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自：人民網，作者：王鵬
英斂之與夫人、兒子合影
在中國近代新聞史上，1902年6月17日創刊於天津的《大公報》，是創辦得較早且又較為重要的報紙之一。其創辦人是英斂之(1866一1926年)。
英斂之其人
英斂之，名華，字斂之，號安蹇，滿族正紅旗人，1866年生於北京。他幼年家貧，“家世微寒，先代無達者”。據說英斂之的父親和長兄都是體力勞動者，他自己是依靠自學而博覽古今群書，受傳統文化的影響較深。22歲時，他開始信奉天主教，懂得一點法文，從此又和法國人有來往，接觸到一些西方資產階級的社會政治學說，知道那裡“民權充盛，民智開通”。因此，英斂之很希望自己這個破落垂亡的國家，也能通過學習西方，變法維新，逐漸富強起來。1895年，康有為“公車上書”，聲震全國。1898年，32歲的英斂之也寫了一篇《論興利必先除弊》，對康有為的一些政治主張表示讚佩。
1902年(即《大公報》創辦那年)他在自己日記本的扉頁上題了這樣一首詩：“獻身甘作萬失地，著論求為百世師。誓起民權移舊俗，更研哲理牖新知。十年以後當思我，舉國猶狂欲語誰?世界無窮願無盡，海天寥闊立多時。”他的妻子是皇族，姓愛新覺羅，名淑仲，文化程度很高，工於韻律。
英斂之是位有思想的人，敢於發表政治主張。辦一份日報，是最理想的表達自己意志的方式，他決心“闖蕩”報界。
《大公報》的籌組和創刊
據英斂之日記載，英在1901年4月24日由上海回到天津。他回到天津的第三天，去拜訪天津紫竹林天主教的總管、教友柴天寵。柴約請英開設報館，並答應幫助“募集股本，甘為賠墊”。英斂之很爽快地答應了。
柴天寵是《大公報》的大股東；《大公報》的另一個大股東是王郅隆。拿錢入股的還有張連璧、李敬宇、朱志堯等以及法國主教樊國樑，《天演論》的翻譯者嚴復也入了一小股。
1902年6月17日，《大公報》在天津創刊。創刊之時，八國聯軍已佔領天津兩年了，《辛丑條約》的簽訂也快一年了。這時候，八國聯軍組織的“都統衙門”統治著天津。那時的報界，“中國南北縱橫，報館僅有二十餘家，南居二十，北得餘數，四五家而已。”這就是說，當時南方的思想比較活躍；天津地近京畿，在清廷直接鉗制下，輿論界死氣沉沉。此時，《大公報》應運而生，在北方最大工商業城市——天津創刊了。
在《大公報》創刊號上，刊登了英斂之撰寫的《大公報序》曰：
“報之宗旨在開風氣，牖民智，挹彼歐西學術，啟我同胞聰明。……凡我同人亦當猛自策勵，堅善與人同之志，擴大公無我之懷，顧名思義，不負所學，但冀風移俗易，國富民強，物無災苦，人有樂康，則於同人之志嘗焉，鄙人之心慰已。”這就是說，針對當時那種國破民奴、封建專制主義烏雲籠罩全國的嚴重局面，英辦《大公報》，同戊戌時期一樣，仍要用西方資本主義的學術文化思想，對“我同胞”進行反封建的思想啟蒙工作。1905年4月13日，適值《大公報》出至1000號，英斂之撰寫《千慮一得》一文，再次闡述了辦報宗旨：“自從出報到而今，差不多三年的光景，作報的人一番苦心，無非是盼望中國強盛起來，並沒有別的意思。故此每天苦苦的對著各等人，說長道短，講今比古，凡是可以勸善懲惡之事，沒有不按公理論斷的，也不管人愛聽不愛聽，橫豎憑我們的天良，盡愛群的本分，雖然我們沒有什麼高才遠見，到底這一片好心，自己是對得起天地鬼神的。”
《大公報》初出一大張，成書版式，用中國毛邊紙印刷，僅有一面。報頭刊有法文：“L’lmpareial”，為“無私”之意。關於“大公報”三字的寓意，英斂之解釋為“忘己之為大，無私之謂公，報之命各固已善矣”。英斂之自任該報總理、撰述、編輯諸職，總攬言論和經營的全權。
