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上映的電影《伯爵夫人》，改編自旅英日本作家石黑一雄的同名小說，講述了民國時期美國盲人外交官傑克遜與俄羅斯貴族遺孀索非亞的邂逅與愛情，故事的發生地，在1936年的上海。
才子佳人的故事並不鮮見，這部影片的取勝之道，在於女主角獨特的人生際遇。旅居上海的“伯爵夫人”索非亞遠離故土、失去國籍，更被迫在上海的夜總會里出賣色相，供養蝸居於貧民窟的亡夫一家的生計。在當時的上海，索菲亞這樣的人被稱為“白俄”。
“白俄”這兩個字，是對1917年“十月革命”後逃離本國的俄羅斯難民的總稱。懷著對革命和蘇維埃政權的恐懼，數以萬計的沙俄貴族、知識分子、舊帝國軍官、武裝哥薩克選擇遠走他鄉。根據西方的估算，總人數在90萬到200萬之間。其中俄羅斯東南部的白俄大多逃往西歐、巴爾幹半島和土耳其，而在西伯利亞和遠東與蘇聯紅軍為敵的人們，則拖家帶口進入中國境內，並最終輾轉匯聚於滬上。
之所以選擇上海，並不是個偶然。
“無根之民”紮根上海灘
第二次鴉片戰爭落幕後，西方列強獲得了逆長江而上、立足“東方茶葉港”湖北漢口的特權。1863年，第一批俄商茶號於蒲圻（今湖北赤壁）開張。為了與資本雄厚的英國同行競爭，俄國人一改以往通過中國茶棧買進成品、再經簡裝運走的商業模式，不僅在茶區開莊設廠，以降低成本，更格外注重上、下游的產業銜接。在上海租界內，俄羅斯茶行的夥計們日夜為自家公司的產品經長江抵滬、再轉發海參崴而忙碌著。不過，俄商的主要關注點仍是漢口，以至於此後漫長的30年間，在滬俄僑始終維持在個位數。
1891年，橫貫俄羅斯東西部的西伯利亞鐵路動工，沙俄帝國在遠東的擴張正式進入了快車道。至1905年日俄戰爭爆發時，在滬的俄國僑民已達354人。不過，沙俄帝國此輪野心勃勃的東進，很快便遭到日本的迎頭痛擊，上海於是在清政府的默許下，成為俄國海軍跛艦敗兵的“避風港”，在戰爭期間，先後收容沙俄太平洋艦隊炮艦“滿洲”號、雷擊艦“格羅蘇福意”號、巡洋艦“阿斯科”號，更在日俄對馬海戰前後，收容俄國海軍的運謀補給船6艘，安置隨艦俄國海軍官兵近千人。
不論是當時輿論還是後世研究者，在評價日俄戰爭中清政府在上海地區的應對舉措時，皆是一片責備之聲——清廷對俄國戰艦處置過於軟弱，沒有嚴格執行中立。但是，撇開外交博弈和地緣政治不談，清政府收容俄國海軍戰艦及人員的行為，多少避免了不必要的人道災難。在上海不至淪為戰場的同時，保全了諸多生命，使其免於喪身魚腹。或許正是基於這段歷史，當沙俄帝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浩劫中歸於崩潰時，大批沙俄貴族選擇把上海作為自己的落腳地。
根據滬上英文報刊《大陸報》的報道：1918年1～4月，先後有1000多名俄僑抵滬，“其中既無謀生之路，又無度日之資者，頗屬不少”。12月4日，又一英國郵輪載著1000多人抵達。隨後，1920年3月27日、9月29日的《申報》也刊載了俄國難民到滬的消息。不過，這些俄僑大多仍視上海為中轉站，很快便移居他處，只有少部分留滬定居。因此，對上海本地人來說，影響並不大。
