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料记载，距今3000年前的公元前1045年，周武王姬发兴师灭商，分封诸侯（注：周武王兴师灭商的历史在我国著名神话小说“封神演义”中有详细记载，这些故事就发生在岐山县、扶风县一带，古时这些地方称“西岐”、“周原”）。那时跟随哥哥姬发在牧野之战中击败商军的功臣姬奭（音shi时），被封于华北的燕地，建立诸侯国燕国。不过姬奭因要辅佐王室留在镐京，就派他的长子姬克，带领许多部族，“北漂”到了燕山南边的平原地带，在现在的海河上游的支流、即今北京房山县琉璃河畔，筑起第一段城墙，成为燕国都城。3000多年后的元、明、清时代，在房山县琉璃河畔东北部，才出现了一个充满活力的都城，即现在的北京城，因此燕都比现在的北京城的历史要早3000年左右。
但是姬克这段“北漂”的历史，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并不为人所知。由于燕国远离周朝的政治中心，当时属于相对蛮荒地带，相关记载较少。姬奭在周朝历史上倒是非常活跃，他最初的封地在“召”，即现在的陕西省扶风县召公镇，故史称“召公”。武王去世后，召公姬奭与哥哥周公旦一起，辅佐年幼的周成王，治理国家。两人曾以今河南省陕县为界，周公旦管理陕县以东地区，召公姬奭管理陕县以西地区，从此以后才有了陕西省这个称谓，陕西地区最早的治理者应是扶风人“召公”姬奭。由于“召公”姬奭亲民勤政，常坐在甘棠树下办公，《诗经》还专门有咏颂他的诗篇。但这也留下了一个疑问：“召公”姬奭没有到燕国去，那么是谁在燕国进行治理呢？对此历史没有记载，司马迁写燕“召公”世家时，对“召公”之后的200多年历史只能一带而过：“自“召公”以下九世至惠侯”。不仅中间七代燕侯无名无号，燕国最初的都城在哪里也无人问津。
召公
直到1945年，中国银行的吴良才先生路经遗址时拣到了一些陶片，交给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才引起了考古界的重视，但当时没有条件去调查试掘。1958年北京市文物普查中，琉璃河遗址已初现端倪。1962年，在苏先生提议下，北大考古系学生在这里实习。初步调查了董家林古城，并在刘李店和董家林开掘了一条很小的探沟，发现一些灰坑和大量西周陶片。1963年，黄土坡村村民施友在挖菜窖时，发现两件青铜礼器，铜鼎和铜爵，这两件青铜礼器的出土表明这一带应有较重要的西周时期墓葬。根据这一线索，1972年秋，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师生及北京市的文物工作者来到董家林村，对遗址进行发掘，发现了大量西周时期的陶器及重要建筑物上才能用的板瓦，北京大学著名教授邹衡先生首先认识到这个遗址很可能就是西周燕国的始封地。
早期挖掘
1973~1977年，北京市文物管理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房山区文教局共同组成琉璃河考古队，开始大规模考古发掘。共发掘61座墓葬，5座车马坑，还对城墙进行了解剖。长达四、五年的发掘成果后通过《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一书得到全面报道。
1981~198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组成琉璃河考古队，发掘了214座墓葬，21座车马坑，解剖了两处城址。其中1193号大墓出土了“克盉”、“克罍”和西周初年的漆器。克盉、克罍的发现，把周初燕国史的研究推向高潮。
1995~2002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考古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联合对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这次发掘的重点在城址，同时清理了22座西周墓葬。主要成果是：确定宫殿区的大致分布范围，城址废弃的年代在西周中晚期之交，居址内存在周人、殷遗和土著（张家园上层文化）三种文化因素。
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后，发掘与研究工作纳入了工程中，承担了“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的分期和年代测定”课题。同时还承担了北京市社会科学“琉璃河遗址研究”课题。
琉璃河遗址陆续发掘近30年，共发掘、清理了大、中、小型墓葬300余座，车马坑30余座，解剖城墙四处，城址内发掘了近三千平方米。出土了青铜器、陶器、原始青瓷器、玉石器、骨角器、漆器等各类文物近万件。尤其是一批带有“匽”侯铭文的青铜器的出土，确定了这里就是西周燕国的都城。
探 方
琉璃河遗址位于北京房山琉璃河镇东北2.5公里处，包括今董家林、刘李店、黄土坡、洄城、立教、庄头等六个自然村，东西长约3.5公里，南北宽约1.5公里，面积为5.25平方公里。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由城址和墓葬区两部分组成。在我国目前的西周早期各诸侯国考古中，这种既有城址又有贵族墓葬的遗址，在全国来说是独一无二的，它的发掘在学术界具有重要意义。为此，琉璃河遗址于1988年被国务院颁布为第三批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琉璃河遗址平面图
