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战国时期，秦国秦孝公施行商鞅变法，使得秦国这个边陲小国逐渐强大。到了秦惠文王时期，秦惠文王攻取巴蜀，更是为秦国的霸业奠定了基础。
正是因为有了秦孝公和秦惠文王这两位国君前期的铺垫，才能使得秦国在秦昭襄王时期国力达到鼎盛。然而，秦昭襄王执政前期，秦国看似强大，实际上却发展迟缓。究其根本，就是因为秦国四贵的存在。
秦国四贵，指的是穰侯魏冉、华阳君芈戎、泾阳君公子芾、高陵君公子悝。这四个人，都算是秦昭襄王的娘家人，也是秦宣太后的亲信。也正因为如此，才使得这四个人的权威日盛，以至于到了后期，已经严重影响到了秦国的发展。
直到范雎入秦，秦昭襄王听从范雎的建议，驱逐四贵，这才使得秦国的发展重新步入了正轨。
驱逐四贵之前，秦国看似蒸蒸日上，实则发展迟缓
众所周知，秦国相比于山东六国，之所以能够将变法进行地更为彻底，除了历代君王的大力支持以外，还有两个重要的原因：
一、秦国的军功爵制：平民贵族无界限，极大地调动了士兵的作战积极性。
西周施行的贵族制度，将平民与贵族之间的界限定的很死，平民就是平民，贵族就是贵族，两者之间泾渭分明，不可逾越。这固然可以起到稳定时局的作用，但是同样的也在打击平民的积极性。
这种规则，在西周这种相对稳定的大环境中，确实没什么问题，但是在战国这种战争频繁的时期，显然就不太适用了。
是以，战国之时，各国都纷纷开始变法，为了调动平民的积极性，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比如齐国就设立了稷下学宫，用以提拔平民之中的有才之士。
然而，山东六国受到西周各种制度的影响太深了，以至于他们无论如何变法，却依旧无法摆脱“贵族平民之间不可逾越”的观念。
而秦国就不同了，春秋时期，秦国被晋国阻碍，始终无法东出。到了战国时期，好不容易等到晋国被瓜分了，魏国却成为了战国初期的霸主，继续阻碍着秦国的东出之路。
是以，秦国虽名义上是周天子册封的诸侯，但实际上却长期远离中原，整日与戎狄为伍，更是因此被山东六国称为“西戎”。
能得爵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一除庶子一人，乃得人兵官之吏。——《商君书·境内》
不过，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秦国改革起来才能丝毫不受西周制度的影响，一下子就废除了贵族和平民之间的界限，制定了军功爵制。
二、秦国的客卿制：只要是人才，我全都要，吸收了不少他国优秀的人才。
客卿制，大家肯定都不陌生。秦国的张仪、范雎、李斯等人，都曾经担任过客卿一职。可以说，客卿制是秦国吸收外来人才的主要手段。
相信大家都听说过一个笑话，那就是“魏国是秦国的人才供给地”。之所以会有这么一个笑话，皆是因为在秦国霸业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许多人，都来自魏国。比如商鞅、张仪、范雎等。
而魏国之所以会将人才拱手让人，并不是因为魏王真的蠢，而是因为魏王觉得不需要。《史记·商君列传》中曾经记载过这么一个事情：公孙痤是魏国的丞相，他在临终前向当时的魏王推荐了商鞅，并且对魏王嘱托道“如果不能任用商鞅，那么就除去他”。俗话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人在临死前的一些话大抵都是出自真心，更何况公孙痤还是魏国的丞相。
然而，就是公孙痤这最后的遗言，魏王却说：“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国听公孙鞅也，岂不悖哉！”
在这件事上，魏王认为不合理不肯采纳的地方并不是指公孙痤举荐一事，而是指公孙痤居然举荐一个非贵族出身的人担当大任，这才是魏王最无法忍受的地方。
事实上，除了秦国，山东六国受到西周宗法制的影响都颇深，朝廷的一些重要职位，基本上都是由贵族担任的。
最为严重的就是楚国。春秋战国之时，楚国采用的乃是“内姓选于亲，外姓选于旧”（《左传·宣公十二年》）的选官制度。也就是说，如果你不是贵族，那么基本上楚国的大官就和你没有关系了。
封君，就是山东六国之中能够获得的最高爵位了。
这也是为什么吴起进入楚国变法以后，提出的第一句话就是楚国“大臣太重”和“封君太众”。而在楚国，大臣和封君基本上是一回事（黄徳馨在《楚国史话》提到）。
军功爵制和客卿制，可以说是秦国区别于山东六国，实现一家独大的重要制度。然而这几项制度，却在秦昭襄王重用四贵以后遭到了破坏。其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四贵的存在破坏了秦国军功爵制的根本
秦国军功爵制区别于传统的世卿世禄制的地方就在于，秦国的爵位是按照军功来分配的，不是按家族。无论你祖上是什么爵位，无论你祖上是不是显赫贵族，这些都和现在的爵位分配无关。想要爵位，想要成为贵族，拿军功说话，也就是所谓的“无功不受禄”。
哪怕是为秦国做出过汗马功劳的商鞅，也不例外。比如在《史记·商君列传》中就曾经记载：商鞅使用计策，击败了魏国，使得魏王害怕，不得不拿河西之地作为筹码与秦国求和。商鞅这才得以
