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街頭小販在一臺破舊的電視上觀看了印度總理的演講，她們一家五口擠在一間沒有廁所、沒有自來水的屋子裡。這個小屋位於孟買的一個棚戶區，這個棚戶區由一個鮮為人知的孟買有組織犯罪家族控制。
這名小販叫做米娜·賈卡瓦迪亞（Mina Jakhawadiya），她知道，冠狀病毒已經到達了印度的某個地方，並且開始在這個有著13億人口的龐大國家傳播。但與眼前的困境相比，這種看不見的危險彷彿很遙遠。
直到3月24日，印度總理納倫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告訴全國，“每個邦、每個區、每個街道、每個村莊都將被封鎖三週”。他給了印度民眾四個小時的準備時間。莫迪說，“如果你不能應付這21天，這個國家和你的家庭就會倒退21年。”
隨著世界各國試圖減緩冠狀病毒的蔓延，印度啟動了人類歷史上最嚴厲的封鎖措施之一，將其全部人口——包括約1.76億每天靠1.9美元或更少的收入艱難度日的人——都關了起來。莫迪的命令只允許居民出門購買食物、藥品或其他必需品。上班族不能去上班，學生不能去上學，人們也不能出來玩。
印度對不斷蔓延的病毒的處理方式是對發展中國家的一次考驗，印度防控疫情的措施可以為孟加拉國和尼日利亞等國家提供一定的經驗，讓他們從中借鑑到如何在不迫使其最貧窮公民陷入嚴重飢餓和進一步貧困的情況下，繼續與病毒作鬥爭。
米娜·賈卡瓦迪亞一家人
過去20年裡，印度經濟蓬勃發展，大量人口擺脫了極度貧困，但不平等也在加劇。接近頂層的人可以坐在封閉的公寓裡，在Netflix（網飛）上看寶萊塢電影，在網上訂購食物。但是賈卡瓦迪亞卻不是這樣，她和丈夫一起在孟買的大街上以賣廉價的塑料桶和籃子為生。
對她來說，這個封鎖禁令意味著一家人要在一個6乘9英尺(約合1.8米乘以2.7米)的房間裡住21天，而且還是著5個人。一家都沒法工作，只剩下幾天的食物和大約13美元的現金。
她通過家裡的小電視看著莫迪在上面講話，小電視上面滿是孩子們多年來留下的卡通貼紙。
她說，“我很害怕！”
以下這些都是美聯社報道的真實故事。
3月27日｜印度
當莫迪發表演講時，印度只有536例確診的冠狀病毒病例和10例病亡病例，但印度是地球上最擁擠的地方之一，在這個國家，數百萬人無法進行社交疏遠。這裡的風險在於，從喜馬拉雅山脈到印度南部到處都擠滿了城市和村莊。以孟買為例，其人口密度為每平方英里77000人，幾乎是紐約的三倍，那裡的人口擁擠使其成為世界上最致命的熱點地區之一。
報道稱，目前印度的醫療系統，除了為那些有支付能力的人提供私人醫療服務外，全國大部分地區的醫療系統幾乎都無法正常運轉。公立醫院，尤其是大城市以外的公立醫院，通常供應有限，衛生狀況非常不佳，醫生水平也是參差不齊。
目前印度接受過病毒檢測的人很少，所以疫情的真實規模尚不清楚。如果印度醫院裡的COVID-19（新冠肺炎）病例氾濫，它可能會在幾天內崩潰，留下數不清的病亡人數。因此，許多專家表示，莫迪必須儘快採取行動，以爭取時間做好準備。
華盛頓疾病動態、經濟和政策中心(Center for Disease Dynamics, Economics and Policy)主任、流行病學家兼經濟學家拉瑪南·拉克西米納拉揚說，封鎖意味著印度“可能把疫情高峰期提前了三到八週”。
但這種邏輯對處於經濟階梯底層的印度人來說意義不大。對這些人來說——對孟買的小販賈卡瓦迪亞來說、對一個步行到北部村莊的女傭來說、對一個騎自行車穿越全國的看門人來說，三個星期可能是漫長的。
一位印度居民帕雷什·塔魯達爾(Paresh Talukdar)說，“如果他們少封鎖幾天，我就可以進城掙點錢了。”他是一名乞丐，住在印度東北部偏遠的阿薩姆邦，他需要養活一家五口，所以他家的食物儲存幾乎為零。他說，“一兩天(封鎖)是可以的，但21天時間太長了。”
