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畫，阿提拉，約1843年，法國畫家歐仁·德拉克魯瓦作，現藏波旁宮
有這樣一個傳說長盛不衰：
漢武帝派衛青霍去病北擊匈奴，封狼居胥，把匈奴打得舉族西遷。這群匈奴人跑啊跑，一路跑到了歐洲，捎帶手滅亡了羅馬帝國，最後在匈牙利落了腳，否則匈牙利怎麼對得起國名裡的那個匈字呢？
由此得出的推論更是膾炙人口：
因為漢朝打敗了匈奴，匈奴滅了羅馬，想必漢朝也是比羅馬要強上不少的。既然羅馬帝國是歐洲有史以來疆域面積最大的帝國，千百年來，歐洲各國的權力遊戲基本圍繞地中海展開，而地中海在那個時候成了帝國的內湖。那麼歐洲最闊的時候也讓我們中國人的手下敗將給吊起來打。
這種說法的流行也是很自然的。
然而，這些說法中有許多漏洞。事實上，漢朝打敗的是匈奴人，打敗羅馬帝國的是匈人，匈奴和匈人不是一回事，他們和今天的匈牙利人也沒什麼關係。
匈人何以與匈奴人畫上等號
訛傳要從公元4世紀下半葉，黑海北岸的東哥特人被“匈人”大舉進攻說起。東哥特人發現自己的家園闖進了一群不速之客。這些人面目猙獰，令人恐懼，騎在馬上行進如飛。哥特人本不是軟弱之輩，假以時日，羅馬都要成為他們的戰利品。但這次，入侵者如砍瓜切菜一般打敗了哥特人，由此開啟了歐洲幾個世紀以來的民族遷徙之潮。
哥特本來是在今天烏克蘭一帶遊牧的部族，這一次遷徙，最遠一支跑到了今天的西班牙。今天提到“哥特”或“歌德”這個詞，想到的都是天主堂的尖頂，華麗的印刷字體，充滿陰暗憂鬱色彩的城堡等等，和現在崇尚質樸陽剛的東歐地區似乎格格不入，其實或多或少都能追溯到這次遷徙的結果上。
彷徨無措的日耳曼人帶來了遠方的恐怖消息，一隻從未見過的大軍正在逼近，所到之處殺人盈野，血流飄杵，廬舍為丘墟，良田為焦土。可怕的消息尚未來得及一一驗證，匈人的馬蹄已經踏過邊境。這群“即使在野蠻人眼中也是野蠻人”的侵略者毫不留情地踐踏了一切。匈人的首領阿提拉，被羅馬人畏懼地稱為“上帝之鞭”，彷彿匈人的出現就是上帝對羅馬人罪行的懲罰，正如《聖經》中的洪水、天火一般，無法阻擋，無法逃避。
陝西省興平市霍去病墓前石刻“馬踏匈奴”
在阿提拉之前，西方文明並不大看得起來自東方的武力。波斯帝國遠征希臘，數萬大軍在馬拉松平原被希臘重裝步兵輕鬆擊敗；亞歷山大向東方的進軍也是勢如破竹；公元前53年，羅馬統帥克拉蘇的大軍深入安息帝國國境，被以逸待勞的安息騎兵全殲，以致克拉蘇被俘殺，羅馬軍團的鷹旗被奪，然而這是羅馬人孤軍深入犯了兵家大忌的結果。
而阿提拉可是實實在在地把戰火燒到了羅馬人家門口，在帝國的核心區域撐起了穹廬幔帳。此後，來自東方的恐怖大軍被深深印在西方人的腦海中，阿提拉的名字被轉寫為“埃策爾”（Etzel），進入史詩《尼伯龍根之歌》，被長久傳唱。
那麼匈人是如何與匈奴人畫等號的呢？1756年起，35歲的法國東方學者德奎尼（Joseph de Guignes）陸續出版了三卷本的《匈人通史》(Histoire generale des Huns)，在這套著作中明確提出出現在羅馬帝國邊界線燒殺劫掠的匈人Huns就是中國歷史上的匈奴人。
這套理論被後來愛德華·吉本的《羅馬帝國衰亡史》接受，並隨著這本名著傳遍歐洲。到了1900年，德國漢學家夏特（FriedrichHirth）更是用中西方史料互相印證，一本正經地繪製出了匈奴西遷到歐洲的路線圖。可見在這一百多年裡，匈人、匈奴人同源的理論不失為一種相當盛行的學術觀點。
德奎尼是如假包換的倫敦皇家學會會員，他的學術成果在當年很有影響力，但他的許多觀點還是非常詭異。比如他認為中華文明最早其實是埃及在東方的一塊殖民地等等，看上去頗有今天民間科學家的風範。殖民主義催生的西方中心主義對學界有重大影響，替中國文明尋找一個西方源頭是那個時代的時尚。
