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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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严歌苓十分高产。不仅高产，她的作品偏偏还很受影视界欢迎，频频被搬上荧幕。作为小说爱好者，我不能不对这样一位作家产生兴趣。我所读的严歌苓的第一本小说是《扶桑》，现在还记得当时的感受：眼前一亮，拍案称奇。
女子扶桑，奇在何处？
首先是身份之奇。扶桑以东方女子的肉身，在旧金山从事妓女的行业。强国对弱国的歧视，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初代移民的文化困境，扶桑都遇到了。其次是遭遇之奇。扶桑不仅是交叉性压迫的受害者，她的整个人生都泡在了苦水里，贫穷、暴力、侮辱，底层人的苦难，扶桑几乎都遭受了。再次是性情之奇。用现在流行的话说，扶桑颇有些“呆萌”——她赤身露体被拍卖时，眼神 “平实而真切”，“任人宰割的温柔使她的微笑带一丝蠢”；她被轮奸时，在忍耐之外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咬下每一个施暴者衣上的纽扣。最后是反转之奇。扶桑的命运反转，不是推倒头上几座大山——严歌苓把她解释成了被压迫的施舍者和跪着的原谅者。
有此四点，不可谓不奇。接着阅读，发现严歌苓不少作品都写了这类女子——单纯得有些迟钝，生命力顽强而旺盛，善良而博爱。小渔（《少女小渔》）、扶桑（《扶桑》）、王葡萄（《第九个寡妇》）、多鹤（《小姨多鹤》）等，莫不如此。她们被命运置于险境，却能绝处逢生；看似弱小被动，实则强大主动。少女小渔，十七岁就当了护士，后来到异国他乡投奔男朋友，为了合法身份，不得不与大自己半个世纪的老头子假结婚，最后却改变了这个老头。多鹤是日本殖民者的后代，日本投降后流落东北，被卖到张家，开始了二女共事一夫的生活，最后却改变了整个家庭。第九个寡妇王葡萄，地道的农村妇女，在如火如荼闹革命的岁月里，藏下了被打成“黑五类”的公爹……
清人李渔《闲情偶寄》道：“古人呼剧本为‘传奇’者，因其事甚奇特，未经人见而传之，是以得名，可见非奇不传。”孔尚任《桃花扇小识》说：“传奇者，传其事之奇焉者也，事不奇不传。”陈继儒《红拂记序》亦云：“余读《红拂记》，未尝不啧啧叹其事之奇也……予谓传中所载，皆奇人也。事奇文亦奇……”
严歌苓笔下的这些女性形象，浑身上下都是故事，可谓有“传奇性”的“奇女子”。奇则奇矣，但总觉有不足之处——有“奇”而无“常”，传奇之故事就多了几分猎奇之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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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论把“常”（或“正”）和“奇”放在一起来谈，而非就“奇”论“奇”，如《文心雕龙》里说“反正为奇”，“奇正虽反，必兼解以俱通”。明末作家凌濛初，也是在“常”中谈“奇”，不把二者分开：“今之人，但知耳目之外，牛鬼蛇神之为奇，而不知耳目之内，日用起居，其为谲诡幻怪非可以常理测者固多也。”王国维所欣赏的悲剧，“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也是这个道理。
中国人的审美讲究中庸，不怎么走极端，欣赏留白和余韵。这确有可取之处：如果仅仅抓住一个“奇”字，空间终究是有限的，再奇又能如何？反倒缺乏审美和哲思上的张力了，所谓奇到极致，也就不足为奇了。写奇人奇事的奇书《金瓶梅》《红楼梦》，正是从平凡普通的“世情”落墨，可见一斑。