現年60歲的塔魯達爾30多年前在爭奪家族土地的戰鬥中失去了左腿和一隻手。在正常情況下，他從他的小村莊乘公共汽車到最近的城市，那裡有足夠的人以乞討為生。大多數日子，他每天大約能討到2.5美元的收入。
帕雷什·塔魯達爾
但現在是封鎖起期，沒有公共汽車可乘，街上也很少有人。他說，“不斷增長的飢餓已經讓人難以入睡。我腦子裡總是浮現出這樣的想法：明天會發生什麼事？”
3月29日｜印度北部
在封鎖開始後的五天裡，在北印度平原的一個城市裡，一名女傭不知道該怎麼辦。拉什妮·維爾瑪（Ramshri Verma）住在印度勒克瑙邊緣的一個棚戶區。勒克瑙是一座擁有近400萬人口的嘈雜而混亂的城市。莫迪演講後的第二天早上，她去了她工作了兩年的僱主家。
她說，“我不知道他們所謂的封鎖到底是什麼意思。”她試著敲了敲門，她的僱主隔著緊閉的門對她大喊大叫。維爾瑪說，“他們告訴我21天后再來。”他們還告訴她，那些天不會給她發工資。
她只有走回去了，在幾家小商店前停了下來。她買了大米、食用油、香料和扁豆，這些都是許多印度人的基本主食。她和她的丈夫以及他們的兩個孩子只剩下300盧比(約合4美元)。然後全家人都等著封鎖期過去。他們家裡沒有電視，所以孩子們為誰能用他們唯一的手機看視頻而爭吵。
到3月29日，這家人已經沒有食物了，只有一個地方可去：回到她和她丈夫長大的老家。那天早上，隨著公交和火車網絡的關閉，他們加入了蜂擁而出的農民工大軍，走出城市，步行數百英里（1英里等於1.609公里），回到自己的家鄉。
對維爾瑪來說，家就在90公里(55英里)外的桑吉那巴德，那是一片被甘蔗覆蓋的茂盛田野環繞的街道。她說，“當時有成千上萬的人在走路，在路上，我遇到了其他來自我們村子的人，我們開始一起走。”
走著走著，孩子們累了，他們的腳很疼，然後他們哭了。但是她和她的丈夫把他們推著向前走。那天晚上很晚的時候，他們來到了桑吉那巴德的邊緣，想要儘快回家吃晚飯。但村長卻跑出來阻止他們進村。
村長說，“你們可能感染了病毒！”然後村長命令他們在村裡的學校接受隔離。雖然村子裡沒有醫療檢查，也沒有警員在執行命令。但在印度農村，人們很難違背村長的命令。幾分鐘後，所有人都被鎖在了屋裡。
3月31日｜印度中部
那些在印度街頭賣氣球的人非常不習慣這樣的封鎖。一名小販拉傑什·戴卡爾（Rajesh Dhaikar）說，“自從這一切開始以來，我們的社區有一種奇怪的寂靜。”
通常情況下，他在附近的市場裡有一個小攤位，主要賣一個紅色、藍色和黃色的塑料煙花，每天的收入很少超過2.5美元。他的妻子蘇妮塔(Suneeta)每月打掃房間大約能賺20美元。
拉傑什·戴卡爾一家
他們有兩個房間，屋頂是茅草的，上面蓋著藍色的油布。在雨季，水會滲進來。屋子裡的一盞燈吊在一根繩子上。
蘇妮塔睡在唯一的一張床上。五個孩子睡在地板上，蓋著毯子排成一排。拉傑什有時睡在外面的人行道上，躺在由木板和自行車輪胎手工製作的手推車上。他們有一個銀行賬戶，裡面大約有6.5美元。
這個家庭近一半的收入來自他們17歲的兒子迪帕克(Deepak)，他是一個瘦削、精瘦的男孩，頭髮精心梳理過，十幾歲的他無精打采。他七年級時就輟學了，現在在附近的一個茶攤打工，每月大約賺40美元。他說，總有一天他會有自己的攤位。
封鎖開始的一段時間，迪帕克一有機會就溜出去和朋友們打板球。當警察經過時，他們四散開來，幾分鐘後又回到賽場。他媽媽不喜歡他出去打板球。蘇妮塔現在還不完全瞭解冠狀病毒，但她知道太接近別人可能有危險。
蘇妮塔說，“你對一個17歲的孩子還有什麼期待呢？他不聽任何人的話，總是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拉傑什的兒子
4月3日｜印度西部
一名保安買了一輛自行車來對付封鎖。穆罕默德·阿里夫(Mohammed Arif)今年30歲，瘦骨嶙峋，說話輕聲細語，鬍鬚修剪得一絲不苟。4月1日，他接到一個電話，當時他正在孟買一幢公寓樓裡當保安。他60歲的父親患了腦溢血，正在拉瑞的一家醫院裡與死神搏鬥。拉瑞是克什米爾喜馬拉雅山麓的一個小鎮。
