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静、谨慎的行文风格---读周作人《知堂回想录》
唐 宝民
周作人的《知堂回想录》，写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是应香港的一位朋友（曹聚仁）邀请而写的，彼时，周作人已因汉奸事件在国民政府的监狱中坐了几年牢，开释后又到新政府工作，是小心翼翼、夹着尾巴重新做人，因此，在写作本书过程中，文笔极为冷静、理性，对于某些敏感问题的叙述，也极为小心谨慎。
曹聚仁在约稿时曾说：“写得愈通俗越好……”就这一点来说，周作人不负朋友所望，把《知堂回想录》写得晓畅明白、朴实无华。在处理某些敏感问题时，周作人下笔更加谨慎小心，比如，关于兄弟失和一事，他在书中这样写道：“关于那个事，我一向没有公开的说过，过去如此，将来也是如此，在我的日记上7月17日项下，用剪刀剪去了原来所写的字，大概有十个左右，8月2日记往砖塔胡同，次年6月11日的冲突，也只简单的记着冲突，并说徐张二君来，一种都不过十个字。”在鲁迅一方面，也和周作人一样，生前没有对此事进行解释，周作人对鲁迅此举也是佩服的：“不过他（许某）有一句话却是实在的，他说这是鲁迅的伟大处，这话说的对了。”
虽然与鲁迅失和之后二人不再往来，但在内心深处，兄弟间的手足之情还是有的；周作人曾写过两首自寿诗，引发了很大争议，在这件事上，鲁迅没有默不作声，而是替周作人说了公道话，这一点，周作人内心是清楚的：“对于我那不成东西的两首歪诗，他却能公平的予以独自的判断，于是在我们‘失和’十年之后，批评态度还是一贯，可见我上面的话不全是没有根据的了。鲁迅平日主张‘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不会对于任何人有什么情面，以他这种态度是十分难得也是很可佩服的……”。在周作人看来，在兄弟二人失和之后，鲁迅对自己仍有兄弟般的感情，周作人认为鲁迅所写的《兄弟》一文，就是在婉转地表达自己对兄弟的怀念之情；还有《伤逝》，周作人认为：“《伤逝》不是普通恋爱小说，乃是假借了男女的死亡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的。”周作人因此感叹道：“但对于鲁迅写作这些小说的动机，却是能够懂得。我也痛惜这种断绝，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人总知有人的力量。”
当然，因受当时时代环境的制约，在周作人的这本书中，也能看到一些对新时代的歌颂和对旧时代的贬低，违心之举显而易见，如在谈到辛亥革命一章时，周作人这样写道：“可是这才是起了一个头，一直经过了四十年，这个人民解放事业才是成功。”这显然是在向新政府讨好呢；再如，在谈到自己目前的工作时，周作人说：“这回到北京以后，承党的照顾让我去搞那两样翻译，实在是过去多年一直求之不得的事情。”这句话同样充满了溢美之情。又如，在提及北伐战争时，周作人如是说：“蒋介石的北伐成功了，南北统一，但是这个革命政府事实上已投降的帝国主义了……”这样否定蒋介石的北伐战争，显然有抬高中共之嫌。当然，类似的语句，在全书中只占极少比例，不过是寥寥几笔而已，也可以理解成周作人无奈而为之吧。
关于七七事变后周作人没有南下而留京一事，周作人的解释是：“随后北大决定将孟心史马幼渔冯汉叔和我四人算作北大留平教授，每月寄津贴费五十元来，在那一年的年底蒋校长还打一个电报给我，叫我保管在平校产……”根据后来对史料的研究，周作人的这一说法是确实的，因而，不能说他是在为自己辩解，他只是在陈述事实。关于在敌伪部门任职的那段经历，周作人在回忆录中几乎是没有触及，为什么不写呢？用周作人自己的话解释，是怕别人误以为他在为自己辩解，而周作人素来是主张不辩解主义的：“不过这些在敌伪时期所做的事，我不想这里来写，因为这些事本是人所共知，若是由我来记述，难免有尽是辩解的文句，但是我是主张不辩解主义的，所以觉得不很合适。”
1938年，胡适给周作人写信，说他梦见苦雨斋中吃茶的老僧“飘然一杖天南行，”胡适评价说：“天南万里岂不太辛苦？只为智者识得轻与重。”当然，胡适梦中的老僧后来还是落水当了汉奸，为人所诟病。但其散文成就，却是中国现代文学一个绕不过去的存在，他所营造的那种意境恬淡风格空灵的人生境界，代表了中国散文的一个高峰。《知堂回想录》是周作人一生中的最后一部作品，也是他毕生篇幅最大的著作，对一生的经历进行了总结，为我们留下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本书的行文风格是典型的“知堂体”，作者在写此书时的文笔风格是严肃的、谨慎的、小心翼翼的，也是令人敬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