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端康成
日本現代最著名的文學家川端康成大概算得上是八大山人（1626-1705年）的異國知己和隔代知音了。這位幼年失去雙親、終生憂鬱孤獨的文學家極為熱愛美術，尤其是中國古代藝術。在他22件最珍貴的私人收藏中，八大山人《群鹿圖》是其最拳拳服膺的。在日本新潮社所出川端康成全集的《卷首畫解說》一文中，川端康成說：該畫畫面上“深廣的空間與突出的巨巖和大樹相對，構圖奇妙，森嚴中透著柔軟……透過這幅《群鹿圖》，我被八大山人的精神深深打動了。”
清 八大山人 《群鹿圖》
川端康成珍藏《群鹿圖》的另一個重要原因當是八大山人“簡省”的藝術追求與自己是一致的，而《柏鹿圖》也是此中傑作。同時，八大山人筆下的“鹿”也極為少見，這顯然與他不肯對人言的身世息息相關。“鹿”諧音“祿”，本來是中國畫中最常見的意象和題材之一，歷代名家多有所作。但八大山人既為明皇族後裔，喪國、滅族、亡家之痛自然比一般人深刻得多，加上“受性偏孤”，也不可能像石濤一樣渴望著為新朝所用，在當時的政治高壓下，最好的辦法當然是少說少做，以全身遠禍，這就使得其藝術創作也帶上了濃重的“少”的影子。同時，八大山人也註定是遠離政治遠離“祿”位的，這也是他通常拒絕“鹿”題材入畫的重要原因。
清 八大山人 《柏鹿圖》
不過到了晚年，大約因為迫於生計，八大山人以賣畫為生，因此不得不多以世俗題材如“鹿”入畫，並搭配以松、柏等常綠植物，取長壽多祿之意。因為是賣畫營生，故其構圖多有類似，造型亦頗相近，但又常常於構圖重複、造型近似中能出以新意而別開生面，《柏鹿圖》即是一例。
《柏鹿圖》構圖疏簡，但八大山人花鳥畫的諸種特點卻從中可以窺豹一斑。八大山人的花鳥畫承襲白陽陳淳、青藤徐渭寫意花鳥畫的傳統，發展為闊筆大寫意畫法，創造了一種前所未有的花鳥造型。其特點是通過象徵手法，對所畫的花鳥、魚蟲進行怪異的誇張，以其奇特的形象和簡練的造型，使畫中形象突出，主題鮮明，甚至將動物的眼睛畫成“白眼向人”，以表現自己孤傲不群、憤世嫉俗的性格。畫中鹿唇撇向一側，與一對刻意突出的白眼形成映照，似乎正衝著讀者切切冷笑。
清 八大山人 《松鹿圖》
另外，在怪石和鹿的軀體方面，八大山人又發揚了他一貫的“春秋筆法”。層層嶙峋的怪石突兀斜立，與鹿的身體構成相互支撐。但同時，畫面看起來又似乎是宛如巨獸的怪石正追逐著撲過來，並意欲碾壓這條鹿，而它則早已因瘦弱的四肢不能支撐肥碩的身體而變形。在八大山人的符號系統裡，怪石也許是高壓政治的象徵，或者是窘迫生活的另一種表達，而鹿則頗有自況之意。
《快雪時晴圖》與《聽琴圖》
同樣，關於畫幅中柏樹的處理亦可看出八大山人的用心。在中國傳統繪畫中，除了“天下一人”的宋徽宗趙佶外，似乎沒有人敢在畫幅正中畫一株樹，作“承天”勢。但八大山人既以“八大山人”為號，所謂“八大山人者，四方四隅，皆我為大，而無大於我也”，其自視奇高（或許是刻意為之也未可知）也
就可想而知。因此，他也不怕在畫中透露此等心事，有意將畫中的松柏之類樹木處理成“承天接土”之勢。《快雪時晴》亦復如是。此類心事，以《柏鹿圖》與宋徽宗《聽琴圖》一較，即可揣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