无奈，只得带领15艘舰况相对较好的船只，载着剩下的三千多人向中国上海驶去。在行驶至距上海100海里的公海时，舰队突遭强台风袭击，“德德莫夫中尉”号炮艇被巨浪打翻，37人葬身海底。好不容易抵达吴淞口外，控制着长江中下游领域的北洋政府，也效法近邻日本，拒绝“开门迎客”。
不过，向来秉承“仁爱”之心的国人，在外交领域往往失之暧昧。《申报》载，沪上各界不忍数千难民长期滞留海上，衣食无着，遂认捐二万元，供给燃煤2000吨、面粉1500袋。而北洋政府虽然严令白俄难民一律不准上陆，但却放话说：“除有特殊情况者外”。于是，白俄难民便纷纷提出要上岸投亲靠友。 在中国红十字会理事长庄得之、美国驻沪红十字会会长白汕脱、上海俄侨通商事务局会办格罗谢人的积极奔走下，北洋政府最终同意接纳身世凄凉的孤儿士官生及在沪有亲戚朋友的难民，总计1200多人，余者则拿着北洋政府的“救济”，驶向当时在美国控制下的马尼拉。
好不容易“送佛上西天”，上海当局还来不及弹冠相庆，麻烦就来了。1923年3月至9月间，之前滞留朝鲜元山的俄国难民分批抵达上海。这一次，率领他们的不再是文雅的斯塔尔克少将，而是习惯了明火执仗的远东哥萨克军团首领格列博夫。对于这个拒不降下俄罗斯国旗、更不愿交出随船武器的“兵痞”，北洋政府竟被他软磨硬泡到没有脾气，最终只能纵容这些武装哥萨克分批偷渡上岸，以轮流登岸养病为名，在法租界内租房居住。
到1923年底，已有3236名白俄难民进入上海。其中的700名孤儿士官生，经一年多学习后，最终获准前往塞尔维亚深造，这些人日后大多成为南斯拉夫王国军队的军官。尽管等待着这些孤儿的依旧是一场背井离乡的异国征途，但相较于留在上海的俄国侨民，他们无疑还是幸运的。随着苏联政府的影响力扩展到远东，1924年又有大批贫困难民自哈尔滨南下，这些人中徒步流亡者原本就一贫如洗，而少数富裕的没落贵族也早在流亡中耗尽了一切。等待他们的似乎注定是死亡。
十里洋场的“罗宋阿大”
迫于生存压力，流落上海的俄国侨民，投身“灰色产业”的不在少数。“男儿穷而为盗，女子无奈为娼”这句俗语，看来并非中国人的专利。
1921年，苏联政府取消了所有逃亡白俄的国籍，这些人拥有的唯一身份是当时国联的护照，这种护照仅被51个国家承认，其中并不包括统治上海的北洋政府。为了与革命的红色俄国人有所区别，北洋政府称其为“白俄”，而上海土著则干脆叫他们“罗宋阿大”。几乎所有难民在抵达上海时都已身无长物，他们大多数以前是军人或军人的家属，首先要面临的问题，就是找份工作养家糊口。
当时的上海，如果想获得一份体面的白领工作，会讲英语是必需的，但白俄多半不会说英语，仅有少数能操法语，英语水平甚至还不如上海本地人。“洋人”的优势在职场上体现不出一星半点，于是，白俄中的知识分子只好干起了教法语、音乐或芭蕾的兼差，军官们多半转型为保安、民兵、私人保镖，女孩能在杂货店、发廊和制衣工厂找到差事已经是幸运的，更多人迫于生活压力只能走向犯罪。不少俄侨在街头磨刀、擦鞋，用扑克算命，或者在公园、咖啡馆里拉琴卖唱，甚至公然行乞、偷窃。
1933年2月15日的《申报》，发表了左翼作家郑伯奇的小说《深夜的霞飞路》，文中描写的俄侨乞丐“三三五五靠着大洋房灰色的墙壁，站立着，用狰狞可怕的目光向你们张望”，小说源于现实，流落沪上的这些白俄乞丐有不少原本身世显赫。1936年2月5日，被某医院驱出流落街头的一名83岁老人，从前是旧俄伯爵。40年代，在金神父路挨门讨饭的原是白俄将军。有的上海俄侨不堪忍受贫困自尽弃世。1926年3月15日，安南路（今安义路）213号二楼亭子间一俄侨因贫服毒自杀。1929年2月中旬，某西校英文教师瓦列尼那于霞飞路381号寓所内悬梁自尽。同年7月5日，原俄国骑术学校副主任喀雪尔诺夫因被停职而顿感谋生无望，遂开枪自尽。