小说里的奇事奇人，如果进行简单粗暴的分类，有的是“常”中之奇，有的则是“奇”中之奇。“常”中之奇，是那些不怎么“彻底”的“圆形人物”，丰满而立体，有平凡之处，也有传奇之处，且传奇与不凡能统一到一个人身上，不至于油水分离。“奇”中之奇，给人的观感则可能是放完枪再画靶子，甚至很多传奇之处需要作者跳出来为读者点明，下一番阐释的工夫。
在我看来，严歌苓笔下的小渔、扶桑、葡萄、多鹤这几位“奇女子”，更像是“奇”中之奇。她们在社会中都是彻头彻尾的弱势群体、边缘人；只是，弱女子在时代浪潮里呛水甚至溺亡这种无数次发生的悲剧，并没有成为严歌苓书写的方向。她让身处绝境的女人活出自主的人生，与命运的压迫和限制构成反差，甚至能跟命运掰掰手腕。
扶桑被压在肤色、性别、民族、职业几座大山之下，离开了家族、朋友、故乡，只是一个小小的原子，沉在旧金山最肮脏最不友好的底层。而她所做的只是顺从，甚至还有享受。小说中有一段话，很像一个电影镜头，直接点出了扶桑奇在何处——“小白鬼”克里斯看到扶桑接客，就像沙滩在迎合海浪，十分和谐而美丽。作者写道：“你以为海以它的汹涌在主宰流沙，那是错的。沙是本体，它盛着无论多么无垠、暴虐的海。尽管它无形，它被淹没。”为了进一步说明扶桑就是她自己人生的主导者，严歌苓又增加了另外一个情节：扶桑本来被修女救济，但为了跟克里斯见面，她又设法回到妓院。严歌苓把扶桑的这个举动解释为“她明白了自己那个在苦难中偷欢的天性”。
沙滩容纳海水，是迎合，也是征服。作家直接跳出来告诉读者，应当如何理解扶桑和她的行为：看起来被侮辱、被损害的人，实际上在被侮辱与损害中找到了她想要的东西。这已经够“奇”了，严歌苓还要给扶桑更重的任务——不仅要在种种苦难中生存下来，还要为了偷欢而选择苦难。女人怎么能有如此强大的力量？这恐怕只能一股脑推给天性——她们的天性，也就是“女性”了：“多么好的女人，诚心诚意地像脚下一抔土，任你踏，任你在上面打滚，任你耕耘它，犁翻它，在它上面播种收获。任何自视高贵的女人身上的女性都干涸了。”这段话，如同严歌苓小说创作的一个公式，除了扶桑，还可以推导出小渔、多鹤和王葡萄。
《第九个寡妇》里专门有一段比较了王葡萄和女干部。女干部满口政治术语，显得强势又拧巴；而葡萄身手灵巧，抓把白面就能做出美味的汤。女干部身上的“女性”固然干涸了，恐怕“人性”也被修理得面目全非。严歌苓着眼于神奇的“女性”，其实不妨再迈一步，谈谈日常生活里的“人性”，没有被政治修理过的、纯然天成的、闪光的人性，以“人性”之常来写“女性”之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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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个奇女子性格的闪光之处，一个是“痴”，一个是“爱”。这两点，在中国的文学传统中，有两个先例：“痴”的方面，是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狐女婴宁；“爱”的方面，是许地山《缀网劳蛛》中的少妇尚洁。严歌苓的奇女子们，有婴宁之痴，却没那么立体饱满；有尚洁之博爱，却少了些理性清醒。之所以如此，一言以蔽之，都是因为有“奇”无“常”之故。
先说“痴”。小渔、扶桑等几个女人的天性都差不多。扶桑被数次转卖，而没有半点担忧惊恐；少女小渔，小说里说她有些“少脑筋”；王葡萄的眼睛显得她最多六岁，浑顽未开、不谙世事、胆大妄为，是个“生坯子”；多鹤也单纯得有些傻气，丝毫不通世故。几位奇女子似乎情商极低，和任何潜台词、话外音绝缘。只要读过《聊斋》里的《婴宁》，就会觉得她们与婴宁很有些相似。
在《聊斋》所有的狐仙女鬼里，我觉得婴宁是最可爱的一个。婴宁的传奇之处，就是她的“痴”。刚一出场，她就是“容华绝代，笑容可掬”，其母介绍时也说她“嬉不知愁”，“年已十六，呆痴裁如婴儿”。相比之下，男主人公王子服则相当精明，知道怎么搭讪、怎么挑逗，且颇识男女之事的精要，可在呆痴的婴宁面前，却毫无用武之地。王子服给婴宁科普“夫妻之爱”和“瓜葛之爱”的区别在于“夜共枕席”，婴宁沉思良久，说“我不惯与生人睡”。遇到老母，婴宁说“大哥欲我共寝”，更使王子服大感窘迫，“恨其痴”。