直到1922年的10月。自封“全俄最高執政”的前沙俄帝國海軍上將高爾察克，兵敗託博爾斯克，數以十萬計的俄國難民，被迫在西伯利亞零下60度的嚴寒中，橫穿冰封的貝加爾湖，逃往相對溫暖的太平洋海濱。在這場與死神的賽跑中，財富、信仰和政治領袖統統被拋諸腦後。據說，貝加爾湖的湖底如今還長眠著多達500噸的沙俄國庫黃金以及被紅軍處決的高爾察克的屍體。然而，面對紅軍的追擊，遠東亦非安全之地。
1922年10月，俄國資產階級濱海地區臨時政府最後一任首腦季捷裡赫斯將軍，下令所屬軍隊向中朝邊境附近撤退，並宣佈所有自願離境者可隨同出國。20萬俄國難民隨即跟著解除武裝的白軍，從琿春附近輾轉前往哈爾濱和東北各地。相對富有的貴族階層則高舉著盧布奔向海參崴的軍港，因為那裡還駐守著海軍少將斯塔爾克指揮下的沙俄太平洋艦隊。可惜的是，斯塔爾克手上雖然還有大小軍艦30餘艘，但早已裝滿了同樣前途未卜的海軍官兵。在整個艦隊人滿為患的情況下，斯塔爾克只能駛向與海參崴僅一水之隔的朝鮮元山港。
此時的朝鮮半島正處在日本殖民統治之下。對於沙俄帝國的崩潰，日本政府也曾留下幾滴鱷魚的眼淚。但這種所謂的“同情”不過是趁火打劫的遮羞布。在出兵干涉“十月革命”、鯨吞西伯利亞未果的情況下，對於這批渡海而來的難民，日本政府視若敝履。根據當事人回憶：難民船隊剛進元山港外永興灣，便遭到日本海軍的攔截。斯塔爾克一面向日本當局提出抗議，一面派人與駐元山的各國領事館交涉，呼籲救助白俄難民。在西方外交和輿論的壓力下，日本最終允許老弱病殘5300人上岸，但只能暫居在日本海關位於元山的空屋中。與其說是收容，不如說是圈禁。
三十多個白俄相繼病死，斯塔爾克萬般無奈，只得帶領15艘艦況相對較好的船隻，載著剩下的三千多人向中國上海駛去。在行駛至距上海100海里的公海時，艦隊突遭強颱風襲擊，“德德莫夫中尉”號炮艇被巨浪打翻，37人葬身海底。好不容易抵達吳淞口外，控制著長江中下游領域的北洋政府，也效法近鄰日本，拒絕“開門迎客”。
不過，向來秉承“仁愛”之心的國人，在外交領域往往失之曖昧。《申報》載，滬上各界不忍數千難民長期滯留海上，衣食無著，遂認捐二萬元，供給燃煤2000噸、麵粉1500袋。而北洋政府雖然嚴令白俄難民一律不準上陸，但卻放話說：“除有特殊情況者外”。於是，白俄難民便紛紛提出要上岸投親靠友。 在中國紅十字會理事長莊得之、美國駐滬紅十字會會長白汕脫、上海俄僑通商事務局會辦格羅謝人的積極奔走下，北洋政府最終同意接納身世淒涼的孤兒士官生及在滬有親戚朋友的難民，總計1200多人，餘者則拿著北洋政府的“救濟”，駛向當時在美國控制下的馬尼拉。
好不容易“送佛上西天”，上海當局還來不及彈冠相慶，麻煩就來了。1923年3月至9月間，之前滯留朝鮮元山的俄國難民分批抵達上海。這一次，率領他們的不再是文雅的斯塔爾克少將，而是習慣了明火執仗的遠東哥薩克軍團首領格列博夫。對於這個拒不降下俄羅斯國旗、更不願交出隨船武器的“兵痞”，北洋政府竟被他軟磨硬泡到沒有脾氣，最終只能縱容這些武裝哥薩克分批偷渡上岸，以輪流登岸養病為名，在法租界內租房居住。
到1923年底，已有3236名白俄難民進入上海。其中的700名孤兒士官生，經一年多學習後，最終獲准前往塞爾維亞深造，這些人日後大多成為南斯拉夫王國軍隊的軍官。儘管等待著這些孤兒的依舊是一場背井離鄉的異國征途，但相較於留在上海的俄國僑民，他們無疑還是幸運的。隨著蘇聯政府的影響力擴展到遠東，1924年又有大批貧困難民自哈爾濱南下，這些人中徒步流亡者原本就一貧如洗，而少數富裕的沒落貴族也早在流亡中耗盡了一切。等待他們的似乎註定是死亡。