《大公報》的創辦，梁啟超有這樣的評論：“天津之大公報，有特色，有新論，實可稱日報進化之一級。”報刊政論家張季鸞亦有這樣評價說：“近代中國改革之先驅者，為報紙；大公報，其一也。中國之衰，極於甲午，至庚子而瀕於亡。海內志士，用是發憤呼號，期自強以救國；其工具為日報與叢刊，其在北方最著名之日報，為大公報。蓋英君斂之，目擊庚子之禍，痛國亡之無日，糾資辦報，名以大公”。
要求慈禧歸政
《大公報》一創辦，便大膽地議論時政，呼籲慈禧不要“垂簾聽政”，擁護光緒親政，從鼓勵“保皇斥後”轉而呼號“君主立憲”，伸張民權，反對封建專制。
1902年6月2l口，英斂之在《大公報》上撰寫《論歸政之利》一文，公開要求慈禧撤簾歸政。文章強調指出，只要“太后”一歸政，就有八利：“中外利，滿漢利，民教利，新舊利，宮闈利，草野利，君子利，小人亦無不利。”他還指名道姓，指斥慈禧的親信、軍機大臣——“剛毅國賊”，禍國殃民；指責反對慈禧歸政的大臣為“謅媚之小人”。
就是在這篇《論歸政之利》的文章中，英斂之還揭露了慈禧1901年迴鑾以後搞的一套假變法及其腐敗朝政，說：“盱衡時事者謂此次變法，雖曰力祛偏私，實事求是；其實仍是因循敷衍之故態，毫無精神於其間。恐洩洩沓沓，仍沿從前之陋習。既未將舊日之薰染，一一痛加湔洗；又未將舊日之秕政，凡可以渙吾民心阻吾進步者，一一鋤之務盡，鹹與維新。亦不過稍涉皮毛，欺飾耳目，藉以塞責。若是者，僅得謂之變名而已，非變法也。”英斂之尖銳指出，釀成這種“偷情苟安”的根本原因在於：“士大夫鑑於戊戌之變，政府壓力過深，倘有指斥時政者，則目為奸佞，不難加之以罪。”英斂之明確表示，他既不“如寒蟬之無聲，漠視吾國沉淪而不救”；也不“膠執己見，黨同伐異”；更不“意存趨避，拗曲作直，指鹿為馬，信口雌黃，求悅當今一二人之耳目，不顧天下後世之唾罵”。在這篇文章中，英斂之敢於抗大官，罵酷吏，指斥不避權貴，請命不忘小民的精神，表現得淋漓盡致。
同情進步人士
1902年4月8日，清廷與沙俄簽訂了《交收東三省條約》後，沙俄不肯履約，不肯撤兵。俄駐華公使雷薩爾提交清廷外務部總理慶親王奕提出“密約七條”壓迫清廷承認，其中有“中國不得將東三省之地讓與他國或租貸與他國”等款項。進步人士沈藎瞭解到這一情況後，披露給日本報界，引起了日英等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的不滿，紛紛詰問清室。
慈禧得知“密約七條”被揭露，異常被動，立刻派人徹查消息走漏的原因，有人告發是沈藎所為。1903年7月17日，沈藎被捕。英斂之得知沈藎被捕的消息，於21日在《大公報》“時事要聞”欄中，披露此事。31日慈禧傳旨將其“立斃杖下”，用刑極慘。8月2日，《大公報》全文刊錄了沈藎“絕命詞”四章，其末章雲：“今年三十有一歲，贏得浮名不值錢；從此興亡都不管，靈魂歸去樂諸天。”4日又詳細報道沈藎杖斃一事，寫道：“拿交刑部之沈藎於初八被刑。……茲聞是日入奏請斬立決，因本月系萬壽月，向不殺人。奉皇太后懿旨，改為立斃杖下。惟刑部因不行杖，故此次特造一大木板，而行杖之法又素不諳習，故打至二百餘下，血肉飛裂，猶未至死。後不得已，始用繩緊繫其頸，勒之而死。”9月16日，又有報道說：“當杖斃時，先派壯差二名，打以八十大板，骨已如粉，始終未出一聲。及至打畢，堂司均以為斃矣。不意沈於階下發聲曰：‘何以還不死，速用繩絞我。’堂司無法，如其言，兩絞而死。”這一報道，其慘狀不忍於睹，引起讀者的義憤。