上世纪20年代中期起，大批职业罪犯从苏联国内和哈尔滨等地南下，上海俄侨犯罪现象急剧上升。根据《上海地方志》的记载：1927年1～9月，公共租界有318名俄侨犯罪，其中119人犯有重罪。其间，两租界共有401名俄侨被判刑。此后，俄侨刑事犯罪率一直在上海外侨中高居首位。所犯罪行，除贩卖军火外，各罪俱见，甚至还涌现出了一批“几进宫”的惯犯。根据当时上海治安部门的记录，55岁的俄罗斯人昂热，住在华懋公寓，曾因诈骗等各种刑案数次判刑，前后服刑20多年，1946年芦家湾警察局一份报告中称其是“犯案为本市外侨中最多者”。
滞留上海的白俄女孩很多人出身优越，但这些没有任何语言优势、更缺乏劳动技能的娇小姐们，也只能靠出卖色相谋生。在声色场所的收入，足够支撑整个家庭的开销，于是，“白俄女孩艳舞”成了上海色情业的代名词。在1934年出版的专门介绍上海旅游景点的小册子《上海简介》里，列举了最知名的8个夜总会，按照字母排序，煞有介事地详细介绍了花魁和其他特色节目，其中就有针对白俄女子夜总会的介绍。这本小册子并非地下刊物，而是在当时上海市政府的资助下，面对所有上海游客发行的。
对于年轻苦困的白俄女子来说，或许只有一段好姻缘才能改变命运。所谓的好姻缘当然是和白俄社群以外的男子结合，唯有如此，才能带来经济和生活上的稳定。英租界做过统计，在1925年到1938年间，共有305名生活在上海的英国人与白俄女子结婚。但像电影《伯爵夫人》中的女主角索非亚那般最终能觅得如意郎君的，毕竟是少数。当然，出于装点门面的需要，亦有不少民国知识分子以迎娶白俄妇女为荣。钱钟书在小说《围城》中便借主角方鸿渐之口“吐槽”了一把：国人听说某某太太是外国人，便改容相敬了，以为能娶外国老婆的非精通西学不可，只是没想到，这外国老婆也有可能是流落中国的白俄。
如果不是那场席卷中国南北的革命风潮，白俄很可能将沦于社会的底层。1925年2月，上海日本内外棉纱厂工人在邓中夏领导下举行大罢工。5月14日，日本人开枪打死工人顾正红，遂引发了震惊世界的“五卅惨案”。由于此时国共合作组建的北伐军已攻占汉口、九江等地，迫近上海，租界内外各路权贵不免心惊肉跳。雌伏已久的哥萨克头目格列博夫随即大力宣传他麾下的哥萨克残部余勇可贾，可供保卫大上海公共租界。
紧急关头，上海租界当局正火急火燎地赶着从外籍雇员中选拔青壮年，组织“万国义勇队”，没想到格列博夫竟自告奋勇，于是双方一拍即合，租界当局立马拨出专款，正式授命格列博夫筹组“俄国义勇队”。大笔金钱一下使流亡上海的数千白俄从死亡线上挣扎了出来，成为“万国义勇队”的主力。哥萨克官兵住在营区，有免费供给的膳宿，上头还按时按点发放薪金，收入接近租界工部局的雇员，生活一下子优裕了起来。不久，上海万国商团的俄国分队被扩大为俄国联队。其他白俄侨民发现这是个机会，也纷纷向格列博夫和前俄国驻上海总领事格罗谢求援。此时上海许多工厂、企业停工，急需招募人员，格罗博夫便提出可用白俄难民代替罢工的中国工人和职员，以此破坏和抵制罢工斗争。这一招正中外国资本家的下怀，于是，由俄国联合会出面，向上海各大工厂和外国人开办的企事业单位派去所需的俄国难民。白俄的就业问题一下子解决了，大批滞留在哈尔滨的难民得此消息，也纷纷南下谋生，致使上海的白俄人数猛增至13500多人。
两年后，“白俄义勇队”又追随蒋介石，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搜捕和屠杀工人及革命者。为奖赏白俄的“卓著表现”，蒋介石政府和租界当局准许他们成为上海的合法市民。
石库门里的没落贵族
很长一段时间，白人在上海的地位之高，可谓无人能及。但当同样是白人的俄罗斯难民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沪上，上海人慢慢转过弯来：“高贵”的白种人原来也能为咱们服务。他可能成为你的私家保镖，可能是你的驾驶教练，也可能是私人裁缝，只要你付得起钱。