十里洋場的“羅宋阿大”
迫於生存壓力，流落上海的俄國僑民，投身“灰色產業”的不在少數。“男兒窮而為盜，女子無奈為娼”這句俗語，看來並非中國人的專利。
1921年，蘇聯政府取消了所有逃亡白俄的國籍，這些人擁有的唯一身份是當時國聯的護照，這種護照僅被51個國家承認，其中並不包括統治上海的北洋政府。為了與革命的紅色俄國人有所區別，北洋政府稱其為“白俄”，而上海土著則乾脆叫他們“羅宋阿大”。幾乎所有難民在抵達上海時都已身無長物，他們大多數以前是軍人或軍人的家屬，首先要面臨的問題，就是找份工作養家餬口。
當時的上海，如果想獲得一份體面的白領工作，會講英語是必需的，但白俄多半不會說英語，僅有少數能操法語，英語水平甚至還不如上海本地人。“洋人”的優勢在職場上體現不出一星半點，於是，白俄中的知識分子只好幹起了教法語、音樂或芭蕾的兼差，軍官們多半轉型為保安、民兵、私人保鏢，女孩能在雜貨店、髮廊和製衣工廠找到差事已經是幸運的，更多人迫於生活壓力只能走向犯罪。不少俄僑在街頭磨刀、擦鞋，用撲克算命，或者在公園、咖啡館裡拉琴賣唱，甚至公然行乞、偷竊。
1933年2月15日的《申報》，發表了左翼作家鄭伯奇的小說《深夜的霞飛路》，文中描寫的俄僑乞丐“三三五五靠著大洋房灰色的牆壁，站立著，用猙獰可怕的目光向你們張望”，小說源於現實，流落滬上的這些白俄乞丐有不少原本身世顯赫。1936年2月5日，被某醫院驅出流落街頭的一名83歲老人，從前是舊俄伯爵。40年代，在金神父路挨門討飯的原是白俄將軍。有的上海俄僑不堪忍受貧困自盡棄世。1926年3月15日，安南路（今安義路）213號二樓亭子間一俄僑因貧服毒自殺。1929年2月中旬，某西校英文教師瓦列尼那於霞飛路381號寓所內懸樑自盡。同年7月5日，原俄國騎術學校副主任喀雪爾諾夫因被停職而頓感謀生無望，遂開槍自盡。
上世紀20年代中期起，大批職業罪犯從蘇聯國內和哈爾濱等地南下，上海俄僑犯罪現象急劇上升。根據《上海地方誌》的記載：1927年1～9月，公共租界有318名俄僑犯罪，其中119人犯有重罪。其間，兩租界共有401名俄僑被判刑。此後，俄僑刑事犯罪率一直在上海外僑中高居首位。所犯罪行，除販賣軍火外，各罪俱見，甚至還湧現出了一批“幾進宮”的慣犯。根據當時上海治安部門的記錄，55歲的俄羅斯人昂熱，住在華懋公寓，曾因詐騙等各種刑案數次判刑，前後服刑20多年，1946年蘆家灣警察局一份報告中稱其是“犯案為本市外僑中最多者”。
滯留上海的白俄女孩很多人出身優越，但這些沒有任何語言優勢、更缺乏勞動技能的嬌小姐們，也只能靠出賣色相謀生。在聲色場所的收入，足夠支撐整個家庭的開銷，於是，“白俄女孩豔舞”成了上海色情業的代名詞。在1934年出版的專門介紹上海旅遊景點的小冊子《上海簡介》裡，列舉了最知名的8個夜總會，按照字母排序，煞有介事地詳細介紹了花魁和其他特色節目，其中就有針對白俄女子夜總會的介紹。這本小冊子並非地下刊物，而是在當時上海市政府的資助下，面對所有上海遊客發行的。
