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話哈
有關王安石變法的成敗得失，後世爭論很多，但就變法的結果而言，王安石變法是利大於弊。
王安石變法的成果
王安石變法的背景、過程、內容在此就不詳述了。下面說說就變法的成果：
一、國家財政收入大幅增長
王安石的新法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豪強地主的兼併勢力，青苗法限制了高利貸對農民的盤剝；方田均稅法限制了官僚和豪紳大地主的隱田漏稅行為；市易法使大商人獨佔的商業利潤中的一部分收歸國家，打擊了大商人對市場的操縱和壟斷；免役法使農戶所受的賦稅剝削有所減輕，大力興建農田水利工程，對農業生產的發展發揮了巨大作用。
王安石變法使得北宋財政收入有了明顯的增加，國庫充裕，宋神宗年間國庫積蓄可供朝廷二十年財政支出。
二、軍事實力明顯增強
保甲法的推行，加強了農村的封建統治秩序，維護了農村的社會治安，建立了全國性的軍事儲備，並節省了大量訓練費用；裁兵法提高了 軍隊士兵素質；將兵法改變了兵將分離的局面，加強了軍隊戰鬥力；保馬法使馬匹的質量和數量大大提高，同時政府節省了大量養馬費用；軍器監法增加了武器的生產量，質量也有所改善。
北宋熙寧六年（1073年），在王安石指揮下，熙河路經略安撫使王韶率軍進攻吐蕃，收復河、洮、岷等五州，拓地兩千餘里，受撫羌族三十萬帳。這是北宋軍事上一次空前的大捷，也是兩宋時期漢民族與周邊少數民族政權作戰時，北宋朝廷開疆拓土、大展神威而大獲全勝的唯一戰例。
王安石變法歷時十五年，變法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充實了政府財政，提高了國防力量，對封建地主階級和大商人非法漁利也進行了打擊和限制。
為什麼眾多正人君子反對變法
圍繞變法產生了以王安石為主的變法派和以司馬光為首的反對變法的保守派。
保守派的成員有司馬光、韓維、文彥博、歐陽修、富弼、韓琦、範縝、蘇軾等，可以說是人才濟濟。尤其司馬光、歐陽修、蘇軾是聲名遐邇的大文豪和道德人品俱佳的正人君子。
支持變法或反對變法是政治範疇的問題，它關乎的是政治見識、目標、抱負以及利益等等。這不是簡單的能以對或錯來劃分的問題。
至於是否正人君子則是道德品行方面的問題，是基本能以好壞來衡量的。
因此變法派裡有王安石道德品行良好的人，也有蔡京等個人品行有問題甚至被稱為小人。保守派中雖然有大批正人君子，但司馬光的保守、荒謬則是北宋衰亡的始作俑者。
政治是政治，道德是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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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變革都是分娩中的陣痛，人類是在變革中進步。王安石的變革雖然由於時代的侷限性沒有取得預期的成功，但是大膽探索仍可以是那個時代的壯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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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變法利國利民。但為什麼會招致那麼多正人君子反對？主要原因有四個：
一、變法中的經濟制度改革損害了士大夫階層核心利益。
二、變法中的軍事制度改革侵犯了武將集團的既得利益。
三、變法圖強的法家理念與傳統宋代文人儒家價值觀有衝突。
四、新法本身不夠完善的地方，操之過急。
變法的背景：國家積弊需要改革
無論古今中外，國家的“變法革新”，總是在面臨嚴重困難或危機的時候，才會進行。
治平四年(1067年)宋神宗趙頊登基為大宋第六位皇帝，他面對的大宋可以說是危機重重。大宋已經立國一百多年，雖然經濟高度發達，財政收入日增，但長期財政治理不善，導致了三大危機：
財政赤字嚴重入不敷出；
軍事體制腐朽戰鬥力低下；
官員體系冗雜吏治敗壞；
