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布斯》雜誌在2020年4月10日發了一篇文章：日本政府已宣佈準備22億美元支持日資企業遷出中國，其中20億美元直接貸款用來支持企業回到日本，約2億美元直接貸款支持企業遷去東南亞。
就在同一天，美國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庫德洛表示，要為從中國遷回美國的企業給予100%直接報銷，包括廠房、設備、知識產權、基建、裝修等所有費用；相當於美國政府為美國企業從中國遷回美國的全部成本買單。
有人驚呼：中國要完蛋了，世界正越來越向“去中國化”的路上狂奔。
有人說：這個世界誰怕誰，中國已然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14億人的內需市場足夠自己折騰。再說，中國已建成世界上最完整的工業產業鏈，世界已經離不開中國。
但這一切背後真的是這樣嗎？
還是先看看基本面吧，免得只憑感覺和情緒說話。
《麥肯錫中國報告：中國與世界的經濟聯繫正在悄然變化》：
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在2014年已經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按名義GDP總量來計算，中國在2018年已達到美國的66%，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根據商品、服務、金融、人員和數據流動情況對各個經濟體的參與度進行了排名，結果顯示，中國 2017年的連接程度位居全球第9。2018年中國的GDP約佔全球總量的16%。
麥肯錫全球研究院從貿易、技術和資本三個重點維度，對中國與世界在經濟上的相互依存度進行了分析。2000-2017年間，世界對中國經濟的依存度在這三方面均有所提升，而中國對世界經濟的依存度卻有所降低。
2000-2017年間，世界對中國經濟的綜合依存度指數從0.4逐步增長到1.2，而中國對世界經濟的依存度指數則在2007年達到0.9的最高點，到 2017年則下降到0.6。
但麥肯錫也指出：從國內經濟體量的角度考慮，發達經濟體（尤其是西歐和北美各國）在貿易和投資方面對中國的依存度相對較低。對華出口額通常在其總產出中佔比不足5%，對華進口額在其國內消費中的佔比也不足5%。另外，來自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佔其國內投資的比例更低於1%。
安梁《中國能否離開世界？》（江湖眼2020.4.10）：
從美國特斯拉公司、通用公司迅速生產出呼吸機，雅培公司生產出高靈敏度的檢測儀，美國檢測試劑已經更新了7代。甚至原來幾乎沒有口罩生產能力的中國臺灣地區，也很快就架設起62條口罩生產線，不僅滿足了自己的需要，而且可以出口支持其他國家。
這些事例說明，以前基於成本優勢而集中在中國大陸的供應鏈，可以很快被替代。
2018年，全球進出口貿易總額39.34萬億美元，其中中國的進出口貿易總額4.62萬億美元，佔全球貿易總額的11.75%，僅次於美國居第二位【大煥注：2019年，中國GDP總額99萬億元，進出口總額31.54萬億元，順差2.92萬億元】。中國有6000萬勞動力直接被進出口企業僱傭，而間接僱傭的人數超過一億人，也就說有1.6億中國人直接或間接為進出口服務，他們身後至少連接著5億人口。如果沒有國際貿易，這些人的飯碗馬上會受到影響。
雖然中國貿易規模非常大，但是貿易順差，也就是賺錢的國家，主要來自美國、日本和歐洲等發達國家。中國對國際市場是“強依賴”，而且主要是依賴美國、歐洲和日本等發達國家。
中國對美國、歐盟和日本三個主要經濟體合計貿易總額23593億美元，佔中國對外貿易總額的51.06%，其中貿易順差總額4879億美元，為中國貿易順差總額的142.58%。如果扣除這三個經濟體的貿易順差，中國外貿就會出現1361億美元的貿易逆差。那麼，我們原來利用順差賺取的美元，進口原材料所進行的國內生產和消費的良性經濟生態循環圈，就會瞬間消失。
也就是說，如果沒有了從美國、歐盟和日本賺取的美元，中國的所有行業都會受到嚴重衝擊。中國是全球最大的芯片、石油、糧食、鐵礦石、銅礦石的進口國。
我來解讀上面第二部分的中國經濟基本面：
雖然中國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14億人口的中國，GDP不過是3.3億人口的美國的66%左右；
