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發性肝癌的發病率和病死率在中國均位居前列，嚴重危害著國民的健康。原發性肝癌中90%以上的病例為肝細胞癌（以下簡稱肝癌），其防治是原發性肝癌防治的重點［1］。多學科綜合治療是延長肝癌患者生存時間和提高患者生活質量的有效治療策略。近年來，肝癌綜合治療取得了令人驚喜的進展，尤其是系統性治療藥物的進步，使得肝癌的治療模式發生了巨大改變。目前，早期肝癌仍以手術切除和射頻消融（RFA）等根治性治療為主，中晚期肝癌則採取局部治療聯合系統治療的方式來延長生存，部分腫瘤經聯合治療後甚至可達到轉化切除的目的。本文將從不同類型治療方式的角度出發，對近年來肝癌綜合治療的進展進行綜述。
1局部治療
1.1 手術切除/局部消融治療 手術切除和局部消融治療是各大指南推薦的早期肝癌的標準治療手段。多項隨機對照試驗（RCTs）已經證實對於初治的小肝癌而言，手術切除和消融治療的長期效果相當。2019年一項RCT研究［2］顯示，對於符合米蘭標準的複發性肝癌，接受二次手術與接受RFA治療後的長期生存無統計學差異。但對於AFP水平＞200 ng/ml或者腫瘤直徑＞3 cm的患者，接受二次手術的總體生存（OS）和無復發生存均顯著優於接受RFA治療的患者，但再次手術切除的併發症發生率亦顯著高於RFA治療。因此，對於行再次手術切除風險較高的小肝癌患者，RFA仍是一種有效的治療選擇。
大肝癌患者常常面臨著手術切除後預估殘餘肝臟體積不足的情況，限制了手術的實施。對於此類患者，聯合肝臟離斷和門靜脈結紮二步肝切除術（ALPPS）是一種可供選擇的手術方案。ALPPS可通過促進殘餘肝臟代償性增大來降低術後肝功能不全的風險，但其在合併肝硬化的患者中的安全性和促進殘餘肝臟增生的能力仍需進一步驗證。在近期的一項研究中，Chan等［3］對比了46例接受ALPPS和102例接受門靜脈栓塞（PVE）患者促進肝臟再生的效果，結果顯示，ALPPS組患者的手術切除率顯著高於PVE組患者（97.8% vs 67.7%，P＜0.001），ALPPS組的患者在第6天時殘餘肝臟體積增加約48.8%，肝臟總體積增加約12.8%。雖然接受ALPPS患者的5年生存率與接受PVE患者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46.8% vs 64.1%，P=0.234），但由於肝癌患者常常合併肝硬化，對於ALPPS的應用仍需謹慎，嚴格把握適應證。
1.2 放射治療 放療技術的發展特別是立體定向放療（SBRT）的成熟使得放療在肝癌治療方面擁有了更廣闊的應用空間，但其適用範圍仍值得進一步探討。早在2018年就有研究［4］指出，對於既往未接受過手術治療的Ⅰ/Ⅱ期肝癌患者，RFA的5年生存率優於SBRT（29.8% vs 19.3%，P＜0.001）。而2019年的另外一篇報道［5］則得出了不同結論，該回顧性研究1∶1匹配了106例接受RFA、106例接受放療的小肝癌患者（腫瘤數目≤3個，最大直徑≤3 cm），發現兩組患者的3年生存率並無統計學差異（69.1% vs 70.4%，P=0.86）。2020年的一項多中心回顧性研究［6］
則納入了2064例SBRT和RFA病例，結果提示無論在總體病例或者傾向性匹配後的病例中，SBRT均可以改善患者的局部復發情況。亞組分析還指出，腫瘤直徑＜3 cm或者是接受介入治療後病情進展的患者更加可以從SBRT治療中獲益。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研究均為回顧性研究，存在一定的選擇偏倚，需要通過嚴格設計的RCT研究對二者進行對比才可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在目前的臨床實踐中，放療可作為不適宜手術切除和RFA治療的小肝癌患者的一種備選的治療方案。在中晚期肝癌中，放射治療在控制腫瘤進展，特別是控制門靜脈或下腔靜脈癌栓方面亦有一定的優勢。上海東方肝膽外科醫院的RCT研究［7］顯示，對於腫瘤可完整切除的合併門靜脈癌栓的患者，術前行新輔助放療可以改善總體預後。接受術前新輔助放療的患者中，約20%達到了部分緩解，1年生存率為75.2%，2年生存率為27.4%，而直接進行手術切除的患者，1年和2年生存率僅分別為43.1%和9.4%（P=0.001）；二者在腫瘤復發方面的差異同樣顯著。該研究還發現，放療前的血清IL-6水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預測放療效果，這可能與IL-6促進放療後照射組織DNA損傷修復有關。
