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宁三年（896年），钱镠彻底击败了浙东的竞争者董昌，获得独霸两浙的地位，但是在与董昌近一年的交战中，又不得不屡屡与襄助董昌的淮南霸主杨行密交手，遂致苏州失陷、嘉兴被围。此后数年，钱镠与杨行密争雄，解嘉兴之围、略湖州、复苏州、再夺婺、衢二州，形成了巩固的疆域。
乾宁五年(898年)，唐授钱镠为检校太师，赐号“定乱安国功臣”，钱镠成为事实上的吴越之主。天复二年（902年），唐朝册封钱镠为越王。天祐元年（904年），钱镠奏请改封为吴越王，被唐廷拒绝后，在朱温斡旋下，改封为吴王。
割据两浙的钱镠对于中原王朝始终表现出恭顺忠诚的态度，这是群雄割据背景下，弱小藩镇应有的“尊王事大”品质，唯有如此才能抵抗住周边强大藩镇的兼并图谋。对于吴越而言，江淮大国杨吴政权始终是最大最现实的威胁，“吴越东滨海，西南一面当福州王氏，地小力微，不敢为害，独西、北二面皆淮南之地，兼之悍臣，两相构煽，遂无宁岁”。钱镠臣服中原，目的就是远交近攻，借力对抗淮南。
钱镠
不论中原是何朝，钱镠的态度都是始终如一的忠诚，“勤修职贡，航深梯险，道路相望”。“子孙善事中国，勿以易姓废事大之礼”，钱镠给钱氏子孙立下的这个规矩足见一种精明的政治智慧。朱温篡唐之后，钱镠身边的谋臣罗隐劝谏其举兵讨伐：“纵无成功，犹可退保杭、越，自为东帝；奈何交臂事贼，为终古之羞乎！”对于这种迂腐慕虚名而招实祸的建议，钱镠当然不能采纳。
一直以唐廷忠臣面目视人的钱镠果断向朱梁称臣，受其册封为吴越王。后梁贞明三年(917年)，梁末帝朱友贞加封吴越王钱镠为天下兵马元帅。次年三月，钱镠“初立元帅府，置官属”。沙陀李氏后唐取代朱梁之后，钱镠又遣使进贡，受封为吴越国王，改所居曰宫殿，府署曰朝廷，教令曰制敕，“将吏皆称臣”，“表疏称吴越国”。
如果说钱镠一点称帝野心也没有，那恐怕是低估他了。北宋以后，钱氏子孙在宋朝依旧显贵，都标榜钱镠“鼎奉正朔，而修贡赋”。《资治通鉴》亦称，钱镠“仪卫名称多如天子之制”，“惟不改元”。但是，自后梁开平二年（908年），钱镠曾在境内私行“天宝“年号”，后又曾改元宝大、宝正。私行年号与奉中原正朔是冲突的，如此“内帝外王”，似可看出钱镠内心有不甘的称帝野望。
吴越偏安两浙
后唐长兴三年（吴越宝正七年、932年）三月，钱镠病逝，被谥为“武肃”王。钱镠在位30年，后世对之评价颇高，称赞其善政惠及两浙百姓。史书中屡有提及是钱镠修筑海塘，治理钱塘江水患，“浙江通大海，日受两潮。梁开平中，钱武肃王始筑捍海塘，在候潮门外······既而潮避钱塘，东击西陵”，民间有“钱王射潮”之传说。
另外，钱镠疏浚西湖、太湖等水系，兴修水利等也被史书誉为善政。吴越在王国中央设有“都水营田使”，负责组织和指挥全国的治水治田工作。并建立了一支专门从事太湖治水治田、维修养护工作的撩浅军，“常为田事，沿河筑堤······，居民早则运水种田，涝则引水出田”。不可否认，雄踞两浙的钱镠在治理藩国上颇有建树，吴越国经济发展也确实不错，“钱塘富庶由是盛于东南”。钱镠修建杭州等城市，同样也是福泽后世，“广郡郭周三十里，邑屋之繁会，江山之雕丽，实江南之胜概也”。
吴越国王陵
然而，如果细思其中本相，便会发现钱氏治下之吴越并非百姓乐土。虽然钱镠自我标榜“吴越境内，绫绢绸绵，皆余教人广种桑麻；斗米十文，亦余教人开辟荒亩。凡此一丝一粒。皆民人汗积辛勤，才得岁岁丰盈”。但是，吴越毕竟国土狭小，又要以丰厚贡献侍奉中原大朝，对内又要维持相当军政力量以确保统治。如此，厚敛百姓恐怕是避免不了的，“钱氏据两浙逾八十年，外厚贡献，内事奢僭，地狭民众，赋敛苛暴，鸡鱼卵菜，纤悉收取，斗升之逋，罪至鞭背，少者数十，多者至五百馀”恐非诬辞。不过，吴越地处沿海，海外贸易“蕃舶”之利丰厚，这与福建王闽、广东南汉政权类似，吴越国“航海所入，岁贡百万”，也是一般内陆割据政权所没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