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趙超然
《清平樂》的熱播，再度將北宋推到了人們的視野當中。關於《清平樂》本是詞牌，大體書寫的詞作也都是繁華如夢，又清又明的廣泛內容。
清平樂
從《清平樂》可以看很多角度，就像我們解讀《清明上河圖》一般，每個角度都有意義，每個側面都讓人發出驚訝的讚歎。而這部有關北宋的劇作，似乎也有這樣的美麗面紗。
宋仁宗時代為什麼名臣扎堆出現？背後隱藏怎樣國家風度。
宋仁宗時期的名臣數量和歷史上的知名度都堪稱空前絕後，他們深度的影響了北宋的政治和文化，讓當時的年代燦若星際。范仲淹、韓琦、富弼、王安石 、司馬光、 蘇軾、 蘇轍 、包拯。這些人物無論放在哪個時代都是重量級選手，讓人稱奇的是扎堆出現。
王安石畫像
這些士大夫，自覺承擔起使命，他們都深刻認為“士之所宜學者，天下國家之用也。”王安石在《取材》一文中，曾經談及理想人才的知識與能力結構，他認為，文吏不僅應該尚文辭，還要通古今、習禮法，曉達天文人事、政教更張，儒生不僅習句讀，也要明悉制度與時政沿襲，以緣分釋治道。”正是這些多種因素，使得宋代士大夫修養達到了空前高度。因此，王安石、歐陽修、范仲淹、蘇軾這些人無不是著作等身。他們都是學者型文學大家，他們的知識結構比前人更為廣博，格局更為宏闊，人格更為恢弘。他們講求操守，個性灑脫而不放浪，對於國家命運的思考也比前人更為深刻。
而讓他們脫穎而出的則是宋代相對公平的科舉制度。在宋代，只要不是殘疾之人都可以參加科舉考試，甚至是屠牛為業者，也能赴試。宋仁宗在位四十一年，僅進士出身的官員就有四千五百一十七人。可以說，這正是名臣扎堆出現的主要原因。
劇照
文人的夢想在宋代，只因遇到了對的人。
錢穆先生說： "論中國古今社會之變，最要在宋代。宋以前大體可稱為古代中國，宋以後，乃為後代中國。秦前，乃封建貴族會。東漢以下，土族門第興起。魏晉南北朝迄於隋唐， 皆屬門第會，可稱為是古代變相的貴族社會。宋以下，始是純粹的平民社會除卻蒙古滿州異族入主，為特權階級外，其升入政治上層者，皆由衣秀才平地拔起，更無古代封建貴族及此後門第傳統之遺存。故就代言之，政治經濟，社會人生，較之前代，莫不有變。”
歐陽修作品
以往任何時代都重視讀書。宋朝兒童啟蒙讀的《神童詩》 ,一開頭就是“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 .因此，宋朝的識字率、教育普及率大為提高。甚至出現了許多娃娃被吊在樹上學習，培養“神童”的潮流，雖然方式或許有些極端，卻在另一方面體現了教育對百姓的深度影響。
深厚的文化基礎、安定的環境、優厚的待遇，使宋代成為一個文化異常發達的文質彬彬的朝代。明代著名文學家宋濂說： "自秦以下，文莫盛於宋。” "唐宋八大家”，宋居其六。《全宋詩》的作者近萬人，是《全唐詩》的四倍，宋詞更是宋代文學最輝煌的代表，蘇軾、辛棄疾、姜夔等詞人成為後世不可能超越的頂峰。宋代的哲學、繪畫、雕塑、瓷器等在文化上也都達到了空前絕後的高峰。
宋代平民
斯文的宋代，那些文人的生活較為舒適，他們飲酒作詩，甚至頭戴鮮花，穿梭於上河，繁華如夢的北宋，因此成了讓後世最為嚮往的一幅畫卷。
宋代文化與以前歷代最大的不同，是雅文化從俗文化中汲取了大量營養，中國文化頭一次出現大眾化和世俗化傾向。隨著科舉的普及和文化的繁榮，上層文化擴展到全社會，宋代平民百姓比他朝代的人更為彬彬有禮，連市井小販說起話來，都帶著幾絲文縐，與此同時，隨著底層成員通過科舉不斷湧入上層社會。
以范仲淹、歐陽修、王安石、司馬光、蘇軾等人為代表的宋代士大夫，儘管政治主張頗不相同，在變法運動中的態度更非一致；卻都執著地致力於道義德操的完善，都“以興起斯文為己任”，都追求學業境界的廣大精微，都具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志向與膽魄。即便是曾經作為政敵的王安石與司馬光，就其對於國家的責任感、對於道德的孜孜追求、對於學術的不倦探討而言，其共同之處較其不同之處也更多且更為深刻。
劇照
因此，宋代確實是一個“平民崛起”的時代，正是因為相對寬鬆的讀書學習環境，讓一些讀書人徹底改變了命運和參與宋代的文化建設。宋仁宗個人風度來看，是非常具有風度的一位皇帝，對待臣下頗為寬厚，對於臣下的諫言都能很好的包容和聽取，正因為這樣的君臣和諧的大環境下，他的臣子們彼此互為切磋，對宋朝的自覺使命也是空前絕後。
劇照
因此，從影視劇《清平樂》來看，也是從藝術的一個角度對北宋皇帝和生活進行解讀，當然這其中大部分是“戲說”，而非真正的歷史。按照《東京夢華錄》的記載顯示，北宋人的生活方式非常有特點，作者記錄了整個北宋的社會風貌和多重形態，因此，包括《清明上河圖》雖然不是宋仁宗時期的作品，而這些描寫的畫面都是基於傳承的結果，遺憾的是，到了此後，北宋逐漸走向了衰微，令人感到無限遺憾，如同一股嘆息在歷史的書頁裡，久久難以平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