那時封鎖已經開始了，公共汽車和火車都停運了。航班已經取消了，儘管他根本買不起飛機票。
於是，阿里夫花了大約8美元，從一名獄警那裡買了一輛塗著褪色紫色油漆的Hero Ranger自行車。第二天早上出發時，他口袋裡裝著相當於12美元的錢，還有一個裝著衣服、一條麵包和一個水杯的小揹包。而他的目的地在1300英里(2100公里)之外。
“我能怎麼辦呢？”第一天結束時，阿里夫在電話中說，當時他還有2000多公里的路要走。他說，“窮人總是受苦受難，窮人很難有出路，但至少我問心無愧。”
阿里夫不斷地碰到幫助他的人。在一個小鎮上，一個人開了一家小小的輪胎修理店，給他提供了雞肉和米飯。幾天後，一位卡車司機與他共進了午餐。
最大的意外之一是警察。印度的窮人經常害怕警察，警察經常索賄，用警棍打人。雖然警察攔了阿里夫幾次，但每次他講完自己的故事，警察都會讓他過去。
一路上，他經常睡在加油站附近，因為那裡光線很好，或者睡在路邊關閉的餐館裡。有時，當他無法再前進時，他就會停下來。
“我昨晚到達了一個公路村，想在那裡休息到天亮。但村民們讓我走開。”他在一次清晨電話中說，“他們說人們可能會傷害我，甚至殺掉我。”
他嚇得迅速離開，繼續在蹬著車，直到來到一個小森林。他說，“我停了下來，現在我在等待日出。”
幾天後，幸運來臨。在騎行了450公里(300英里)後，印度準軍事警察把他抓了起來，經過詢問他們安排卡車把他送到了醫院，他們正在那裡轉移他的父親。他把自行車也帶來了。
4月6日｜印度北部
三天來，拉什妮·維爾瑪和其他人一直被鎖在村子的學校裡。當地官員什麼也沒給他們帶來，這群人只得向路人乞討食物和水。
最後，一隊由警察護送的醫生打開了學校的大門。醫生們遠遠地站在後面和一群人談話。對維爾瑪和她的家人來說，隔離已經結束了。
醫生沒有檢查任何人的體溫，也沒有做任何身體檢查。她說，“他們只是告訴我們應該勤洗手，然後讓我們回家。”終於，女傭和她的家人搬進了公婆家。
一開始感覺像是從監獄裡被釋放出來，但他們很快就清楚事情不會容易很多。因為他們沒有在村裡登記，他們沒有資格領取當地官員偶爾發給窮人的口糧。她們只有靠家裡僅存的一些麵粉和大米為生，丈夫當了幾天工人，掙了幾塊錢。
鄰居們會主動避開他們，尤其是當他們走到公用水龍頭取水時，他們擔心自己攜帶了冠狀病毒。她把孩子留在家裡。當他們不看手機視頻的時候，他們會和她一起在屋頂上。維爾瑪說，“從屋頂上我們可以看到很多東西：奶牛、山羊、水牛。”孩子們也會看村裡的孩子們玩耍，但他們從不加入。
4月10日｜印度西部
小販賈卡瓦迪亞家的氣氛越來越緊張。這麼多天被鎖在一個狹小的空間裡，沒什麼可做的。他們只能看電視——印度國家電視臺正在重播《羅摩衍那》，這是一部78集的經典電視劇，改編自上世紀80年代風靡一時的印度教史詩——但這隻佔用了很少的時間。
經營這片街區的歹徒曾來過幾次，索要他們在4月1日到期的65美元月租。但他們家裡實在沒有錢。米娜·賈卡瓦迪亞很擔心。儘管救援組織每隔幾天就會分發足夠的食物，把最嚴重的饑荒控制在一定範圍內，但這家人還是很餓。
47歲的賈卡瓦迪亞說，“我知道我們即將面臨糟糕的日子。”她和印度廣大貧民窟的許多人一樣，是一股意志堅強的力量。她知道如何為女兒安排心臟手術，並用微薄的利潤養活家人，但她從沒遇到過這樣的事。
當事情變得特別困難時，是她安靜的丈夫拉梅什(Ramesh)化解了緊張，她丈夫和孩子們一起開玩笑、打鬧。
米娜4月初驚訝地說，“我今天看到他笑了。孩子們也笑了，我的內心感覺很好，但是我一直擔心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今天我們有個屋頂可以睡，但如果明天我們被趕出去怎麼辦？如果我們沒有食物怎麼辦？”