對於年輕苦困的白俄女子來說，或許只有一段好姻緣才能改變命運。所謂的好姻緣當然是和白俄社群以外的男子結合，唯有如此，才能帶來經濟和生活上的穩定。英租界做過統計，在1925年到1938年間，共有305名生活在上海的英國人與白俄女子結婚。但像電影《伯爵夫人》中的女主角索非亞那般最終能覓得如意郎君的，畢竟是少數。當然，出於裝點門面的需要，亦有不少民國知識分子以迎娶白俄婦女為榮。錢鍾書在小說《圍城》中便借主角方鴻漸之口“吐槽”了一把：國人聽說某某太太是外國人，便改容相敬了，以為能娶外國老婆的非精通西學不可，只是沒想到，這外國老婆也有可能是流落中國的白俄。
如果不是那場席捲中國南北的革命風潮，白俄很可能將淪於社會的底層。1925年2月，上海日本內外棉紗廠工人在鄧中夏領導下舉行大罷工。5月14日，日本人開槍打死工人顧正紅，遂引發了震驚世界的“五卅慘案”。由於此時國共合作組建的北伐軍已攻佔漢口、九江等地，迫近上海，租界內外各路權貴不免心驚肉跳。雌伏已久的哥薩克頭目格列博夫隨即大力宣傳他麾下的哥薩克殘部餘勇可賈，可供保衛大上海公共租界。
緊急關頭，上海租界當局正火急火燎地趕著從外籍僱員中選拔青壯年，組織“萬國義勇隊”，沒想到格列博夫竟自告奮勇，於是雙方一拍即合，租界當局立馬撥出專款，正式授命格列博夫籌組“俄國義勇隊”。大筆金錢一下使流亡上海的數千白俄從死亡線上掙扎了出來，成為“萬國義勇隊”的主力。哥薩克官兵住在營區，有免費供給的膳宿，上頭還按時按點發放薪金，收入接近租界工部局的僱員，生活一下子優裕了起來。不久，上海萬國商團的俄國分隊被擴大為俄國聯隊。其他白俄僑民發現這是個機會，也紛紛向格列博夫和前俄國駐上海總領事格羅謝求援。此時上海許多工廠、企業停工，急需招募人員，格羅博夫便提出可用白俄難民代替罷工的中國工人和職員，以此破壞和抵制罷工鬥爭。這一招正中外國資本家的下懷，於是，由俄國聯合會出面，向上海各大工廠和外國人開辦的企事業單位派去所需的俄國難民。白俄的就業問題一下子解決了，大批滯留在哈爾濱的難民得此消息，也紛紛南下謀生，致使上海的白俄人數猛增至13500多人。
兩年後，“白俄義勇隊”又追隨蔣介石，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中，搜捕和屠殺工人及革命者。為獎賞白俄的“卓著表現”，蔣介石政府和租界當局准許他們成為上海的合法市民。
石庫門裡的沒落貴族
很長一段時間，白人在上海的地位之高，可謂無人能及。但當同樣是白人的俄羅斯難民越來越多地出現在滬上，上海人慢慢轉過彎來：“高貴”的白種人原來也能為咱們服務。他可能成為你的私家保鏢，可能是你的駕駛教練，也可能是私人裁縫，只要你付得起錢。
張愛玲便曾長期聘請一位白俄鋼琴老師，不過她對音樂的天賦和興趣顯然不高，在《談音樂》一文中，回憶起自小被迫學琴的經歷，她筆下盡是“苦難”，甚至對於白俄女教師，她的注意力也全在於對方寬臉上的金汗毛、粉背上的太陽味、容易激動的性情以及極有禮貌卻靠妻子養活的丈夫，唯獨不在鋼琴上。張愛玲成年後，曾表示對自己早年行徑的懊悔，不過卻不是懊惱自己沒有好好學琴，而是因為看了果戈裡的《死魂靈》，後悔小時候沒吃上白俄鋼琴老師做的魚餡包子，恨不得踢自己幾腳。