城址位于遗址中部的董家林村，平面约为东西向长方形，北半部保存较好，南部则被大石河(琉璃河)冲毁，城址现存形状呈“门”字形。1962年考古调查时，董家林古城北墙仍高出地面1米多，到1976年试掘时，这里已被夷为平地。但地面仍比周围高出许多，古城风貌依稀可见。北城墙地下部分保存完好，全长829米；东、西城墙北段残存300余米，城的南北宽大约700余米。城墙是在事先平整过的地面上夯筑而成，采用了分段、分层夯筑的方法。城墙分为主墙和内外附墙，墙基底部宽约10米。在城墙的东北角发现1座西周初期墓葬打破了城墙的内附墙。据此判断城墙的始建年代不晚于西周初期。
东、西、北城墙外有一条护城河，宽约25米，剖面变化不甚规则，最深处只有2.8米，大约是靠宽度起到防御作用。护城河内的水应从西南引自大石河水。
在东城墙北部靠近墙城东北角处还发现一段横穿城墙底部的排水道，应为由城内向城外排水的通道。长约9米，宽约1.2米，用卵石砌成。
排水沟
宫殿区位于城址中部偏北，已知有6处夯土台基，其中4处为圆形，2处为长方形，应为大型建筑的基础。城址内出土过板瓦和宫殿区周围发现有陶制的下水管道，板瓦在全国西周考古中发现极少，主要出土于沣镐和周原，它和陶水管都应和宫殿建筑有联系。
宫殿区的西南，发现了占卜用的卜骨、卜甲，礼仪用的大陶壶、仿铜陶瓮，祭祀用的完整的牛骨架。当时这个区域是经常举行大规模祭祀和占卜活动的场所。礼乐制度的全部内容，几乎都是以祭神场所和祭祀仪式为核心的。迄今在祭祀区共发现了数十片占卜用的甲骨，其中三片为带字龟甲，上有八个字“成周”，“用贞”，“其驭□□”。
手工业作坊区和平民居住区位于城址的西部。这里不仅见有烧制陶器的陶窑，还发现了铸造青铜器的陶范、陶模以及炼铜的残渣。这些发现表明至少有一部分铜器是在燕都本地铸造的，同时，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一般只在大型都邑铸造，这也成了琉璃河遗址是燕国初都的一个旁证。平民的房舍是简陋的半地穴式房屋，规模狭小，和宫殿建筑形成鲜明对照。
墓葬区集中在遗址中部的黄土坡村北及城址东侧一带。从1973年至今，勘探面积约6万多平方米，共发掘了300多座墓葬和近30座车马坑。发掘的墓葬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依规模可分大、中、小型三类，均为南北向。大型墓的随葬品多被盗掘一空，小型墓一般只出几件陶器，甚至一无所有，中型墓的随葬品较为丰富。除陶器外，还有不少的青铜器、玉器、蚌器，甚至还有少见的原始瓷器和成组的漆器。大型墓和部分中型墓还附葬有车马坑，其中202号随葬42匹马、14辆车，还发现6个车厢上的伞盖。遗址最重要的发现之一是1193号大墓的发掘，它被认为是第一代燕侯的墓葬。出土的克罍、克盉铭文证实了召公封燕这段历史。
整个墓葬区被区分为南北两大部分，南面是周人的墓地，北面是商朝遗民的墓地，没有发现明确的土著居民墓葬。在已发掘墓区中，周人墓地约占1/4，商人墓地占3/4，这说明周人在燕都中只是少数。两个墓地各个等级的墓葬错落分布，而不是按等级埋葬，即使是燕侯级大墓的周围也有平民的小型墓。而且两大墓地内还可进一步划分出几个相对密集的墓区。上述现象表明，当时沿袭的是聚族而葬的习俗，即文献中的“族墓葬”；每个小的墓区同属于一个宗族，被称为“私地域”；国君所在的墓区又特称为“公墓”；其他的“私地域”合称“邦墓”。据文献记载，公墓设“冢人”、邦墓设“墓大夫”统一规划管理。
燕侯公墓地区II墓葬分布图
两个墓地早期在葬俗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商人墓地只有中、小型墓葬，随葬品少，墓葬殉人、殉狗、设置腰坑的现象比较普遍；周人墓地除了中小型墓葬外，还存在着大型墓，随葬品丰富，规格高，不存在前述特殊的丧葬习惯；商人贵族的车马坑位于墓葬的南面，并且多是车马整装，而周人的车马坑则位于贵族墓的北面，马车往往拆卸后入葬；随葬陶器也有商周族群之别。
考古发现显示，燕都遗址的护城河在西周中晚期之交业已淤塞，城内西周晚期的居址也不再出土高等级物品，墓地再见不到大、中型墓葬，由此推测琉璃河燕都遗址的城市功能，在西周中晚期之交发生了变化，不再是燕国的都城。这座城市最后彻底废弃于西周末年。
遗址废弃的原因，很可能是那时燕人已攻占兼并了比其初都更为理想的都城——蓟城。从昌平白孚、顺义牛栏山出土铸铭铜器分析，上古蓟城可能是商代北方大国的都邑，所以燕人并蓟以后即以其为新都。
资料记载，琉璃河遗址是迄今西周考古中发现的唯一一处城址、宫殿区和诸侯墓地同时并存的遗址，被列入“二十世纪中国100项考古大发现”。琉璃河遗址以其独特久远的文化面貌，重要的历史价值，为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增添着辉煌和历史的厚重感。
素材来源：燕都遗址博物馆、北京文史资料、网络图片、扶风百姓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