1907年7月，清政府殺害革命黨人徐錫麟和秋瑾之後，《大公報》也曾發表文章，批評清政府採用株連黨禍的辦法，大肆搜捕革命黨，以致“風聲鶴唳，舉國騷然”。文章譴責對徐錫麟啖肉剜心，為見於二十世紀中國的“野蠻兇殘行徑”；對秋瑾這一女子，“以猛獅搏兔之力擒之。……既無證據，又無口供，邃處斬刑”，已經達到了“野蠻已極，暗無天日”的地步。
抵制美貨與不受脅迫
1894年，美國與清政府訂立了一個為期10年的、載明“兩國政府願合力辦理，禁止來美華工”的條約。1904年這份條約到期，美國方面要求繼續保留“禁止華工”條約中的主要內容。消息傳到中國，各地迅速形成一個控訴美國排華罪行、反對美國經濟侵略的愛國運動。
英斂之和他主持的《大公報》積極響應風靡全國的反對美國虐待華工的運動，鼓動天津市民抵制美貨，拒登美國廣告。在長達4個月的時間裡，英斂之領導的《大公報》，對各地抵制美貨的行為，做了廣泛的報道，並號召全國制鐵業、洋布業、火油業、麵粉業等方面的商界巨頭聯合起來，不用美貨、不賣美貨、不消費美貨，由此形成了—股很強的輿論攻勢。
《大公報》於1905年5月23日登載上海商會發起抵制美貨通電，5月26日全文轉載了上海的有關抵制美貨的“傳單”，連續刊登了《上海籌拒美國華工禁約公啟》，6月11日登載《本報不登美商告白》的啟事。正在天津的袁世凱，看到《大公報》的英斂之如此起勁的宣傳抵制美貨，勃然大怒。袁世凱通過天津巡警局，以“有礙邦交，妨害和平”的罪名，下令禁郵禁閱《大公報》。8月17日，《大公報》刊登英斂之“啟事”，說：“抵制美約一事，倡於上海，各省風應，凡華字報五一無之，敝報當仁豈能獨讓?故隨諸君子之後，亦盡國民一分之天職。誠以此舉關係中國前途者既遠且大也。今不幸敝報獨觸當道之怒，嚴禁士人購閱，不準郵局寄遞，為不封之封”，並指明這個當道“實為我最有權力之長官”，即指袁世凱。接連幾天，英斂之撰寫多篇抵制美貨、反對“袁長官”的詆譭愛國運動劣跡的文章，報紙的零售量驟增。當時，《大公報》設在租界內，事實上袁世凱的禁郵禁讀令只能在租界外執行。
面對袁世凱對新聞的扼殺，《大公報》奮起反擊，直到11月22日，英斂之還是不肯罷手，繼續撰寫《論駐粵美國領事函請岑督封禁報館事》嚴正表示“執筆人之天職”是：“闡發公理也，激揚公論也，開通民智也，維持國力也。之數者，皆執筆之士，臨死生患難、刀鋸鼎鑊而不易其宗旨也”。英斂之有力地伸張了中國人民堅決反對歧視、反對凌辱的決心和正氣。英斂之的檄文，袁世凱無計可施。禁郵禁讀不行，袁又採取拉攏的辦法。袁曾幾次以重金收買英斂之，均遭拒絕。一介報人，如此耿直、剛毅，實在是袁世凱始料不及的。
1908年，英斂之在回顧禁報經歷時寫道：“猶憶乙巳之秋被禁時期，而售報轉贈，其多數置之死地而後生，天下事大抵然歟。固知文字之生命堅逾寶石，雖萬劫千魔、酷炎毒癧，而不能損害其絲毫者也。當飛沙晝冥，怒濤山立，正不知危險奚似，猶有風靜潮平，安致今此之一日。”
朦朧中理解“社會主義”
英斂之在辦報之餘，博覽群書，接觸各種思想流派，其中包括社會主義學說。1903年3月31日，他在《大公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二十世紀之新主義》的專文，指出：“於二十世紀之天地，歐羅巴之中心，忽然露一光明奇偉之新主義，則社會主義是也。”該文對社會主義的內容作了以下的介紹：“其目的欲打破今日資本家與勞動者之階級，舉社會皆變成共和資本，共和營業，以造成一切平等之世界。其手段則欲變少數之國家為多數之國家，變海陸軍人之國家為農工商人之國家；變貴族專制之社會，為平民自治之社會；變資本家橫暴之社會，為勞動者共有之社會；而後以正義博愛之心而壓其偏僻之愛國心也，以科學的平和主義而亡其野蠻的軍國主義也，以同胞情誼之世界而掃蕩刈除其侵略的帝國主義。”