這三個危機也稱為“冗官、冗兵、冗費”的三冗。三冗問題致使大宋雖然富有四海，卻是一個“積貧、積弱”的國家。
國家必須變革了，所以宋神宗的一生都在變法革新，包括前期王安石主導的熙寧年間的財政、軍事制度變革，和王安石罷相之後元豐時期宋神宗親自主導的官制變革（也稱為“元豐改制”）。那麼變法為何遭到士大夫階層的反對呢？
一、變法中的經濟制度改革損害了士大夫階層核心利益。
北宋文人士大夫集團代表的是大地主和大商人的利益，所謂正人君子就算自己兩袖清風，其背後的家族非富即貴。宋朝不限制土地兼併，官田很少，所以地主階級兼併成風。以下舉例王安石變法中的青苗法、方田均稅法和市易法是如何侵犯士大夫官僚地主階級利益的。
1、青苗法：抑制了豪強地主的土地兼併和高利貸收入
青苗法實際上就是將政府變為可貸款銀行。每年青苗不接的時候，農民可以向政府貸款，等到豐收之後，再行歸還。青苗法（40%利息）取代了市面上的地主階級的高利貸（100~200%左右的利息），限制了大地主高利貸對農民的盤剝；
往年的高利貸農民要是還不上，只好賣田賣地，所以土地被大地主兼併，但有了青苗法之後，大地主高利貸放不出去，土地兼併的生財之道也被抑制。
2、方田均稅法：限制了官僚和豪紳大地主的隱田漏稅行為
宋代官僚和大地主階級隱田漏稅隨著土地兼併變得越來越嚴重，據《宋史》記載，登記在國家版籍上的土地，從宋真宗時期的524萬頃銳減至宋仁宗時期的228萬頃，土地兼併，隱田漏稅達到史無前例的程度。國家稅負被這些蛀蟲掏空。
“勢官富姓佔田無限，兼併偽冒，習以成俗，重禁莫能禁止焉。”——元 脫脫《宋史·食貨志》宋史記載官僚大地主階級佔用了無數的田地，兼併、偽冒已經成為習俗了，朝廷嚴重禁止也禁止不了。
方田均稅法就是對漏稅耕地和田賦清查和整理。僅僅熙寧年間多查出360萬畝；又對全國耕地重新評估，依照肥沃貧瘠，分為五等，不同等次賦稅不同，免去底層收入者的稅收，使得賦稅更公平。這自然影響到了大地主階級的最核心利益。
3、市易法：限制了大商人對市場的控制，商人利益受損
市易法是用來平抑物價的制度，實際上就是政府具有了現代中央銀行兼物價局的職能。政府籌集一定資本金，物價低廉時，由政府購入；等到物價上漲，再行售出。目的是防止商人壟斷，哄抬物價，並實現國家資本增值。但這使得使大商人獨佔的商業利潤中的一大部分被收歸國家，打擊了大商人對市場的操縱和壟斷。
綜上所述，經濟制度改革嚴重影響到了官僚地主階級的經濟利益。
二、變法中的軍事制度改革侵犯了武將集團的既得利益。
宋神宗即位之前，大宋軍事體制已經腐爛變質了，“吃空餉”導致的“冗兵”是大宋軍事系統上的毒瘤。
《宋史》中記載原文如下：
“皇祐間，馬軍以四百、步軍以五百人為一營。承平既久，額存而兵闕，馬一營或止數十騎，兵一營或不滿一二百。而將校猥多，賜予廩給十倍士卒，遞遷如額不少損。”
——元 脫脫《宋史》卷一百四十七從《宋史》的記載我們看到，北宋仁宗皇祐時期，禁軍原本是馬軍四百人、步軍五百人為一指揮，但長期沒有戰爭，兵額還在而士兵已經沒有了，實際情況是馬軍一指揮僅數十人，而步軍不滿一二百人，剩下的都是空額，是武將集團用來吃空餉的，空餉的數目高的驚人。
到宋神宗即位時，北宋常備軍數量龐大，但因為“空餉”，軍籍冊上有其名而無其人，北宋禁軍戰鬥力越發低下。更有甚者，為了防止朝廷檢查，出現了冒名頂替的假士兵。禁軍兵籍管理弊竇叢生，已經是大宋軍制中的毒瘤了，給北宋政府帶來了巨大的危害。軍費開支已佔國家財政收入的80%，財政上已經是不堪重負。
王安石變法針對軍事制度進行改革，通過裁兵法整頓軍隊，通過變法，裁軍練兵。軍隊總數由宋英宗治平元年的一百一十八萬人，縮編到了八十萬人，相應的，軍費也節省下一千三百多萬貫。《宋史》中記載：
“七月，手詔：「揀諸路小分年四十五以下勝甲者，升以為大分，五十已上願為民者聽。」舊制，兵至六十一始免，猶不即許。至是免為民者甚眾，冗兵由是大省。”
——元 脫脫《宋史》兵八
我們看到《宋史》記載，王安石變法後規定士兵五十歲後必須退役（原先是六十歲）。按馬軍一營300人（原400人）、步軍一營400人（原500人）的編制進行合併。廂軍按每指揮不超過 500人進行裁併，另外測試士兵能力，禁軍不合格者改為廂軍，廂軍不合格者改為民籍。這樣杜絕了冒名頂替者、淘汰了老弱、擠出空額。