俄羅斯美食進軍滬上餐飲界的步伐，大體與俄國僑民族群經濟狀況好轉同步。基於俄法兩國的傳統友誼，在上海的白俄匯聚於法租界內，商鋪大多開在當時稱為“霞飛路”的淮海中路沿線。據1928年6月4日的《南中國的新生活》雜誌所載，1926～1928年，白俄在霞飛路新設商號總數不下100多家，法租界內俄僑企業總資產至少達200萬元以上，月資金週轉額五六十萬元，無怪乎中外人稱霞飛路為“東方涅瓦大街”和“羅宋大馬路”。
俄僑在上海的經營範圍雖然遍及各個行業，但最為膾炙人口的還是其新穎的吃喝之道。以俄式黑麵包、自釀飲料格瓦斯為拳頭產品，由俄僑恰卡利揚與法國人合資開設的老大昌麵包房，在上海遍地開花，直到1957年才轉售予盧灣區人民政府商業部門，成為今天上海老大昌食品有限公司的前身。
老上海習稱俄式餐館為“羅宋大菜”館。同盟會元老楊杏佛之子楊小佛回憶，當年的霞飛路上，俄僑開設的各類商店中尤以咖啡館、“羅宋大菜”館居多。當時在霞飛路散步，抬頭隨處可見用俄文或英文書寫的招牌。按中文音譯，有“克勒夫脫”、“伏爾加”、“保爾·恰卡里揚”、“卡夫卡”、“特卡琴科”等，都是俄羅斯的人名或地名。在這些羅宋大菜館裡，檔次最高、規模最大的要數“特卡琴科兄弟”咖啡館。這是一個花園餐廳，僅在它的花園裡，就可放下100多張咖啡桌。
俄式餐館之所以在上海大行其道，或許有兩方面的原因。濃郁的異國風情，往往能令各界賢達趨之若鶩。在這裡，不僅能吃到正宗的黑魚子醬和法式鵝肝醬，更能領略歐洲貴族的優雅和情調。窗簾是天鵝絨的，綴著長長的流蘇，沉沉地垂到地面上，滿桌子擦得鋥亮的銀餐具，長桌兩端還擺放了枝架形銀燭臺，頭頂上則垂下層層疊疊的水晶吊燈，壁間掛著旁人臨摹的列賓油畫，唱機裡放著柴可夫斯基的樂曲，夜幕降臨，頓有金碧輝煌之感。據說滬上有一家猶太人漢斯·雅布隆納開設的“費雅客”俄菜館，曾吸引了宋慶齡、宋子文、梅蘭芳等社會名流，而宋美齡最愛點這家的奶咖和赤甘藍燒鴨子。
對於升斗小民而言，俄式餐館最大的賣點在於價廉物美。常以“老克拉”（滬上方言中“摩登男士”之意）自詡的作家孫樹棻，在《上海最後的舊夢》中寫道：“羅宋大菜的內容是一湯、一菜、一杯清紅茶，麵包不限量供應。那時，我常能在那類餐館看見進來個在路邊奏樂賣藝或當小販的白俄老人，坐下後要上盤羅宋湯然後就著湯吃下一大疊羅宋麵包，但即使這樣，也決不會受到老闆和侍者的白眼。濃郁的羅宋湯中有一大塊厚實的牛肉，主菜也很厚實，一般是兩塊炸豬排或兩隻牛肉餅或三隻炸明蝦任選一樣，價格只和一碗花色澆頭面或一客兩菜一飯的中式客飯相仿，因此也吸引了不少工薪階層前來進餐。逢到假日，也許要連跑上幾家才能找到座位。”即便在“特卡琴科兄弟”咖啡館這樣的高級餐廳，普通市民花上3塊大洋就能品嚐到包含牛排、板魚、生菜、沙拉、羅宋湯的全套俄式大餐，而今天被視為奢侈品的金槍魚籽和酸黃瓜，當時也不過是店家免費贈送的餐後小食。
除了餐飲，白俄在上海最叫得響的是話劇演出，俄國著名錶演藝術家普里貝特科娃·克拉林，曾聯合一批白俄藝術家在上海組建了“上海俄國話劇團”，在巴黎大戲院演出輕音樂喜劇、滑稽短劇，在法國公學演出嚴肅戲劇。作為著名導演，普里貝特科娃·克拉林不僅領銜主演《欽差大臣》、《聰明誤》、《伊凡雷帝》和《白痴》等劇目，還頗為接地氣地執導了中國戲劇家曹禺的名作《雷雨》，甚至親自擔綱女一號周繁漪的演出，使中國觀眾大開眼界。