當年的歐洲人最熟悉的東方印象也不過來自於中東一代，中國則處於他們視角中的遠東，實在太難以理解，所以他們總喜歡用來自於埃及、巴比倫的東方體驗來解釋中國，甚至還有學者把中華文明起源歸結到巴比倫或是中亞。這種給中華文明亂認祖宗的行為多少會透著西方學者的優越和自信，後來這些觀點逐一被證明是經不起實證檢驗的。
中國人樂於相信匈奴打敗歐洲人
然而，甚至有不少中國人都曾一廂情願地相信，中華文明源自西方，中國人本是白種人的東方遠親。兩千多年來，無論是魏晉的鮮卑、羯胡、宋代的契丹、女真，還是後來的蒙古和滿洲，其兵戈不可謂不利，但國人始終抱有“以夏變夷”的包容與自信。
而在20世紀初，這種自信灰飛煙滅，連對傳統文化最為自信的一派老夫子，也不得不將經史子集改頭換面以求與西方的近代學科體系相適應。誠如魯迅先生親身感受的，“中國是弱國，中國人自然是低能兒”，而中國人低能的原因被歸結於人種的劣勢乃至“民族性”的劣勢，西方學界視東方文明為無機的、收斂的，而西方文明為有機的、進化的。東方文明的劣勢出自“胎性”，故而“不能充量發展”。
1887年，48歲的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洪鈞接到了出使沙俄的任命。洪鈞中過狀元，出使之前剛剛納了一妾，即日後有名的賽金花。洪鈞本來是看不慣西方列強的文化與政策的，但到了這片陌生的異域，他的目光被一系列書籍牢牢吸引了。洪鈞接觸到了波斯人拉施特著的《史集》、伊朗人志費尼寫的《世界征服者史》和亞美尼亞人多桑編纂的《蒙古史》等歷史書籍的俄文譯本，立刻請譯員翻譯成中文。
在道光、咸豐等朝以來，士大夫已經敏銳地意識到了沙俄對中國西北的野心，學界興起了研究西北史地的熱潮，其中一個熱點就是元史學的興起。綜觀二十四史，明初編修的《元史》水平相當低劣，編修僅歷時半年，許多重要記載語焉不詳，錢大昕就毫不留情地說：“古今史成之速，未有如《元史》者，而文之陋劣，亦無如《元史》者。”
蒙古人武功極盛，元代許多史事實際上已經牽涉中亞、西亞乃至歐洲，修元史所需的視野和知識對於明初中原士大夫多少有些勉為其難。洪鈞看到西亞學者留下的對蒙古征服歷史的第一手記錄，興奮之情溢於言表，於是苦心編成《元史譯文證補》30卷。
洪鈞在這部書中最早向國人介紹了匈奴、匈人同源的學說，並將匈奴西遷的時期定為晉朝，還將匈人最後的落腳點定在了今天的“馬加之地”，即匈牙利的別稱馬扎爾（Magyar）。洪鈞認為，拉丁語的匈人Huni音如“昏尼”，就是“匈奴”二字的變音。
這種從語音角度探討族裔起源的做法是當年很流行的西方學術範式。靠著這套辦法，西方學界破譯了許多湮滅無蹤的古文字，並對梵文文獻的解讀有了非常重要的進展。但這個方法往往只適用於研究印歐語，對於漢語這種非印歐語的解釋力是很有限的。
但當年中國人就是欣然接受了這套說法，其中有一定的現實因素。為了重建國人的自尊，中國的知識界渴望從故紙堆中尋找證據，證明中國人的人種並非劣等。面壁十年圖破壁，任何精神的慰藉對於痛苦的中國人而言都彌足珍貴。“原來威震西歐的匈人竟然和國人熟知的匈奴同源，而且這是西方人自己考證出來的。”不難想象，國人聽到這個消息的振奮之情。
1906年，《東方雜誌》刊登了一篇名為《歷史上黃白二種之競爭》的雜文，文中提到：黃種人戰勝白種人並非不可能。匈奴遭到漢朝打擊後，“竄伏秦海（原作者按：疑即裡海），已遂入歐洲”。此後，匈奴在歐洲“破峨特（即哥特），入羅馬”。作者特意提到，羅馬畏懼哥特人的武力，而“匈奴乃駕而上之”，可見“黃人之天然武力，實勝於白人”。匈奴的武功被昇華為了黃種人的勝利。