雖然中國的進出口貿易總額佔世界12%左右，但卻佔國內生產總值的30%以上，也就是外貿對於中國的重要性超過世界對中國的依賴程度。
表面上，整體上，世界對中國的依存度有所提高，中國對世界的依存度有所降低，但是，從局部看，拆開來看，中國的進出口貿易高度依存於北美、歐盟、日本等發達國家，北美、歐盟、日本總佔比超過51%。但是，這些國家和地區各自對中國的依存度，不到5%，直接投資更是不到1%。
而且，和發達國家的貿易順差，直接影響、甚至決定了中國與下游的發展中國家、不發達國家的貿易往來。上游水源一斷，下游的市場就直接轉移到了別的國家和地區！就像疫情一來，經濟停擺一樣。轉折點的變化，非常突然。
也就是說，北美、歐盟、日本輕輕捏一下中國的脖子，對他們自己傷害很小，但是中國卻有可能動彈不得。
那時候，不僅外貿市場有可能陷於停頓，內需市場也將進一步萎縮。沒有錢哪來的內需消費？
毫無疑問，全球市場的領導者是美國。歐美地區發達國家歷來是盟友，現在又明顯出現日本和美國在價值觀、具體行動上結盟的苗頭。
這才是我們需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雖然短期內，產業鏈、產業網不是說遷就能遷。中國的交通、物流、通信等基礎設施較好，熟練工人和工程師儲備也是全球最多。但這並不等於中國在全球產業鏈中的不可替代性。
雖然摩根士丹利4月13日消息稱：這次危機會放慢產業鏈搬離中國，而非加快，原因有二：
一，搬遷意味著新投資，但全球衰退陰霾無人願投。原本一些公司在疫情前打算在中國以外投資設新廠，或者在其本國加大自動化投入，這些意向當前紛紛被延期。
二，以TMT產業鏈為例，全球龍頭企業幾乎都認為，中國在復工方面展現的管理能力，進一步驗證了它相對於其他新興市場的製造業優勢：在封城之後僅僅兩個月內，疫情受控，生產能力幾乎滿血復活，不論是紅黃綠碼技術應用，還是體溫、口罩、食堂隔斷等公共衛生管理，以及員工的配合度，都遠勝於其他潛在搬遷目的地如東南亞，後者目前正經歷更坎坷的生產停擺供應脫臼。
但我們要清醒地看到，眼下這種情形，是世界各國家和地區疫情爆發高峰時，大家都“動彈不得”的短期現象。
隨著疫情逐漸削弱，只要歐、美、日對中國的信任感沒有增強，去中國化的腳步就不會停止。
為什麼好好的生意不做，歐、美、日要防著中國？
為什麼日本的發達、德國的發達，人家都不防？
很簡單：透明度和價值觀。
此外，如果有一個人，是你最大的主顧，他一邊源源不斷地帶著你賺錢，你一邊滿世界天天換著花樣罵他，被他知道了，他還願不願意和你做生意？
中國的未來會怎樣，取決於我們今天的智慧、勇氣和遠見。
歷史學家施展《為何不應說“有本事別買我口罩”？》（施展世界2020.4.11）講了一個德國戰後的故事，驚心動魄。他寫道：
日美一系列動作和表態，能讓我們感受到西方的一種真實情緒，就是它們真的在喪失對於中國的信任。
打個比方，如果你跟人家說，“如果你嫌我的口罩不合格，那你就別用啊”，在疫情期間，從聽者的角度，很可能會把這種說法理解為，對方是在以口罩來威脅自己，口罩被“武器化”了。
二戰之後，德國被打得一塌糊塗，西德首任總理阿登納意識到，戰後的德國必須同時完成兩個彼此矛盾的艱鉅任務：
第一個任務，德國需要完成重建，否則經濟一路崩潰下去，有可能爆發無產階級革命，最後整個德國都被納入蘇聯帝國圈，這對西方世界來說是非常可怕的。
第二個任務，德國必須要獲得鄰居的信任，否則沒法獲得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以便重建。但是，獲得鄰居信任的前提卻是德國不能重建，一旦重建了，德國變得強大，鄰居就都要嚇死。德國就此陷入一個兩難困境。
阿登納想出一個辦法，就是德國必須放棄“德國是德國人的德國”這樣一種觀念，讓德國變成“歐洲人的德國”。這樣一來，德國的復興就相當於是歐洲的復興，德國才有機會同時完成兩個任務。
所以，德國就拉上法國、意大利、荷蘭、比利時和盧森堡，推動成立了歐洲煤鋼聯營。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煤和鋼是發動戰爭最重要的兩種原材料，將其納入一個跨國的聯營委員會來統一管理，聯盟國生產多少煤、多少鋼，對委員會其他國家都是透明的，這煤和鋼究竟會怎麼用也是透明的，別的國家一看不對勁，隨時可以叫停。
這樣各國彼此之間就可以相互信任了，此時德國的復興也就等於歐洲的復興了。
德國通過一種新的超越於民族國家之上的制度安排，把自己的生產能力“去武器化”，才能夠重建並保有自己的生產能力，同時仍然獲得世界的信任。