俄羅斯人的表演天賦，曹聚仁先生在《上海春秋》中是這樣評價的：“你要在這裡組織一個莫斯科歌舞團，也是一件極便當的事情，唱高音的，唱低音的，奏絃樂的，只要你叫得出名字，這裡絕不會沒有。而且你就是選走了一批，這裡的人才還是濟濟得很呢。這些禿頭赤腳的貴族，把他們的心神浸沉在過去的回憶中，來消磨這可怕的現在。聖彼得堡的大邸高車，華服盛飾，迅如雷電的革命，血和鐵的爭鬥，與死為鄰的逃竄，一切都化為烏有的結局，流浪的生涯，開展在每一個人的心眼前，引起他無限的悲哀。”
流浪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再度開啟，旅居中國東北的俄僑又一次淪為難民，被迫大批南遷上海。1940年6月的蘇聯衛國戰爭，激起了俄僑的愛國熱情。1943年1月，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決議：凡是僑居中國的舊俄臣民均可獲得蘇聯國籍。至1945年，先後有2000多名上海俄僑提出入籍申請與返國要求。次年1月，17天中有6000多人提出申請，大批白俄變為蘇僑。
1947年6月30日，蘇聯政府出於恢復國內戰爭創傷的考慮，宣佈逐步召返蘇僑。8月10日，首批650戶、1100人返國，至1948年3月，共返國5批、5000餘人。人民解放軍逼近長江時，未入蘇聯國籍的俄僑向美國及國際難民組織要求移居第三國。6月17日，200多名哥薩克軍官在上海蒲石路馬卡恰爾學校集會，邀請國際救濟同盟會美國組織代表和南美各國駐滬領事到會，提出移民請求。12月6日，上海白俄僑民協會向美國、阿根廷和駐日美軍司令麥克阿瑟提出移民申請。8月20日，國際難民組織成立遠東局，經菲律賓政府同意，以薩馬島為上海俄僑暫居地，並在建國西路75號建立國際難民待遣所，委任原美國舊金山美信油漆公司上海分公司經理俄僑古珀為所長，另以衡山路原俄國學校為臨時待遣所。12月28日，首批50人登機赴日本東京，至1949年4月，共遣送俄僑7000餘人。
而留居滬上的白俄在上海解放後，境況並無改變。由於實行“一邊倒”的外交政策，亟需儘速培養大批俄語人才，上海俄語專科學校不久便成立了，一批有文化的白俄被吸收進校擔任教師，1952年高等學校院系調整後，又遴選出部分白俄到各校教俄文。從流民到教授，白俄在上海的地位再一次經歷轉折，但這也並不是終點。
1956年後，除少數已嫁給中國人的女性，其餘俄僑陸續成批迴國。那些由白俄開設的店鋪有的關閉、有的更換了業主和招牌。唯有地處昔日上海法租界中心的尼古拉斯大教堂、徐彙區岳陽路盡頭的普希金紀念碑，和延安中路1000號巍峨雄壯的中蘇友好大廈，默默見證著歲月的無常。
再過半個世紀，上海新客站旁邊，不知從何時起，多了家名叫“普京”的俄式咖啡小店裡。黃浦江畔，俄方“瓦良格號”導彈巡洋艦，隨著中俄2014海上聯合軍事演習的結束，也在上海國際客運中心碼頭，對滬上居民開放參觀。“白俄”這兩個字，徹底走進了歷史。
白雲蒼狗、帝國興衰本是世間常態，在過去的一個世紀之中俄羅斯的大起大落，興起時如風暴和狂潮，驚心動魄；衰退時千里廢墟一片荒敗，令世人唏噓不已。難怪丘吉爾首相說過：“我無法對你預言俄國，它是謎中之謎。”但秉承著善意，我們還是要說一句：鄰居，祝你的前路越走越好。
本文為趙愷獨家撰寫，喜歡的，記得訂閱本頭條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