英斂之偶爾聽說馬克思的《法蘭西內戰》一書中內容，就借題發揮，大談國家機關是社會公僕的論點，提出“官吏為國家公僕”，是“大家僱來辦事的”。他說：“官吏的權位、勢力、財產、名譽，都來自國民，沒有國民也就無須官吏，所以說官吏應當自居為國家的公僕。”他反對官吏有無限的權力，不講道理，憑個人喜怒辦事；主張“在官場中，第一是不走門子，專憑才幹；第二是絕不受請託，鐵面無私；第三是不要不合理的錢，但守著俸祿。”
英斂之對社會主義學說的理解是朦朧的，他只是把社會主義當成一種思想流派，加以議論。
灌輸新鮮知識
英斂之和《大公報》不僅有“敢言”之名，那時的《大公報》還適應新興資產階級發展的需要，提倡開辦工廠，振興實業，設立學校，傳播科學知識等等。所謂“牖民智”，就是使民眾脫離愚昧，增長知識。英斂之說：“民智不開，萬樣事都作不到好處。”為了向民眾灌輸科學知識，他在《大公報》上發表過多篇通俗易懂的文章，內容涉及天文、地理、歷史等許多方面。關於地理，他介紹過亞洲、歐洲、中國的地理大勢；關於歷史，他講過普法戰爭，講過埃及向英、法借債受害的經過，還講過德國宰相俾斯麥的故事；關於自然科學，他講過月球，談到過虹霓、潮汐、地震等形成的原理，介紹過電燈、氣球、雷電殛人等新知識。
1903年1月13日，英斂之在《大公報》上撰寫《中國宜廣設工藝廠說》，指出“居今日而言行新政，第一先從實業上作起，而其餘一切皆後也。”這發展起來就是“實業救國論”。
英斂之在關於移風易俗方面的許多主張，不僅在當時有很強的針對性，有些到今天仍有可資借鑑之處。他在《大公報》上主編的“附件”欄，從第一期就發表了《戒纏足說》，以後十餘年如一日，一直宣傳纏足的危害，稱“中國有兩件壞處，大壞處是纏足，小壞處是(男人)蓄辮”；又說：“應改掉三種毛病：纏足、早婚、吸食鴉片”；批評重男輕女思想，反對鋪張浪費大辦喪事等。
為清廷送終
1911年4月29日，英斂之在《大公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說妖孽》的文章，對清廷覆亡前夕官場腐敗進行無情的揭露。文章說：“黑暗政府，妖孽之首領也。聚三五衰朽於一堂，旅而進焉，旅而退焉。聆彼口頭禪，未嘗不私憂竊嘆雲：大局之阽危，救國之不容稍緩，然而呈之於事實者，無一不顛倒錯亂為圖危圖亡之謀，以言內政，則一面言預備立憲，一面仍擁護專制也；一面言嚴禁苛斂，一面仍搜刮民財也；一面言發揚民氣，一面仍增益官權也。以言外交，則一面言自保主權，一面又曲徇要求也；一面慮外資充斥，一面又恣借洋債也；一面言慎重領土，一面又斷送山河也。對於內，則為滑稽之政府；對於外，則為柔媚之政府。其變態之靈便，雖狐蠱不能喻其神。外此，則惟是攬權，罔上營私。聲色宴遊為平章軍國重事，子女玉帛乃進退人才之權衡。……仕宦之場，一妖孽薈萃之區也。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上自卿相之尊，下逮一命之士，何嘗有絲毫圖治之心。其所以孳孳，漏盡鐘鳴而不肯暫止者，無非為保利祿長子孫計耳。自破格用人之說起，而官吏之流品雜；自賣差鬻缺之風盛，而官吏之心理變。以奴顏婢膝為手段，以白璧黃金為代價。在上之權貴，更依託之以為招徠之術，且美其名曰運動。遂令熱中者流，載寶而朝，輦輦而市，胥皇皇焉以為進身之媒。人才之長保以此也，卓異之薦薦以此也。