不論是從產業鏈安全還是從生命安全角度，透明化和科學治理都是疫後全球化的硬核要求。否則，即使任何人都不想脫鉤，也很容易造成“硬脫鉤”（Decouple）：
“以武漢為例，根據彭博供應鏈數據庫顯示，這座中國中部城市擁有500多家工廠及其他設施，在中國城市中排名第13位；整個湖北省擁有1016家類似工廠，在同級行政區域中排名第7，總部位於日本的公司在當地開設約54家工廠，美國公司設有大約44家，而歐洲公司約有40家。由於國內供應鏈斷鏈，韓國、日本、美國等各地多家大型跨國汽車製造商和汽車零部件供應商不得不在短短几周時間內停產。”（許雲澤《疫情重塑“全球化”：山川異域，風月還能否同天？》騰雲 2020.4.13）
毫無疑問，病毒全球化呼喚科學與高效治理的、更加超級的全球化，透明化、價值觀和諧、全球可約束與問責，會是基本要求。我們需要做好準備，更應該及時轉變觀念，順應時代潮流。
許雲澤《疫情重塑“全球化”：山川異域，風月還能否同天？》（騰雲2020.4.13）寫道：
新加坡政治學者鄭永年曾表示，“全球化儘管造就了‘全球村’，但這個‘全球村’並不存在一個高於主權國家的政府。這便是問題之所在。”
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知名教授丹尼·羅德里克（Dani Rodrik）在其最重要的著作《全球化的悖論》中，提出了經典的三元悖論，即：超級全球化、國家主權完整和民主政治三者不可兼得。
在此基礎上，他提出“全球化治理”進路的設想，認為強有力的全球性上層建築，有權制定相應的監管條例和標準，保證法律和政治的管轄權和市場相一致，廢除國界帶來的交易成本；在此之外，它們還被賦予足夠的問責權和合法性，將政治功能從國家的層次上升到了全球的層面。
2020年4月3日，最近很忙也很累的駐美大使崔天凱在華盛頓接受歐亞集團總裁布雷默主持的GZERO WORLD節目連線採訪，他說：
我和使館還有一項工作也同樣重要，坦率講，就是確保一個有利於兩國合作的輿論民意氛圍，這和前兩項工作一樣很艱難，但很重要。
布雷默：和我們都很熟悉的工商界領袖和決策者交流時，我們都感受到，他們對兩國關係順利發展不抱太大希望。
崔大使：我們需要像您這樣的人提供思想引領，促使人們向前看，擁有廣闊視野，充分認識到21世紀世界不斷髮生變化的現實，摒棄冷戰思維和零和遊戲，因為那些都是19世紀或20世紀初的思維方式。
最近我在思考一個很奇怪的問題：為什麼“愛國”這個美好的詞，很長時間以來被拱手讓給了心智有問題、靠荷爾蒙而不是靠理智思考的禍國者。
在那些所謂的“愛國者”眼裡，不能說別人的好，只能說自己的好；不能說自己不好，只能說別人不好。否則就是不愛國。
天下有多少家長，認為愛自己的孩子就只能表揚不能批評？有多少隻能表揚不能批評的孩子，能夠成長為國家的棟樑？
表揚孩子，尚且要有正確方式，不是你很聰明，你很漂亮，你很帥，你很了不起，而是你很努力，你很專注，你的方向和方法很對，你很有禮貌，著重於肯定付出努力方面，而不是著眼於已有的成績，不停地誇誇誇。
從現在開始，中國的一切有識之士必須奮起反擊，不能讓愛國這麼美好的詞，被一些把愛國當生意、把愛國當腐敗保護傘的人，把愛國當成拒絕一批反思和批評的義和團們給壟斷了。
這樣，國家才會進步，人民才會幸福。
想想“去德國化”的德國總理阿登納吧。這才是真正偉大的愛國者。
“萬國之上還有人類在。”
1914年，胡適在《國家主義與世界主義》一文中，引用了美國學者Goldwin Smith的“Above all Nations is Humanity”，並將該句譯為“萬國之上猶有人類在”。意思是，人權的位階高於國家主權的位階；一個人，不管他來自哪個國家、哪個地區，不管他屬於哪個民族和人種，不管他有著怎樣的宗教和信仰，他的生命的價值永遠超越一切。
這才是真正符合全球化的價值觀。
“有兩種東西，我對它們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們在我心靈中喚起的驚奇和敬畏就會日新月異，不斷增長，這就是我頭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法則。”（康德）
頭頂的星空又是什麼呢？它應該是全球科學治理的基本規律；
心中的道德法則又是什麼呢？它應是對世界人類的同情同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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