也不是沒有人提出過質疑。然而，這種學說已經被中國人廣為接受了，章太炎和梁啟超都曾在學術論文中提及這一觀點，並視為不言自明的公論。可以說，該學說進入中國之後發生的種種變化已經超出了單純學術問題的範疇。畢竟，學術研究的目的是追求“真實”，而人民群眾的喜聞樂見則是另一層面的“現實”，二者是猶如平行世界中的兩條線，看似交叉矛盾，其實並不在一個平面上交匯。
出土文物證實匈奴與匈人差異很多
在歐洲逞兇的匈人的確是黃種人。西方古典學者作品中，匈人鼻樑扁平，眼睛細長，鬍鬚稀少，身材比歐洲人矮小，這是典型的黃種人特徵。然而結合中國的史籍就會發現，中國古人視野中的匈奴人並不是純粹的黃種人。從著名的霍去病墓前石雕“馬踏匈奴”來看，被驃騎將軍的駿馬踩翻於腳下的匈奴人鬚髯茂盛，五官凹凸，稜角分明，看上去不太像五官扁平的黃種人。從20世紀40年代起，蘇聯考古學者在西伯利亞和蒙古高原陸續發掘了多座北匈奴墓葬，發現一部分的匈奴人顱骨呈現出高加索人種的特徵。
公元448年，東羅馬帝國的史家普利斯庫斯作為使團成員，來到匈人的王廷，親眼見過阿提拉的尊榮，據其描述阿提拉的身材很是短小。然而，司馬遷在《史記·匈奴列傳》中記載，匈奴人“貴壯健，賤老弱”，不夠強壯的人很難成為頭領。
中國人視野中的匈奴人往往以高大著稱，比如《晉書》記載漢趙開國君主匈奴人劉淵“姿儀魁偉，身長八尺四寸”，其子劉和也是“身長八尺，雄毅美姿儀”，按漢尺將近一米九。
漢代人的身高不低，而漢代貴族的身高，即使按今天的標準看也算得上高大，這可以通過河北滿城劉勝墓（也就是劉備的直系先祖中山靖王）和最近發掘的江西海昏侯墓證明，兩位墓主人身高都達到了一米八以上，在這樣的時代裡，匈奴人仍然以高大的身軀引起了中國人的注意。可見，中國古人記載的匈奴人和西方的匈人在人種特徵上存在很大差異。
戰國時期，匈奴鷹形金冠飾（側面），內蒙古自治區伊克昭盟（今鄂爾多斯市）杭錦旗阿魯柴登村出土，內蒙古博物院藏。是迄今發現的唯一一件匈奴酋長金冠飾
實際上，匈奴作為一個龐雜的族群，分佈在幾百萬平方公里的廣袤土地上，正如今天的我們無法用某單一人種來指代全體美國人一樣，匈奴人內部也同樣存在不同的血緣，很難一言蔽之。總體而言，南匈奴更接近黃種，而北匈奴更接近白種。
在歐亞大陸這片“世界島”的心臟地帶存在著一片廣袤的荒漠草原地帶，農耕文明視之如畏途天塹，遊牧部族眼中猶如高速公路一般暢通無阻，一晝夜可以行進數十公里。部落之間並無嚴格的邊界區分，民族間的融合或分化也是再正常不過的一件事，許多風俗、語言和習慣也由此相通。
匈奴人就是在這片由黃沙和牧草組成的瀚海中暢遊的過客之一。匈奴強大之時，控制了縱橫數千裡的地盤，當時大部分草原民族都受到匈奴勢力的影響。由此有一些學者認為，匈人中“有古匈奴後裔的一部分”。
但是，匈人與匈奴即使存在種種微妙的關聯，畢竟分佈在亞歐大陸兩端。在中國傳統中，即使是血肉至親，出了五服也將逐漸生疏，更不用說匈人與匈奴已經各自平行獨立發展了數百年。尤其是隨著考古成果的不斷湧現，前人純粹從文獻角度的猜測顯然不能與出土文物構成完整的二重證據鏈，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匈人與匈奴在人種、語言和藝術形式上都存在非常大的不同。
匈牙利人與突厥人親緣更近
傳說被漢朝趕出大漠的匈奴人既然沒殺到歐洲的話，他們到底去哪兒了呢？漢武帝派名將衛青、霍去病先後三次大規模出擊匈奴，收河套地區，奪取河西走廊，一路打到大漠以北的群山，在狼居胥山告慰天帝，在姑衍山祭拜大地，並登臨瀚海，主流觀點認為這一路已經推進到了當今中國的國境之外，瀚海更是被認為是指代今天的貝加爾湖。
衛青霍去病的勝利不可謂不輝煌，基本掃除了匈奴的軍事威脅。然而，匈奴是一個強大的部族，此次受到重創，就消失無蹤顯然不大可能。漢軍經行之處，水草豐美者有，如河套和河西走廊更是適宜耕種的沃壤，然而更多的是不適宜農耕的地方，漢軍來到這裡不能久居，撤走之後這裡又成了遊牧民的樂園。著名的昭君出塞，發生在漢武帝擊匈奴的約70年後。