可是軍事制度的改革嚴重影響了武將集團的利益，武將集團賴以發家致富的“吃空餉“的既得利益被削減。
三、變法圖強的法家理念與傳統宋代文人儒家的價值觀有衝突。
司馬光為首的舊黨，也就是所謂“正人君子”。是傳統的儒家價值觀，講究克己復禮，恢復上古時代的制度和利益，崇尚三代之治，視儒家以外的學說為洪水猛獸。
他們認為大宋當下的主要問題根據《宋史》記載為：
"用度太奢、賞賜不節、宗室繁多、官職冗濫、軍旅不精。”——元 脫脫《宋史·食貨志》
也就是——花費用錢太奢侈、賞賜官員不夠節儉、對皇族的優待太多、官職冗濫、軍隊戰鬥力差。而解決方案就是“節流”——農業為本、節約開支、仁義治國、注重吏治。
王安石雖是編著《三經新義》的大儒，治國之策卻是“易風俗，變法度”的法家思想，認為國家制度不能一成不變，也並不會一成不變，應當隨著內外環境的變化而不斷改善，提出的口號也是“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法家價值觀。
與“節流”的主張不同，王安石的經濟政策主張是“開源”，他提出“善理財者，民不加賦而國用足”的思想，就是通過理財，不用給老百姓加稅，就可以增加國家財政收入，使國庫充足。
而司馬光認為增加財政收入就是多收稅，也就是搜刮民脂民膏，這樣會使百姓窮困潦倒、盜賊並起。現在國家財政困難，應該節省開支。比如給官員減薪等等。
王安石當然不同意司馬光的說法，他認為大宋明明富有四海、大臣們為國操勞，俸祿賞賜況且已經形成慣例不易更改。最關鍵的是這也省不下多少費用，又徒傷朝廷大體。所以國用財政不足，就應該通過理財來增加收入。
司馬光馬上對這個說法嗤之以鼻，他提出天下財物是恆定的，不在政府手中，就在民間。所謂不剝奪民間財物，依靠理財生錢，只不過是漢代奸臣桑弘羊欺騙漢武帝使用過的花招罷了。這導致了漢武帝末年民眾不堪忍受、盜賊四起。
所以雙方不僅僅是治國路線之爭，更是價值取向之爭。
王安石（左）與司馬光（右）
四、法令本身不夠完善的地方，操之過急。
歷代改革從一開始就不可能盡善盡美，需要的是總體規劃分步實施。但由於反對聲過於激烈，王安石就雷厲風行快速實施新法，這樣就有些操之過急了，再加上反對的大臣太多，王安石可用的人才也少，一些投機取巧之徒也混入新黨之中。
這樣導致許多新法還沒完善就推出，在新法推進過程中，地方上的那些舊黨官員不是去完善新法的體系，而是抓住新法的不足之處，拼命抨擊新法的不足，要求廢除新法。而地方上的新黨官員明明發現新法的不足，但與舊黨爭鬥而拼命掩蓋，甚至為了新法的政績而向百姓攤派。這又成為了舊黨攻擊的目標。
神宗勵精圖治的皇帝，王安石也是銳意進取的名相，可偏偏遇上滿朝的一大批反改革大臣，如果朝野都能站在公正的立場上看待新法，在新法實踐中一步步地修正、完善，那就不會出現接下來持續到北宋末年的新舊黨爭，新法立了又廢，廢了又立，來回折騰直至北宋滅亡，最後子孫也都作了亡國的臣民。
結語
宋代有“君王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說法，士大夫在宋代不僅高官厚祿、封妻廕子；而且是一人得道雞犬升天，每個士大夫成功之後就不僅僅代表自己。其背後家族、師生、盟友等關係盤根錯節。
王安石的變法革新侵犯了整個士大夫階層包括武將集團的核心利益。不僅如此，其“天變不足懼,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這帶有明顯法家思想的政治綱領，在以傳統儒家價值觀為原則的“正人君子”們看來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再加上新法本身還尚處於磨合期，不夠完善，招致群體反對也不意外了。
參考書目
南宋陳傅良《歷代兵制》
南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
元 脫脫《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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