不过，婴宁绝非纯然呆痴，实为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奇处有常，常中有奇。让婴宁盛妆行新妇礼，因她大笑而作罢，可天刚亮她就去给王母问安；邻家浮浪子弟想来调戏，反而被她施法捉弄；婴宁身世凄惨，丧父之后又为狐母遗弃，被托付给鬼母，嫁到王家之后，当确认了丈夫和婆婆对自己皆无异心，才央告丈夫为鬼母迁葬……
婴宁真痴，还是假痴？看似憨笑，内有悲苦；看似呆痴，实则心有成算；不拘虚礼而葆有真情——婴宁的“痴”是十分立体饱满的，让人忍不住想要探问她的内心世界。
就不通世故而言，小渔等与婴宁颇有相似之处，但相比婴宁，却有些单薄而刻意——她们“呆痴”于精神，而“灵性”在肉体，灵与肉之间分了家。王葡萄不论做什么决定，都是手比脑更快地拿主意；多鹤和小渔都有些“少脑筋”，却都有一双巧手和浓浓的女人味。如此一来，在婴宁身上融合得很好的“痴”与“非痴”、“奇”与“常”，就被分裂为灵与肉、身与心——她们竟然都是极有灵性的傻女人，以至于严歌苓自己不得不出来解释：世上的确有这么矛盾的人。
再说“爱”。奇女子们宽厚如土地，任人践踏而大爱不减。王德威曾评价扶桑“肉身布施”，我赞同这个判断。我甚至觉得，严歌苓在小渔她们身上寄予的期待，还有“肉身成圣”的野心。这几个故事看似写女人的传奇，呈现的却是“女性”的神话——“女性”既能拯救女人，还能点亮世界。这又是有“奇”而无“常”。四个奇女子都诚心诚意地把爱奉献出去：小渔本着“我有饭不能让你饿着”的想法，与喜欢她的病人上了床；王葡萄的公爹孙二大被打成地主、反动领袖，整个家庭土崩瓦解，她冒险把他救出来，藏在地窖里安度余生……与她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周围的人无不孤独、吝啬、爱面子而又互相防备。她们的出现，拯救了荒原中的人们。
许地山《缀网劳蛛》中的尚洁，是五四以来新文学女性形象的另类。尚洁和丈夫长孙可望的结合不是为了爱情，而是为了报恩。尚洁心怀大爱，而不在意世间的毁誉。她因对受伤的窃贼施以援手，而被丈夫误会，被丈夫用刀刺伤，又被逐出家门，但她毫无怨恨，自谋生路。后来，丈夫受基督教神父感化，接她回家，她也平静归来。面对世事变故，尚洁十分豁达、从容，她说：“我虽不信定命的说法，然而事情怎样来，我就怎样对付，毋庸在事前预先谋定什么方法。”尚洁是沉静、平和、圣洁的，她看似奇特的人生选择，背后有她慎重思考过的、成熟而稳定的人生观。
尚洁的爱来自信仰的笃定与理性的真诚，而小渔等的博爱，则与她们经历的苦难毫无关联，也不是经过理性的思考决定的，似乎是全凭本能，乃天性使然——这种天地生成的女神、圣母，奇则奇矣，却总有些扎根不深、站立不稳。这种顺从本性，其实是另一种“认命”，是不假思索便与生活施加的苦难握手言和，从而削弱了“爱”本身的伟大和感染力，让“爱”显得廉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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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渔、扶桑、葡萄、多鹤这一系列形象，呼应了婴宁和尚洁“奇”的一半，却没有呼应“常”的一半。所以，没有“耳目之内，日用起居”的支持，奇女子们的许多奇特之处也就不怎么突出，需要劳烦作家站出来反复陈词、代为说明。这样就带来了叙事上的大风险：作品中的人物虽然出自作家之手，却有其独立生命；作家如果强加给人物某种使命，代人物说话做事、决定一切，就有可能穿帮，人物本身的生命力也因此而被戕害。
还是以《扶桑》为例。在《扶桑》序言里，严歌苓表示想要挖掘极端情境下的人性。于是，她一会儿把扶桑写得只有肉体，一会儿又给她披上神性的光辉。接完客的扶桑变成了女神：当她从床上浑身汗水、下体浴血地站起来时，“她是一只扶摇而生的凤凰”；扶桑遭遇白人暴徒的轮奸，她并没有反抗和哭喊，只是咬下了每一个施暴者身上的纽扣，“你本能地把这个买卖过程变成肉体自行沟通。你肉体的友善使你从来没有领悟到你需要兜售她。肉体间的相互交流是生命自身的发言与切磋”——“肉体的相互交流”不是依靠人性或者神性驱动的，这里的扶桑几乎是一只母兽。