她一直拒絕看新聞，截至4月10日，印度統計的冠狀病毒病例已達到7598例，其中226人病亡。她說，“現在沒有什麼好消息，他們在電視上談論的都是這種疾病。”
4月12日｜印度中部
十幾歲的茶攤工人迪帕克·戴卡爾(Deepak Dhaikar)越來越不高興。迪帕克抱怨道，“封鎖不是正確的決定。”他的朋友們不再出來打板球了。他說，“即使封鎖持續一年，富人也能活下來，但窮人怎麼辦呢？”
因為沒有電視，他開始睡得更早，起得更晚。一天一天過去了。但有時，一個熟悉街道的17歲少年會很有用。當他的祖父母的麵包吃光時，他的母親轉向迪帕克。
他的祖父母住在幾英里(公里)外。她給了他半公斤麵粉，讓他送去給祖父母了。他在道路、小巷和田野裡慢跑，躲避著警察的檢查站，或者一路交談著穿過檢查站，直到他來到祖父母身邊，把食物送到他們手中。
但和迪帕克一樣，隨著封鎖的持續，許多印度人越來越沮喪。4月10日，隨著病例的不斷增加，數百名渴望回家的農民工走上西部城市蘇拉特的街頭，焚燒汽車，警方逮捕了至少80人。
兩天後，在印度北部城市帕提亞拉的一個蔬菜批發市場外，警察攔住了一輛載有錫克教徒的汽車，這些錫克教徒手持刀劍，以宣示他們的信仰。當警察拒絕讓這些人在沒有宵禁的情況下進入時，錫克教徒打傷了三名警察，砍傷了其中一人的手。
印度各地的小城鎮和村莊已經開始封鎖，試圖阻止病毒傳播。新德里北部一個村莊的臨時路障上寫著“外人不得入內”，一群男子要求路人出示身份證明。
在一個小時車程之外的塞羅利村，一群年輕人正在巡邏，尋找穆斯林。一個伊斯蘭組織在新德里的一次會議上發現了大量病例，人們越來越多地指責穆斯林是該病毒的罪魁禍首。
西羅利村的負責人莫漢·庫馬爾(Mohan Kumar)說，“我們村不允許穆斯林進入。”這種懷疑有可能擴大印度各個宗教之間的隔閡。
4月初，當局加強了對特定地區的封鎖，動用警察封鎖了多個感染社區，並下令所有商店關閉，居民留在家中。當局工作人員將運送食品和藥品給居民。
僅在新德里，就有23個這樣的熱點地區在4月8日被下令封鎖。但在迪帕克的社區，擴大社交距離似乎仍然是不可能的。他說，“像我們這樣的貧困家庭生活在擁擠的社區，彼此之間很難保持距離。”
4月14日｜印度
在那間塑料牆壁的小房子裡，賈卡瓦迪亞的家人再次聚集在破舊的電視前，觀看電視裡的印度總理講話。自封鎖開始以來，已經過去了三週，病毒在印度呈指數級傳播，確診病例從536例增至11487例。病亡人數從10人上升到339人。這兩個數字被普遍認為低估了，但實際病例仍在繼續攀升。
莫迪在演講中告訴全國人民，“為了拯救國家，你們忍受了巨大的痛苦。”然後他宣佈封鎖將再持續兩週，不過一些地區可能在下週一重新開放。他沒有透露具體細節。他說，“毫無疑問，現在看起來印度經濟上承擔的成本很高。但與印度公民的生命相比，這是無法相比的。”
莫迪懇求印度人照顧好他們的鄰居：“盡你所能照顧好儘可能多的窮人。”米娜·賈卡瓦迪亞和她的家人都驚呆了。那天，收租人對她大喊大叫，要她還錢。與此同時，他們仍然沒有得到當局的食品救濟。
她說，“如果人們停止給我們食物，我們就會餓死。”對窮人來說，飢餓成了比病毒更可怕的敵人。 人們害怕這種病毒，但更大的恐懼是如何度過接下來的兩週。如果封鎖再次延長呢？
在孟買的其他地方，數千名移民和貧民窟居民對延長封鎖感到憤怒，他們向一個火車站提出回家的要求，警察用竹棍把他們打了回去。
在阿薩姆邦，乞丐塔魯達爾(Talukdar)嚇壞了，他說，“我們每天吃的食物都在減少。”他的家人靠當局每月配給的20公斤大米和微薄的救濟品勉強度日。
在印度中部，賣氣球的小販拉傑什·戴卡爾非常憤怒。他說，“這些大領導在他們的大房子裡做著決定！有人問過窮人吃什麼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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