西域都護府副校尉陳湯冒著高原反應的危險翻越了天寒地凍的蔥嶺，攻克匈奴郅支城，功宣沙漠，並在報捷奏章中寫下名句“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這個時候距離衛青霍去病出徵已過去將近百年。可見，匈奴在漢武帝之後近百年時間仍然在漢朝邊境活動，並沒有一口氣就跑到了萬里之外的歐洲。
油畫，阿爾帕德大公穿越喀爾巴阡山脈，1892—1894年匈牙利畫家阿爾帕德·費斯蒂為慶祝匈牙利人征服潘諾尼亞盆地1000週年所作。馬扎爾人在阿爾帕德的帶領下，從烏拉山西麓和伏爾加河灣一帶向西遷徙，公元896年在潘諾尼亞盆地定居下來
將時間再向後推進，魏晉時期有個傳說，曹操曾苦於自己身形短小，讓高大俊美的崔琰穿上自己的服裝會見來使，自己捉刀側立。來使坦言，魏王固然“雅望非常”，但床頭的捉刀人才是真英雄。多疑的曹操聞之，派人追殺了這個慧眼獨具卻沒能藏拙的使臣。這個倒黴的使臣正是出自匈奴。
西晉元康九年（299年），太子洗馬江統上《徙戎論》，對胡人遷徙內陸聚居的現狀憂心忡忡。這篇文章中有一句“幷州之胡，本實匈奴桀惡之寇也”，並詳細分析了匈奴內遷的歷程。說明在魏晉時期，匈奴仍然沒有舉族遷走，不僅一直活躍在中原人的視野裡，而且越來越近，居然跑到山西來了，而且繁衍生息蒸蒸日上。
到了西晉末年，匈奴更是赫然列於“五胡”之首，匈奴王劉淵更是在西晉末年的混亂局面中，第一個以少數民族身份在中原建立了政權。從無到有的事情做起來劉淵也比較心虛，於是託名漢室宗親，還特意把劉禪劉阿斗封為孝懷皇帝，其實劉淵是純正的匈奴人，祖先世系可以一直追溯到在白登山上圍困漢高祖劉邦的冒頓單于。匈奴人劉淵稱帝的那一年，是公元308年。
匈人逞兇歐陸的同時，中國仍然有匈奴人活躍的痕跡。公元407年，赫連勃勃反叛後秦自立，自稱天王、大單于，定國號為大夏，這一年阿提拉剛出世不久。赫連勃勃就是匈奴鐵弗部人，雖已與各族通婚，但仍然恪守匈奴傳統。赫連勃勃的國號為何是大夏？
因為司馬遷《史記》記載匈奴是夏后氏之苗裔，其大單于的名號也是匈奴的稱呼。經過魏晉南北朝數百年的動盪，中國人視野中那個曾經強盛的匈奴族逐漸消融在了中原大地上。等到華夏文軌再次歸於一統之時，北方草原上已經崛起了新的雄主，匈奴徹底成了歷史名詞。
版畫，描繪公元451年，特魯瓦教區聖盧普斯主教率眾擊退匈奴王阿提拉的進攻
公元453年，阿提拉暴病身亡，被奴役的民族紛紛起兵反叛，匈人帝國隨之星散，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匈人餘部只得退往多瑙河下游，並在匈人親手引發的民族遷徙大潮中被沖刷殆盡。
誠然，有許多匈人退到了今天匈牙利的國境內。然而，匈牙利與匈人同源的學說同樣是後人的建構。考古成果表明，當今匈牙利的主體民族馬扎爾人在匈人的國家滅亡後數百年才來到這片土地。然而，這批精於騎射，喜好劫掠的後來者甫一登場就勾起了歐洲人的痛苦記憶。
中世紀的學者常常稱呼這些馬扎爾人為“匈人”，而馬扎爾人在多瑙河平原站穩腳跟後也高興地接過了匈人後裔的名稱。匈牙利的詩人為阿提拉寫下了熱情洋溢的讚美詩，還用“阿提拉的後裔”來稱呼自己的國王。
其實，馬扎爾人與突厥人的親緣更近，然而同為突厥人的奧斯曼土耳其在中世紀後期屢次進攻早已皈依天主教的匈牙利，甚至一度佔領匈牙利全境，匈牙利的民族主義者顯然不可能去追溯一個和仇敵同源的祖先。於是，從文藝復興以來，匈牙利的學者都自豪地以匈人之後自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