1.3 經肝動脈化療栓塞（TACE）與肝動脈灌注化療（HAIC） TACE是中晚期肝癌最常用的治療手段之一，是肝癌綜合治療的重要組成部分。日本學者Kudo等［8］進行的一項RCT研究發現，對於無血管侵犯和肝外轉移的肝癌，TACE聯合索拉非尼較單獨TACE治療可以顯著延長患者的無進展生存（PFS）時間（25.2個月vs 13.5個月，P=0.006）。但該研究尚未報道兩組患者的OS，聯合治療對於延長OS的作用尚有待確認。中山大學腫瘤防治中心石明課題組［9］探討了HAIC在合併門靜脈癌栓的晚期肝癌患者中的應用，與既往文獻的HAIC方案不同，該研究中HAIC灌注的化療藥物為以奧沙利鉑為主的改良FOLFOX方案。結果顯示，與索拉非尼單藥治療相比，索拉非尼聯合HAIC治療不僅極大延長患者的生存時間（13.37個月vs 7.13個月，P＜0.001），並且在聯合治療組中有16例患者降期接受了根治性手術切除，其中3例患者腫瘤完全壞死。在此基礎上，2020年美國腫瘤學會（ASCO）年會上一篇回顧性研究［10］報道了HAIC聯合侖伐替尼一線治療晚期肝癌的初步嘗試，在納入的24例患者中，有17例伴有血管侵犯，有7例同時合併有肝外轉移。在接受標準劑量的侖伐替尼聯合HAIC治療後，患者的中位PFS時間為8.1個月，6個月和12個月的OS率分別為91.7%和75%。HAIC與靶向藥物的聯合方案有望在延長晚期肝癌患者生存時間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升晚期肝癌降期轉化率，讓更多晚期肝癌患者獲得手術治療的機會。
既往觀點對術後輔助性介入治療能否有效預防肝癌患者的復發一直存在爭議，如何有效預防肝癌術後復發是肝癌綜合治療的一大難點［11］。2020年ASCO上報道的一項回顧性研究［12］也探討了術後輔助性TACE聯合侖伐替尼能否預防高危患者的術後復發。研究納入了90例合併肉眼癌栓，或者腫瘤破裂侵犯周圍臟器，或者M2級微血管侵犯且腫瘤直徑＞8 cm等的手術患者，分別行TACE治療或者TACE聯合標準劑量侖伐替尼治療。結果顯示，聯合治療組的中位無疾病生存時間為12個月，而單純TACE組的中位無疾病生存時間為8個月，存在明顯差異（P=0.036），提示二者的聯合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高危患者的術後復發風險，值得進一步探索。
2系統治療
2.1 靶向治療 自2007年索拉非尼經大型RCT研究證實可延長肝癌患者OS以來，靶向藥物治療肝癌獲得了突破性的進展。隨著近年來侖伐替尼、瑞戈非尼、卡博替尼等靶向藥物在肝癌研究中取得成功，肝癌的靶向藥物選擇不再是索拉非尼一枝獨秀。在2020年ASCO大會上，兩項國產原研靶向藥物多納非尼、阿帕替尼的Ⅲ期全國多中心RCT研究均取得了陽性結果，並進行了口頭報告。其中多納非尼對比索拉非尼的一線研究（ZGDH3研究）［13］
結果顯示，多納非尼可以顯著延長患者的OS，相較索拉非尼治療的風險比（HR）為0.83，P=0.036；而多納非尼的3度及以上不良反應發生率則低於索拉非尼（P＜0.01）。阿帕替尼對比安慰劑治療經索拉非尼和/或系統化療失敗的晚期肝癌的Ⅲ期研究（AHELP研究）結果［14］顯示，阿帕替尼組較安慰劑組患者中位OS明顯延長（8.7個月 vs 6.8個月，P=0.047 6），中位PFS也顯著延長（4.5個月 vs 1.9個月，P＜0.000 1）。鑑於該兩項研究的結果，剛剛發佈的中國抗癌協會臨床腫瘤學會2020版原發性肝癌診療指南已經將多納非尼和阿帕替尼分別納入肝癌的一線、二線治療選擇。不可忽視的是，單純靶向藥物治療對肝癌的有效率仍不盡人意，且無明確的療效預測指標，需進一步探索其優勢人群，並通過聯合其他治療方法和藥物以取得令人滿意的療效。
2.2 免疫治療 免疫檢測點抑制劑（ICI）在各個癌種中的廣泛應用掀起了腫瘤治療領域的一場革命，從單藥治療到聯合治療，從一線治療到二線治療，ICI不斷刷新其應用領域，為腫瘤患者帶來福音。
CheckMate040和KEYNOTE224兩個Ⅱ期研究分別奠定了納武利尤單抗（O藥）和帕博利珠單抗（K藥）在肝癌治療的地位，而針對這兩個藥物進一步的Ⅲ期臨床試驗也相繼展開。O藥向肝癌一線治療的地位發起衝擊，CheckMate459 Ⅲ期臨床研究［15］