封之於、商十五邑，号为商君。反观秦国四贵，除了魏冉确有军功赫赫以外，其余三人在史书上并无记载有何功绩。事实上，在司马迁的《史记》之中，也确实只有魏冉得以列传，其余三人都只是在《史记·穰侯列传》中提到过寥寥数笔。
可就是这么三个身无寸功的人，权势却能够和魏冉比肩，却被范雎称之为“闻秦之有太后、穰侯、华阳、高陵、泾阳，不闻其有王也（《史记·范雎蔡泽列传》）”，这不是很可笑吗？
因此，秦国四贵的存在，实际上就是秦国制度的倒退，如果秦昭襄王不能及时的驱逐四贵，那么秦国的军功爵制，也早晚会沦为摆设。
二、四贵的专权阻碍了秦国人才的引进
四贵的专权阻碍了秦国人才的引进，并不是无的放矢。
以范雎入秦为例。范雎入秦之前，曾经碰见过魏冉的车架。不得已，范雎只好躲在车中，后面更是跳下车来逃跑，以此躲避魏冉的搜查，理由就是范雎所说的
“吾闻穰侯专秦权，恶内诸侯客，此恐辱我，我宁且匿车中（《史记·范雎蔡泽列传》）”。
魏冉为何如此痛恨各国的说客，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以范雎此前卑微的身份都听说过秦国的范雎讨厌他国的说客，更何况其他人呢？而魏冉的这种行为，无疑会将他国的人才拒之门外。
驱逐四贵之前的秦国，看似风头无二，在各国之中最为强大。但是正如上面所分析到的，四贵的存在，在无形之中破坏着秦国最根本的制度，也是秦国强大的根源，长此以外，秦国还能顺利地统一天下吗？
驱逐四贵以后，秦国才算重新步入正轨
秦昭襄王驱逐四贵以后，主要有两个好处：
一、缓解了秦国的国内压力
秦使穰侯伐魏，斩首四万，走魏将暴鸢，得魏三县。穰侯益封。
明年，又取楚之宛、叶。魏厓谢病免相，以客卿寿烛为相。其明年，烛免，复相厓，乃封魏厓於穰，复益封陶，号曰穰侯。
——《史记·穰侯列传》
魏冉在秦国掌权期间，有过很多的封地。这些封地大多都是从别的国家那里攻打下来的，然后被秦昭襄王赐予魏冉的。
这本来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战国时期，各国诸侯为了调动一些贵族的积极性，通常都会将一些边境得来的土地分封给功臣，以此鼓励其再立战功。
在魏冉的这么多封地中，其中就一个叫陶邑的地方，不要小瞧这个地方。陶邑本来是宋国的地方，是当时战国商业的中心，十分繁华。后来，宋国被齐、楚、魏三国消灭，陶邑又落入了齐国手中。
随后，齐王骄横，引得五国伐齐，秦国趁机夺得了陶邑，并被赐给了魏冉。
也正是因为陶邑这个地方十分富有，因此，魏冉为了扩大自己的封地，居然要跨越魏国的土地，大举发兵，攻打齐国。《史记·穰侯列传》中记载为：“昭王三十六年，相国穰侯言客卿灶，欲伐齐取刚、寿，以广其陶邑。”
跨越别国去攻打不相邻的土地，此前也有一个例子，那就是魏文侯攻灭中山国。中山国和魏国并不相邻，想要彻底消灭这个国家，并且维持其内部的稳定，所需要的兵力，远比攻打与本国相邻的土地多得多。
毫不意外的，魏文侯虽然凭借着强大的国力攻灭了中山国，但是中山国很快就复国了。也就是说，魏文侯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最后啥也没捞着。
魏冉这里更绝，本来维持陶邑的稳定就要很多的军队和物资，他倒好，还想跨越别国的领土继续攻打齐国，来增加自己陶邑的范围。
这不得不说，魏冉的行为就只是在无故消耗秦国的资源罢了。事实也的确如此，陶邑这个地方在秦国和赵国邯郸之战的时候，就被魏国夺走了。
魏冉尚且如此，其余四贵也未必不会这么做。因此，秦昭襄王驱逐四贵，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秦国国内的压力。
二、拨乱反正，使秦国重新走上统一天下的正轨
范雎入秦以后，提出了一个对秦国影响巨大的策略：远交近攻。远交近攻的意思就是：交好与秦国领土不相邻的国家，因为没有利益冲突，此为远交；攻打与自己领土相近的国家，因为这是秦国统一的必要步骤，此为近攻。
这个决策和魏冉越过别国领土攻打远处国家的远攻之策可谓是恰恰相反。因此，秦国想要施行“远交近攻”之策，就必须驱逐四贵。
而秦昭襄王驱逐四贵以后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秦国有了自己的外交政策，不再是盲目外交。从之前秦昭襄王扣押楚怀王，擅自称帝的行为来看，秦国在外交政策方面还是相当缺乏的。
其次，秦国化主动为被动，以更有效的方式破坏了山东六国的合纵。也许在这里，有人会问了，之前的连横之策难道不算是秦国的外交政策，不算是秦国破坏合纵的策略了吗？
连横之策，确实算，但是却跟不上如今的时代了。合纵连横之策产生于秦惠文王时期，秦惠文王时期，秦国虽然强大，但不是一家独大。而且连横之策，横的也是对自己有敌意的国家，不分远近，比如当时的楚国就被秦国连横过。
因此，这一时期秦国的首要任务已经很明确了，那就是发展，这才有了秦灭巴蜀之地。
而秦昭襄王时期，秦国已经是当时唯一的超级大国，拥有了统一天下的实力，不再需要发展了。因此连横之策也已经不再适用了，取而代之的是改进以后的远交近攻之策。
结束语
驱逐四贵的建议，可以说是范雎的重要谏言之一，亦是秦昭襄王做的最正确决定之一。否则，长此以往，秦国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完善制度，就可能毁在四贵手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