有若金店，有若妓寮，有若飯莊，有若寺觀，有若骨董鬼，有若婢媼僕妾，舉萬有不齊之人類，悉變為官吏投資之場。甚至公署堂皇，大庭廣眾。昌言評騭曰：某也，運動某大老而得之；某也，運動某貴人而得之。對於運動而已得者，則群羨其能；對於運動而無效者，則競笑其拙。萬其人一其心，百其途一其準。斜封墨敕，大開倖進之門：紅粉朱提，盡是顯揚之具。紛紛擾擾，幾不知人間有羞恥事。及其既得，乃不得不謀利市三倍之贏。於是害民賊出其中，賣國奴出其中。互相傾軋，互相朋比之事，無一不出其中。鬼耶、蜮耶、羅剎耶、靈狐耶，吾又何從而定之!此妖孽中蕃衍最盛之一種也。”英斂之從憂國憂民、救亡圖存的立場出發，對清末黑暗吏治，揭發得真可謂淋漓盡致，鞭辟入裡。
揭露和抨擊外國傳教士的劣跡
英斂之是天主教徒，他積極倡導“天主教革新運動”。1912年，他曾上書羅馬教廷，指控洋教士不學無術，“專欲愚民”。那時，北京是法國傳教區，教權、教務都由法國“神長”控制。英斂之對於他們排斥中國學問、欺壓中國教徒的霸道作風，非常氣憤。所以，他“極力運動天主教脫離法國羈絆”，提出今後傳教應“不限定一國，不限定一會”，並主張“能養成中國籍傳教士，俾得自傳”。他在上書中說：“以北京而論，我教不獨無大學、無中學，並高等小學而無之，只有一法文小學。學費之巨，只可招教外人來學。學成之後，只可依法國人謀生。……一國之廣場，以往例今，端恃本國之有神品者繼承不絕。譬如一家之內，貴能自食其力，萬不能恃外債生存！”為了提高廣大中國教民的愛國意識，英斂之發憤撰寫了《勸學罪言》，大聲疾呼不作洋人的“附屬品”，不作“永世奴隸”。
退隱山林
英斂之經營的《大公報》實際上只有十年時間(1902一1912年)。1912年1月1日，“大清”皇朝倒，中華民國成立了。2月15日，臨時參議院批准孫中山辭去臨時大總統職，選舉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這時的英斂之身體有病，“英君漸老，社務中衰”，加之他的仇敵袁世凱掌權，心灰意懶，不願再拋頭露面。1912年2月23日《大公報》改印“中華民國”的年號，同日刊登“告白”：“本館總理英斂之外出，凡賜信者俟歸時再行答覆。”這一“告白”，一連登了20天，報務委託樊子、唐夢幻等代為主持。從此，他攜夫人來到北京，隱居香山靜宜園，潛心於宗教、教育、慈善等方面的工作。
英斂之在香山創辦靜宜女子學校，又設輔仁社，教學生學文，兼傳授天主教教理。1916年9月，英斂之將《大公報》出兌給舊股東、皖系財閥王郅隆。1917年11月，熊希齡督辦京畿一帶水災善後事宜，在北京設立慈幼局，收養災民的兒女，誠邀英斂之任局長。1920年，慈幼局移香山，更名為香出慈幼院。英每年冬季募賑款，在香山開粥廠，賑濟貧民。1925年初，英斂之創辦“公教大學”，後改稱輔仁大學，英任首任校長。因英所居香山靜宜園在松樹叢中，自號“萬松野人”，著有《萬松野人言善錄》，是宣傳天主教教理的文集；又收集在報紙上所寫的論文，出版了一本《是也集》。英斂之因主持《大公報》而馳名，隱退後成為天主教在北方的“代言人”，當時有“南馬(相伯)北英”之說。
1926年1月10日，英斂之病逝。應該承認，英斂之在中國近代史、新聞史上，是有一定地位的。歷史學家、教育學家陳垣在評論英斂之時說過：“斂之以一個忠誠的天主教徒，發憤著書，提倡愛國，受到外籍教士種種恐嚇、威脅，而無一點懼心，真可謂‘豪傑之士’了!”這個評價，恰如其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