那么，扶桑到底是母兽还是女神呢？作家要写一个奇人，却造成了“人”本身的缺席。作家阉割掉了人物的反思和评判能力，让她顺从本能；再进一步，又从“女性”中找寻神性，让她拥有大爱，跪着俯视众生。这样就陷入了矛盾：扶桑如果乖乖认命，不管是香消玉殒，还是最终变得世故油腻，这个故事也就无奇可传；她如果凭着一股子傻劲儿和顽强生命力反客为主、命运自决，其资本仍只是命运赠与的“天性”，本质上还是在随波逐流——成圣成神，命运而已；所谓传奇，浮沫而已。
这并不是否认小渔、扶桑这一系列人物形象的意义，而是说，作者的书写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小渔们都是现代文明的“化外之民”，“他者”是比“女性”更为根本的身份。她们不做衡量、全凭本心，提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文明、教化与人性的关系。全凭本真，不拘礼法，不计较利害，是对人性的美的颂歌，也是对被文明所禁锢的人的哀歌。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严歌苓能深入挖掘，让人物代言，作品会在猎奇和感动之余有更深远的韵味。
严歌苓会讲故事，更会选故事，这是她的慧眼巧思，也是她的才华所在。她的小说一开始就占了先机——选题选得好。然而，选题越好，越需要下一番设计构造的功夫，否则，传奇就容易流于浅薄，成为猎奇之作，使读者读第一遍的时候拍案称奇，到了第二遍就兴味索然了。——坦白地说，严歌苓的小说向来给我一种不耐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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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歌苓并不打算让奇女子们登上时代潮头。葡萄、多鹤生活在全民搞政治运动的年代而没有政治觉悟，小渔、扶桑生活在异国他乡而毫无经济头脑。所处的时间和空间，没有在她们身上留下什么印记。她们能摆脱时空的影响，甚至能改变所处的时空，比如王葡萄救下公爹孙二大，保全了原有的家庭空间，开辟出了小小的“正常时间”。在我看来，这才是比“天性”更值得大书特书的传奇之处。
说得更明确些：一个人，一个孤零零的、站在世界对面的人，如何超越他所处的时空，成全自己的自足？我们不需要跟命运掰手腕，而是需要在所处的大时代和小空间里，直一直腰，找到做人的尊严和笃定。这需要艰苦卓绝的努力，再加上运气的垂青。而严歌苓给出的答案是：天性。一个可能的传奇，被写成了猎奇之作。我再次为严歌苓感到遗憾。
时值2020年，新世纪已经过去了五分之一。在移动互联网的“加持”下，全世界都可以在屏幕上触手可及。高效的交通、便捷的通讯、低成本的物流，时空被熨烫得越来越平坦。千山万水、岁月流年，似乎都不足以成为人类发展的障碍。与此同时，名目繁多的尖端科技给了人类前所未有的信心，以及前所未有的忧惧。都市人在钢筋水泥的森林中，一如既往地感受着孤独。那么，在这样的时空背景下，我们需要怎样的传奇？我们还能写出怎样的传奇？什么样的传奇还依然可以被我们所接受？
T.S.艾略特的长诗《荒原》，写出了无根的人们发现自己失去了一切的依靠，甚至存在的依据，只剩下处于孤独和绝望之中的个体。拯救荒原，也就成了在生活的困境中挣扎的每个现代人的任务。小渔、扶桑、多鹤、葡萄全凭天性，在荒原之中横冲直撞。那么我们呢？我想，这是严歌苓写作上的遗憾所提出的值得深思的问题。
（《文学自由谈》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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