結果表明，O藥單藥治療晚期肝癌患者的OS時間達到16.4個月，雖然對比索拉非尼（中位OS為14.7個月）無統計學意義，但其客觀反應率和完全緩解率均優於索拉非尼。KEYNOTE240研究［16］則對比了K藥單藥和安慰劑治療索拉非尼後進展的患者的效果，並設置了OS和PFS兩個共同終點。結果顯示兩組患者的中位OS時間分別為13.9個月和10.6個月，中位PFS時間分別為3.0個月和2.8個月，由於雙終點設計以及多次期中分析導致的P值損耗，該研究因主要研究終點差異未達到預期而宣告失敗，但該研究結果再次驗證了帕博利珠單抗帶來的客觀生存獲益；另一方面，KEYNOTE240研究也為肝癌後續的藥物臨床試驗敲響警鐘——如何客觀地預估藥物療效併合理地設計研究終點是值得每一位研究者學習的重點。儘管ICI單藥治療肝癌的兩個大型Ⅲ期研究均受挫，但ICI聯合方案治療肝癌捷報頻傳。ICI聯合抗血管生成治療的策略取得成功標誌著肝癌治療領域的變革：阿替利珠單抗（atezolizumab）聯合貝伐珠單抗（bevacizumab）是自2007年索拉非尼獲批用於治療肝癌以來唯一以壓倒性優勢取得成功的治療方案。IMbrave150研究［17］納入了501例無法切除的肝癌患者，隨機接受阿替利珠單抗（atezolizumab）聯合貝伐珠單抗（bevacizumab）治療（T+A）或索拉非尼單藥治療。結果顯示，索拉非尼組患者的中位OS時間為13.2個月，而T+A組患者的中位OS則尚未達到（HR=0.58，P＜0.001）（截至2019年8月）。PFS方面，索拉非尼組的PFS時間為4.3個月，而聯合用藥組為6.8個月（HR=0.59，P＜0.001），兩組患者OS、PFS比較均體現出顯著差異。mRECIST標準評價索拉非尼組患者客觀緩解率為13%，T+A組為33%（P＜0.000 1）。此外，T+A組患者的主觀生活質量亦明顯優於索拉非尼組。亞組分析方面，亞洲人群、肝炎背景、伴有微血管侵犯的患者均可明顯從聯合治療中受益。值得關注的是，聯合治療組有36%的患者出現3～4級治療相關不良反應（包括血壓升高、蛋白尿、食慾下降、腹瀉等），而索拉非尼組有46%的患者出現。另一個ICI與抗血管生成藥物的聯合方案：帕博利珠單抗聯合侖伐替尼也取得了不錯的初步結果，該聯合方案治療不可切除肝癌患者的Ⅰb期研究（KEYNOTE 524）［18］
的最新結果顯示，mRECIST評價標準下聯合治療組的客觀反應率高達46%；聯合治療組的中位OS時間達到22個月，中位PFS時間達9.3個月，顯示出良好的療效。然而該研究中3級以上治療相關不良反應發生率達67%，包括高血壓、腹瀉、疲勞、AST升高等。由於其顯示出的突出療效，該聯合方案也被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評為“突破性療法”。既往對於系統性藥物治療的關注重點更多在於晚期肝癌的治療，而近年來的研究逐步將肝癌的藥物治療推向了更廣的視野——藥物治療可以貫穿於肝癌綜合治療的整個過程，即將靶向藥物及ICI運用於術前新輔助治療、根治術後的輔助治療以及聯合介入、消融、放療等傳統局部治療。一項Ⅱ期臨床試驗［19］探討了ICI用於可手術切除的早期肝癌患者圍手術期治療的潛在價值，患者術前接受納武利尤單抗單藥或聯合伊匹單抗治療2次後接受手術切除，術後再按術前方案繼續接受ICI治療，總療程2年，中期報告已納入的27例患者中有21例接受了手術治療，3例患者因為疾病進展失去手術機會。手術患者中有5例達到了病理完全緩解，3例出現大面積壞死，超過20%的病理完全緩解率驗證了ICI用於早期肝癌的優異療效，為未來肝癌手術治療模式提供了新思路。對於初始不可手術切除的患者，也可以通過聯合藥物治療或局部治療聯合藥物治療將腫瘤進行轉化，使部分中晚期患者獲得根治機會。來自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的研究［20］
結果顯示，在60例靶向治療聯合免疫治療的晚期肝癌患者中，有11例（18.3%）患者可以成功降期至可手術治療，並且有9例患者成功接受了手術, 術後證實5例患者為病理緩解。從開始聯合治療到實施手術的中位時間僅為99 d，取得了令人滿意的轉化治療效果及可接受的等待時間。也有學者嘗試使用釔90放射栓塞聯合納武利尤單抗治療晚期不可手術切除的肝癌患者，在接受評估的36例患者中，有11例患者疾病處於持續緩解狀態，客觀緩解率達31%［21］。與此同時，眾多關於ICI用於根治或者消融術後高危復發肝癌輔助治療的研究也在如火如荼地進行中。相信在不久的將來，隨著更多肝癌藥物及轉化研究的結果披露，肝癌綜合治療的格局將發生更大轉變。過去的兩三年中，免疫治療在肝癌領域的突破初現端倪，隨著聯合方案在晚期肝癌治療中取得成功，藥物治療應用於不同分期肝癌的價值及前景也愈加明朗。可以預見的是，系統性藥物治療在肝癌治療的全程中將佔據越來越重要的地位，如何識別受益人群，如何與傳統的局部治療進行合理地序貫或聯合，如何根據不同藥物的特點制訂治療方案是目前肝癌治療中最大的挑戰，需要更多的轉化研究及臨床研究提供證據。