张爱玲便曾长期聘请一位白俄钢琴老师，不过她对音乐的天赋和兴趣显然不高，在《谈音乐》一文中，回忆起自小被迫学琴的经历，她笔下尽是“苦难”，甚至对于白俄女教师，她的注意力也全在于对方宽脸上的金汗毛、粉背上的太阳味、容易激动的性情以及极有礼貌却靠妻子养活的丈夫，唯独不在钢琴上。张爱玲成年后，曾表示对自己早年行径的懊悔，不过却不是懊恼自己没有好好学琴，而是因为看了果戈里的《死魂灵》，后悔小时候没吃上白俄钢琴老师做的鱼馅包子，恨不得踢自己几脚。
俄罗斯美食进军沪上餐饮界的步伐，大体与俄国侨民族群经济状况好转同步。基于俄法两国的传统友谊，在上海的白俄汇聚于法租界内，商铺大多开在当时称为“霞飞路”的淮海中路沿线。据1928年6月4日的《南中国的新生活》杂志所载，1926～1928年，白俄在霞飞路新设商号总数不下100多家，法租界内俄侨企业总资产至少达200万元以上，月资金周转额五六十万元，无怪乎中外人称霞飞路为“东方涅瓦大街”和“罗宋大马路”。
俄侨在上海的经营范围虽然遍及各个行业，但最为脍炙人口的还是其新颖的吃喝之道。以俄式黑面包、自酿饮料格瓦斯为拳头产品，由俄侨恰卡利扬与法国人合资开设的老大昌面包房，在上海遍地开花，直到1957年才转售予卢湾区人民政府商业部门，成为今天上海老大昌食品有限公司的前身。
老上海习称俄式餐馆为“罗宋大菜”馆。同盟会元老杨杏佛之子杨小佛回忆，当年的霞飞路上，俄侨开设的各类商店中尤以咖啡馆、“罗宋大菜”馆居多。当时在霞飞路散步，抬头随处可见用俄文或英文书写的招牌。按中文音译，有“克勒夫脱”、“伏尔加”、“保尔·恰卡里扬”、“卡夫卡”、“特卡琴科”等，都是俄罗斯的人名或地名。在这些罗宋大菜馆里，档次最高、规模最大的要数“特卡琴科兄弟”咖啡馆。这是一个花园餐厅，仅在它的花园里，就可放下100多张咖啡桌。
俄式餐馆之所以在上海大行其道，或许有两方面的原因。浓郁的异国风情，往往能令各界贤达趋之若鹜。在这里，不仅能吃到正宗的黑鱼子酱和法式鹅肝酱，更能领略欧洲贵族的优雅和情调。窗帘是天鹅绒的，缀着长长的流苏，沉沉地垂到地面上，满桌子擦得锃亮的银餐具，长桌两端还摆放了枝架形银烛台，头顶上则垂下层层叠叠的水晶吊灯，壁间挂着旁人临摹的列宾油画，唱机里放着柴可夫斯基的乐曲，夜幕降临，顿有金碧辉煌之感。据说沪上有一家犹太人汉斯·雅布隆纳开设的“费雅客”俄菜馆，曾吸引了宋庆龄、宋子文、梅兰芳等社会名流，而宋美龄最爱点这家的奶咖和赤甘蓝烧鸭子。
对于升斗小民而言，俄式餐馆最大的卖点在于价廉物美。常以“老克拉”（沪上方言中“摩登男士”之意）自诩的作家孙树棻，在《上海最后的旧梦》中写道：“罗宋大菜的内容是一汤、一菜、一杯清红茶，面包不限量供应。那时，我常能在那类餐馆看见进来个在路边奏乐卖艺或当小贩的白俄老人，坐下后要上盘罗宋汤然后就着汤吃下一大叠罗宋面包，但即使这样，也决不会受到老板和侍者的白眼。浓郁的罗宋汤中有一大块厚实的牛肉，主菜也很厚实，一般是两块炸猪排或两只牛肉饼或三只炸明虾任选一样，价格只和一碗花色浇头面或一客两菜一饭的中式客饭相仿，因此也吸引了不少工薪阶层前来进餐。逢到假日，也许要连跑上几家才能找到座位。”即便在“特卡琴科兄弟”咖啡馆这样的高级餐厅，普通市民花上3块大洋就能品尝到包含牛排、板鱼、生菜、沙拉、罗宋汤的全套俄式大餐，而今天被视为奢侈品的金枪鱼籽和酸黄瓜，当时也不过是店家免费赠送的餐后小食。
除了餐饮，白俄在上海最叫得响的是话剧演出，俄国著名表演艺术家普里贝特科娃·克拉林，曾联合一批白俄艺术家在上海组建了“上海俄国话剧团”，在巴黎大戏院演出轻音乐喜剧、滑稽短剧，在法国公学演出严肃戏剧。作为著名导演，普里贝特科娃·克拉林不仅领衔主演《钦差大臣》、《聪明误》、《伊凡雷帝》和《白痴》等剧目，还颇为接地气地执导了中国戏剧家曹禺的名作《雷雨》，甚至亲自担纲女一号周繁漪的演出，使中国观众大开眼界。
