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中國，信奉者、朝拜者多得難以計數，但其中究竟有多少人能的領會佛法、讀懂佛經呢？比例非常之低。據我所知，即便在佛門之內的僧侶團體中，比例也不高。
這就給我們的課程帶來了沉重的使命，那就是要改變這種狀態。通觀我們的全部課程，佛教文化一定是最艱深、最複雜、最難講的部分。因此，我已經培植了足夠的敬畏之心，肅然端然地準備與大家一起進入這一神聖而險峻的秘境，希望大家也能做好足夠的思想準備。
論述中國文化為什麼會接受佛教文化，為什麼使它在普及度上幾乎超過了原本的自己？
這是一種純粹的外來文化，與中國本土隔著＂世界屋脊＂喜馬拉雅山脈。在古代，本來它是無法穿越的，但它卻穿越了。
這還不算奇蹟。真正的奇蹟是，它進入的土地，早就有了極其豐厚的文化。從堯舜到秦漢，從《周易》到諸子百家，幾乎把任何一角想得到的精神空間都嚴嚴實實地填滿了。面對這樣超濃度的文化大國，一種純然陌生的異國文化居然浩蕩進入，並且有效普及，這實在不可思議。
不可思議，卻成了事實，這裡有極其深刻的文化原因。
研究佛教具體的傳入過程，是一個小課題；研究佛教怎麼會傳入，才是一個大課題。
最初，東漢和魏晉南北朝的多數統治者是歡迎佛教的，他們一旦掌權就會覺得如果讓佛教感化百姓靜修向善，就可以天下太平。正如南朝宋文帝所說：“若使率土之濱，皆純此化，則吾坐致太平，夫復何事？”（見《弘明集》） 其中，六世紀前期的南朝梁武帝蕭衍態度最為徹底，不僅大量修建佛寺、佛像，而且四度脫下皇帝裝，穿起僧侶衣，“捨身為奴”， 在寺廟裡服役。每次都要由大臣們出錢從寺廟裡把他“贖回”。而且正是他，規定了漢地佛教的素食傳統。
與南朝相對峙的北朝，佛教場面做得更大。據《洛陽伽藍記》等資料記載，到北魏末年，即五三四年，境內佛寺多達三萬餘座，僧尼達二百餘萬人。光洛陽一地，寺廟就有一千三百多座。大家不妨閉眼想一想，這是一個多麼繁密的景象。唐代杜牧寫詩懷古時曾提到“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 人們讀了已覺得感慨萬千，而北朝的寺院又比南朝多了幾倍。
但是，正是這個數量，引起另外一些統治者的抗拒。他們手上的至高權力又使這種抗拒成為一種“滅佛”的災難。
幾度“滅佛”災難，各持理由，概括起來大概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全國出現了那麼多自立信仰的佛教團體，朝廷的話還有誰聽；
二、耗巨資建造那麼多金碧輝煌的守院，養那麼多不事生產、不繳賦稅的僧侶，社會的經濟壓力太大了；
三、更嚴重的是，佛教漠視中國傳統的家族宗動搖了中國文化之本。
第一個滅佛的，是北魏的太武帝。他在信奉道後來又懷疑長安的大量寺院處於朝廷控制範圍之外，可能與當時的蓋吳起義有聯繫，便下令誅殺僧眾，焚燬佛經、佛像，在全國禁佛。幸好，他一死新皇帝立即解除了他的禁佛令。其實，生根於中國本土的道教本身也是深厚善良、重生貴生的宗教，太武帝借道滅佛，只是出於一種非宗教的權力謀略。
一百三十多年後，信奉儒學的周武帝以耗費民眾財力為由，下令同時禁絕佛、道兩教。其中又以佛教為最，說它是“夷狄之法”， 容易使“政教不行、禮義大壞”。
又過了近二百七十年，在唐代的會昌年間，唐武宗又一次聲稱佛教違反了中國傳統的倫理道德，大規模滅佛，後果非常嚴重，在佛教史上被稱為“會昌法難”。
三次滅佛，前後歷時四百多年，三個廟號都帶有一個“武”字的皇帝，把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對於佛教的警惕發洩得淋漓盡致。後來在五代時期，後周世宗還採取過一次打擊佛教的行動，但算不上滅佛。由於警惕的根基在文化，有些文化人也介入了。例如唐代大文人韓慰在“會昌法難”前二十幾年就以一篇《諫迎佛骨表》明確表示了反佛的立場。他認為佛教、道教都有損於儒家“道統”， 有害於國計民生。他說，佛教傳入之前的中國社會，比佛教傳入之後更平安，君王也更長壽。他最後還激動地表示：如果佛教靈驗，我在這裡反佛，一定會受到懲罰，那就讓一切災禍降到我頭上吧！
韓愈因此被皇帝貶謫，在半道上寫下了“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這樣傑出的詩句，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了。
但是，事實證明，佛教不僅沒有被滅，反而生生不息。剛剛滅過，新的繼任者又提倡了，勢頭更猛。至於文化人，在“安史之亂”之後為了擺脫生活痛苦，追求精神上的禪定，更是迷醉佛教，興起了一股“禪悅”之風。漸漸，佛教文化已經與中國文化融成一體，它本身也越來越走向中國化。
佛教能夠深入中國大地，說到底，是因為它以一系列特殊的魅力彌補了原有中國文化的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