除了ICI之外，細胞免疫治療，特別是嵌合抗原受體T淋巴細胞免疫療法（CAR-T）也在肝癌中開展了臨床研究。CAR-T療法的原理在於回輸自體的抗原特異性T淋巴細胞來達到定向殺傷腫瘤細胞的效果［22］。CAR-T療法已被獲批用於治療血液系統腫瘤［23-24］，而在實體腫瘤，特別是肝癌中則是效果欠佳。一方面，肝癌組織內部的異質性較大，特定腫瘤抗原的表達較低使得抗原特異性的T淋巴細胞僅能殺傷部分腫瘤細胞；另一方面，特定的腫瘤微環境也使得T淋巴細胞難以對腫瘤細胞產生殺傷作用［22，25］。因此，CAR-T療法的研究仍集中在基礎研究層面，既往的實驗顯示，抗GCP3 CAR-T療法在小鼠模型中可以獲得良好的應答，因此目前註冊的CAR-T療法治療HCC的臨床試驗中有半數與抗GCP3 CAR-T相關［25-26］，期待這系列臨床試驗可以給患者帶來福音。
2.3 抗病毒治療 HBV感染導致的肝硬化是我國肝癌最主要的病因，在肝癌治療的過程中，抗病毒治療同樣不可或缺［11］。恩替卡韋和替諾福韋是目前最常用的乙型肝炎抗病毒藥物。有隊列研究［27］指出，替諾福韋抗病毒治療可以降低乙型肝炎患者肝癌的發生率。最近有研究提示對於行根治性切除的肝癌患者而言，術後持續使用替諾福韋抗病毒治療相較於恩替卡韋而言可更好地降低肝癌的復發（P=0.02），並且延長患者的生存時間（P=0.03）［28］
。但是，在該回顧性研究中，替諾福韋組的患者隨訪時間顯著短於恩替卡韋組，可能存在倖存者偏倚，結論還需要RCT來證實。3結語
近年來，肝癌治療各個領域新的進展層出不窮，從早期肝癌的根治性治療到中期肝癌的聯合治療，再到晚期肝癌的靶向藥物和免疫治療，越來越多的治療手段和藥物均呈現出令人驚喜的療效。早期肝癌的治療仍是以手術和消融為主的根治性治療，對於存在高危復發因素的患者聯合TACE或靶向治療可以減少腫瘤復發，延長患者術後生存；中期肝癌的治療則以局部治療例如手術或介入治療為核心，聯合其他局部或系統性治療方式來控制腫瘤進展，併力求達到根治；晚期肝癌的治療則以系統性治療為主，適當輔以必要的局部治療延緩腫瘤進展，降低腫瘤負荷，同時重視護肝及對症支持治療以改善生活質量，延長患者生存。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肝癌治療“利器”愈發豐富的背景下，不同學科間的溝通及綜合治療顯得尤為關鍵。肝癌治療的迅速進步給臨床醫生和研究者帶來了新的機遇和挑戰。治療決策者應充分掌握各個領域的最新進展，在循證醫學基礎上，合理運用各種治療手段，根據患者的病情變化及時調整治療方案，積極對各種治療的不良反應進行管理，幫助更多肝癌患者贏得更長生存時間的同時獲得更高的生活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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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證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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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編輯：王亞南
公眾號編輯：邢翔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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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網首發｜《臨床肝膽病雜誌》2020年第10期“肝癌的診療進展”重點號（執行主編：王捷）
述評｜王捷：肝癌外科治療的演變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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