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權與相權的博弈,在中國國家治理史上是個值得重點關注的問題，唐宋兩朝就有很多有意思的故事。唐明皇李隆基就是一個典型的個案。他在中國歷史上可算個濃墨重彩的人物。由於歷代文人的演繹，人們大都知曉他與楊貴妃之間的恩恩怨怨，但對於他在早期的政治生活中，以“瘦了我，肥了天下就好”作處事原則，就知之甚少了。他早年擢用了自己非常敬畏的韓休作宰相，君臣之間有個非常有趣的現象：唐明皇每次感覺到自己做錯了事之後，就要馬上問身邊的近臣，韓休會不會知道？往往他還在擔心，韓休的諫議書就來了，以至於近臣評議，皇上用了韓休之後瘦多了。此時的明皇開明、有為，聽到近臣的話，他當即表示：沒關係，瘦了我，肥了天下就好。
這是一個很典型的皇帝怕大臣的故事。中國獨特的政治組織結構，一方面使皇帝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另一方面也孕育了大量拼死“犯顏諍諫”的直臣，使皇權得到了一定的監督和制約。考察唐明皇的政治生活，他早期勵精圖治，跟他提拔了一些敢於犯顏直諫的大臣很有關係。他曾要提拔姚崇當宰相，姚崇以十點要求作為出任宰相的條件，其中就包括要能容忍忠臣的犯顏直諫。明皇一一答應，他說：他不僅能容忍忠臣的諍諫，而且能夠按照忠言去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封建帝制時代，國家和民眾是帝王的私產，君臨一切的皇帝的個人品格和治理能力，直接關係到國家的興衰。早年的明皇天下利益至上，能自覺地將皇權置於忠臣的監督之下，從而避免了大量的失誤，所以他開創了“開元盛世”。
但是，在唐明皇的晚年，象張九齡、韓休這種敢說真話、肯提反對意見的人沒有了。正如詩人晁無咎所詠：“閶闔千門萬戶開，三郎（唐明皇渾號李三郎）沉醉打毯回。九齡已老韓休死，無復明朝諫疏來。”皇權失去了忠誠之士的監督，明皇為所欲為，政治開始走下坡路，終至於爆發了標誌唐王朝由盛轉衰的“安史之亂”。他在逃竄入川之時，大發感慨：恐怕現在要找像李林甫這樣的人才都找不到了。李林甫是公認的奸相，明皇的這種感嘆包含了多少辛酸和痛苦。由於皇權至上，因言罹罪遭致殺身之禍的直臣強化了“禍從口出”、“莫談國是”等等明哲保身的經驗，像韓休這種敢於逆皇權意志的忠臣在封建歷史長河中裸身而出，特別顯眼。由於此類犯顏直諫的大臣全身而退者很少，曲意奉承、陽奉陰違的李林甫之流便浮出水面。他們當面討好，背後弄權，遊戲官場，強姦民意。如果這兩類人都沒有了，政治也就死水一潭。人民往往把政治的混亂歸咎於奸臣當道，便出現了“只反貪官，不反皇帝”的造反。其實亂象的根源仍在皇帝。
明皇怕韓休，怕的就是輿論。如果像韓休那樣的人多了，權力的運行就會朝有利於社會發展的方向發展。可以說，韓休代表的是公眾意識和社會視野，他要討好的不是個人，而是整個社會，所以他能逆皇權而能成為“出頭鳥”。可惜“出頭椽子先爛”的現象使他所代表的政治文化不能成為社會主流，皇權至上拖延了整個中國的發展進程。
（原創作品，謝謝悅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