俄罗斯人的表演天赋，曹聚仁先生在《上海春秋》中是这样评价的：“你要在这里组织一个莫斯科歌舞团，也是一件极便当的事情，唱高音的，唱低音的，奏弦乐的，只要你叫得出名字，这里绝不会没有。而且你就是选走了一批，这里的人才还是济济得很呢。这些秃头赤脚的贵族，把他们的心神浸沉在过去的回忆中，来消磨这可怕的现在。圣彼得堡的大邸高车，华服盛饰，迅如雷电的革命，血和铁的争斗，与死为邻的逃窜，一切都化为乌有的结局，流浪的生涯，开展在每一个人的心眼前，引起他无限的悲哀。”
流浪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再度开启，旅居中国东北的俄侨又一次沦为难民，被迫大批南迁上海。1940年6月的苏联卫国战争，激起了俄侨的爱国热情。1943年1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决议：凡是侨居中国的旧俄臣民均可获得苏联国籍。至1945年，先后有2000多名上海俄侨提出入籍申请与返国要求。次年1月，17天中有6000多人提出申请，大批白俄变为苏侨。
1947年6月30日，苏联政府出于恢复国内战争创伤的考虑，宣布逐步召返苏侨。8月10日，首批650户、1100人返国，至1948年3月，共返国5批、5000余人。人民解放军逼近长江时，未入苏联国籍的俄侨向美国及国际难民组织要求移居第三国。6月17日，200多名哥萨克军官在上海蒲石路马卡恰尔学校集会，邀请国际救济同盟会美国组织代表和南美各国驻沪领事到会，提出移民请求。12月6日，上海白俄侨民协会向美国、阿根廷和驻日美军司令麦克阿瑟提出移民申请。8月20日，国际难民组织成立远东局，经菲律宾政府同意，以萨马岛为上海俄侨暂居地，并在建国西路75号建立国际难民待遣所，委任原美国旧金山美信油漆公司上海分公司经理俄侨古珀为所长，另以衡山路原俄国学校为临时待遣所。12月28日，首批50人登机赴日本东京，至1949年4月，共遣送俄侨7000余人。
而留居沪上的白俄在上海解放后，境况并无改变。由于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亟需尽速培养大批俄语人才，上海俄语专科学校不久便成立了，一批有文化的白俄被吸收进校担任教师，1952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后，又遴选出部分白俄到各校教俄文。从流民到教授，白俄在上海的地位再一次经历转折，但这也并不是终点。
1956年后，除少数已嫁给中国人的女性，其余俄侨陆续成批回国。那些由白俄开设的店铺有的关闭、有的更换了业主和招牌。唯有地处昔日上海法租界中心的尼古拉斯大教堂、徐汇区岳阳路尽头的普希金纪念碑，和延安中路1000号巍峨雄壮的中苏友好大厦，默默见证着岁月的无常。
再过半个世纪，上海新客站旁边，不知从何时起，多了家名叫“普京”的俄式咖啡小店里。黄浦江畔，俄方“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随着中俄2014海上联合军事演习的结束，也在上海国际客运中心码头，对沪上居民开放参观。“白俄”这两个字，彻底走进了历史。
白云苍狗、帝国兴衰本是世间常态，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之中俄罗斯的大起大落，兴起时如风暴和狂潮，惊心动魄；衰退时千里废墟一片荒败，令世人唏嘘不已。难怪丘吉尔首相说过：“我无法对你预言俄国，它是谜中之谜。”但秉承着善意，我们还是要说一句：邻居，祝你的前路越走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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