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變法，以酷刑震懾黔首，其中有一條“連坐法”是這樣的：
“一家有罪而九家連舉發，若不糾舉，則十家連坐。不告奸者腰斬，告奸者與斬敵首同賞（告奸一人則得爵一級），匿奸者與降敵同罰（誅其身，沒其家）。”讀者諸君可能已經看出了這條嚴刑峻法的不靠譜之處，所這裡要強調一點：這些話不是筆者說的，而是司馬遷在《史記》中記載的。
如果司馬遷關於秦代法律的記載，蕭何應該腰斬，夏侯嬰也會被一刀兩斷，曹操也沒機會出生了——曹操本姓夏侯，與夏侯惇夏侯淵同宗。如果夏侯嬰被腰斬了，哪還有三國之亂？
劉邦沒有死於秦法之下，蕭何也沒被斬首，出土文物證明了“不告者腰斬”純屬虛構。
抹黑秦始皇，可能不是司馬遷的本意，但是人在屋簷下不得不低頭，漢家江山趁秦亂而取得，如果把秦朝寫得太好，估計劉家皇帝是不會答應的，所以司馬遷只能用春秋筆法，在史書中留下荒誕記載，以提醒後世認真研讀：史料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
其實稍微有點常識，就不會相信這樣的奇葩法律：犯罪者按律定刑，而沒有參與犯罪但也沒有舉報的鄰居，卻要被判處腰斬之刑，這是不太不講道理了？在公堂之上，大家豈不是要爭搶著承認自己參與了犯罪而不是一個旁觀者？
為了說明“不告者腰斬”這條法律的荒誕，咱們舉一個例子：某甲拿磚頭打破了某乙的頭，某丁看完熱鬧就下田除草去了。打完架之後，某甲請某乙喝了一頓酒，握手言和各回各家。
在這起鬥毆案件中，某甲某乙是犯了法的，因為按照司馬遷在《史記·商君列傳》中的說法，“私鬥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
這就是說，某甲某乙都犯了法，是應該打板子或者罰錢的，而某丁就慘了——他看見某甲某乙打架，既沒有拉架也沒有報官，應該拿鍘刀斬為兩段。為了避免被一刀兩斷，那麼某丁只能自證有罪：某甲砸人的磚頭，是我遞給他的，我也參與了打架，所以我屬於有罪者，而不是“不告者”。
這就是《史記》的自相矛盾之處，包括本文開頭引述的那段話，都出自《史記·商君列傳》。但是可信度卻基本為零：一個人犯罪，十家連坐腰斬，如果真有這樣的規定，那麼不等六國來打，秦國君王就把自己的百姓都殺光了。
如果真有這樣的法律，那麼首先被腰斬的就是大漢開國丞相蕭何，因為他包庇泗水亭長劉邦不是一次兩次了：“高祖為布衣時，何數以吏事護高祖。”“高祖戲而傷嬰，人有告高祖。高祖時為亭長，重坐傷人，告故不傷嬰，嬰證之。”
蕭何跟夏侯嬰一起替劉邦作偽證，但是結果如何呢？東窗事發（獄覆）後，“嬰坐高祖系歲餘，掠笞數百，終以是脫高祖。”
這樣看來，秦國確實有法律規定，作偽證要判重刑：劉邦把人打成重傷，既沒有監禁也沒免職，還是以亭長的身份押解刑徒去驪山做苦力。但是夏侯嬰就慘了，他不但被打得皮開肉綻，還被關押了一年多。
雖然很是吃了一些苦頭，但夏侯嬰畢竟活了下來，汝陰侯夏侯家族繁衍不絕，這才有了後漢三國的諸曹夏侯並稱，而過繼給曹家的夏侯嵩（玩笑的說法）生了個姓曹的兒子，那個兒子成了被追尊的魏武帝。
其實把阿瞞的老爹阿嵩過繼給曹家，也是合情合理的，畢竟曹參跟夏侯嬰是過命兄弟，他們也算世交。
笑話說過，咱們該來以出土文物為證，說說“不告者腰斬”為什麼是純屬虛構了。
《睡虎地秦簡》的真實性毋庸置疑，在《睡虎地秦墓竹簡·法律問答》中有這樣一段話：丈夫偷了三百個錢，妻子也知道這筆錢是偷來的，但是也拿去買酒買肉吃喝了，請問這個妻子應該如何處罰？
回答：如果妻子知道這錢是偷來的還照吃照喝，那麼就跟她丈夫一起按照盜竊罪處罰。盜竊罪的處罰是案值六百六十錢一下，臉上刺字去當苦力。
在這條秦法中，妻子不但是“不告者”，而且是“受益者”“分贓者”，卻只是刺字服役，根本就沒有腰斬一說。
被虛構出來“秦法”不止“不告者腰斬”這一條，連陳勝吳廣在大澤鄉篝火狐鳴之後，也編造出了一條“秦法”嚇唬人：“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當斬。”
司馬遷在寫《史記》的時候，也瞪著眼睛作證：“失期，法皆斬。”這話說的，比陳勝吳廣還狠。
但是《睡虎地秦簡·徭律》又出來打臉了：“御中徵發，乏弗行，貲（罰款）二甲。失期三日到五日，誶（訓誡）；六日到旬，貲一盾；過旬，貲一甲。其得也，及詣。水雨，除興。”
所謂“水雨，除興”，就是如果真的下大雨走不了路，那麼這次徵調就此取消，大家各回各家各找各媽，等雨停了再說。
這就是說，陳勝吳廣在大澤鄉，本來是可以向後轉的，根本就不會受到任何處罰，但是為了自己日後的富貴，他們採用了忽悠手段，把九百個人都送上了前途未卜的造反之路，至於陳勝有沒有實現“苟富貴無相忘”的諾言，就不用筆者贅述了。
總而言之一句話，隨著越來越多的原始史料出土，潑在秦始皇乃者整個秦王國、秦帝國身上的汙水，會一點點被擦乾淨，那時候我們就會重新認識一個雄才偉略的千古一帝，和盛極一時的大秦帝國。
文章最後抄錄一首詩：“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要商量。祖龍魂死秦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
讀者諸君可知道這首詩是何人所做，又是規勸何人的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