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子身處戰國時期的政治、經濟、社會的大變革時代。國與國相交戰，“禮樂征伐自大夫出”；人們追求功名利祿，功利思想在侵蝕著人的純真本性；就連動物都“鳥高飛，獸藏身，魚深潛”。如何建構一種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和諧相處的理想社會成了莊子哲學探討的主題之一。
如黑格爾所言：“哲學開始於一個現實世界的沒落”，莊子孤獨地言說著對人、自然與社會的思考，建構著自己心靈棲居的理想家園。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理想社會。西方有柏拉圖的“理想國”，莫爾的“烏托邦”，康帕內拉的“太陽城”，中國的有老子的“小國寡民”，儒家的“大同之世”，那麼莊子所期翼的理想社會是什麼呢？人類的本然之鄉是何種樣式？
莊子提出了兩種理想社會形態：一是道之虛無冥漠的“無何有之鄉”，二是向傳統迴歸提出的“神農之世”，三是圍繞“德”建構了一種理想社會的典範“至德之世”。
一、“無何有之鄉”：人類的本真家園
首先，莊子提出了一種理想社會的形態“無何有之鄉”，以達到精神的逍遙無待：
“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
“予方將與造物者為人，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
無何有之鄉，以處壙埌之野。”
“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甘冥乎無何有之鄉。”
莊子認為大木無用，亦存在於“無何有之鄉”，才能免患；“無名人”欲與造物者為友，遊於無何有之鄉；至人想要復歸到精神的無始之處，冥思於“無何有之鄉”。何謂“無何有之鄉”，歷來多解為子虛烏有之地。從莊子對其論述之中，可知其特徵為：“無用”、“無為”、與精神之始有關，與道之“虛靜恬淡寂漠無為”具有相似性，是一種精神自由超越之域，為精神提供了一個安放之地。
在這裡，人們可以擯棄功利的誘惑，解脫於社會的束縛。人也能如動物一樣，無為自由，順物自然。
“夫聖人，鶉居而彀食，鳥行而無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
“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疏，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謂真人。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
“古之真人，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
鳥在莊子思想中不僅是自由超越的象徵，也成為聖人理想人格的象徵。鵪鶉居無常處，幼鳥不擇食，鳥飛無跡，聖人的品格也是如此，“工乎天”、“無為不作”、“藏身”、“鳥行而無彰”、“處物不傷物”。印度詩人泰戈爾曾說：“天空沒有鳥的痕跡，但我已飛過”，泰戈爾想要表達的是“我”所經歷過的如同鳥飛無痕一樣，在人的情感與自然的張力之中凸顯“我”的存在；莊子則不是，莊子提倡一種“無為”、“順物自然”，於萬物之中泯滅形跡、自然而然的精神。
在莊子那裡，先秦儒傢俱有“仁義”之德、“內聖外王”的聖人品格成為了他批判的對象。莊子認為儒家推崇的堯舜之仁如羊肉之腥羶，百姓如蟻，自來歸附。成玄英疏：“不慕羊肉之仁，故於蟻棄智也；不為羶行教物，故於羊棄意也；即遣仁義，合乎至道，不傷濡沫，相忘於江湖，故於魚得計，此斥虞舜羶行，顧及斯言也”。莊子通過對虞舜之仁的責難，突出真人的“棄智”“棄意”“得計”。古之真人順乎物，合乎天，不背離人之真性，“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以自然之道行無為之事，不以“有為”毀損自然真性。
二、“神農之世”：建構向傳統迴歸的生活
莊子所處的社會狀況：
從國家方面來看，國與國相互交戰；
從人的方面來看，執著於有用、智巧、失性、喪己、殘生、害性的“有為”行為，“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
從自然來看：人的“失性”與社會的“失道”導致“道德”的失落，禍及鳥獸蟲魚，從而導致鳥高飛，獸藏身，魚深潛。
當今之世，“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莊子“嘆蒼生之業薄，傷道德之陵夷” 。
莊子不得不把眼光投向了更古的時代：“神農之世”，這是莊子心目中的理想社會形態：“神農之世，臥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認為人類從原始社會到奴隸社會是文明的進步，然而原始社會的“純樸的道德”被文明社會以“最卑下的利益——庸俗的貪慾、粗暴的情慾、卑下的物慾、對公共財產的自私自利的掠奪——揭開了新的、文明的階級社會；最卑鄙的手段——偷竊、暴力、欺詐、背信——毀壞了古老的沒有階級的氏族制度，把它引向崩潰”，而文明社會“不過它是被那種我們看來簡直是一種墮落，一種離開古代氏族社會的純樸道德高峰的墮落的勢力所打破的”。
莊子就是要建構一種“純樸道德”的理想社會。在那裡，人與社會和諧相處。人會拋棄名利，功成身退，隨心所欲，無為而行，如大道流行無痕無跡，聖人“入獸不亂群”，“入鳥不亂行。”保全形體和真性的人會像鳥高飛、魚深潛以避害一樣，而聖人會“藏身”於萬物眾人，不受世俗之人的殘生傷性。“漁者”優遊於江湖之上，不受世俗的羈絆，怡然自得於“真性”之域，棲居於人類本真的家園。
三、“至德之世”：人類應該如此的生活
莊子進一步提出構建以“德”為核心的“至德之世”理想社會形態。莊子之“德”與先秦儒傢俱有人倫規範意義之“德”不同，先秦儒家提倡“智”、“仁”、“勇”三達德，而莊子之“德”的目的之一就在於對儒家之德的“支離”。何謂莊子之“德”？對此，哲學家馮友蘭與今人劉笑敢認為與老子之德旨趣相同，徐復觀把莊子之德解釋為“萬物中內在化的道”。莊子之“德”，源於“道”，通於天地，以無為言之，兼具道之真與心之和。
“至德之世”理想社會有什麼特徵呢？
“故至德之世……是故禽獸可系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窺。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
“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
“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
從人的方面來說是人有常性、“素樸”；從政治方面來說“不尚賢使能”；從社會治理效果來看是要達到“至治”。莊子繼承了老子“小國寡民”的政治理想，反映到社會治理上就是“無為而治”。在“至德之世”中，動物與社會的關係呈現一種理想的互動狀態。萬物繁衍生息，各具其性，各得其所。民德素樸，常性不離，故可與禽獸遊，攀援窺鳥鵲之巢，而這一切都是建立在“民有常性”的基礎之上的。民無常性，則仁義、智巧生焉，就會導致“解獸之群而鳥皆夜鳴，災及草木，禍及止蟲”，鳥亂於上，魚亂於水，而獸亂於澤。
由此可見，莊子的“至德之世”就是人類應該如此的生活，這種生活是建立在人之真性基礎之上的，人性素樸，與萬物居遊。動物在《莊子》中的理想社會中是重要的角色，動物與人、社會的關係是建立在超越人類中心主義的基礎上自然與人、社會的良性互動，學者王傳林在《孟子與莊子理想社會構想比較論》一文中提出“值得指出的是，儘管莊子提出了神農之世、建德之國與至德之世，但他卻否定了被世俗庸俗化了的仁義道德，甚至以“往世不可追”否定了回到過去的可能性。因此，莊子的理想社會構想在批判現實的同時又開闢了新路，其理想社會構想所彰顯的基本精神以否定現實政治與世俗道德的姿態出現，為人之應然生活與人之精神的展開提供了另種向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