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开始步入近代社会，自此时起，这个暮气沉沉的垂暮老人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内忧外患祸不单行。此时，正应抓住时机，进行现代化改革。
可是，内有自然经济、君主专制以及儒家文化的重重阻隔，外有英国暂时的战略重心转移，故未能应时而动。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被西方列强逼到穷途末路了，中国才开始了自己的漫漫转型路，洋务运动则被作为了这次转型路上现代化的起点。
洋务运动，是中国封建王朝一场穷途末路下的自救改革运动，发生于19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90年代。最后，虽然还是以失败告终，但为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的转型奠定了基础，被称作中国现代化的起点。
这场运动，站在现代化的起点，并非中国主动而为，而是在西方的有力撞击下发生的被动转型，故此这第一步就迈得异常的举步维艰。各阶层均在这第一步上使出了力量，然而利益不同，角色也就不同，且看其间谁主沉浮。
一、统治者阶层：一后掌朝政，重在一己之私
洋务运动时期，虽然相继有同治帝和光绪帝两任皇帝即位，但实际掌握朝政大权的是慈禧太后，故后世常称这一时期为"一后独主天下"。同治帝（1856—1874），5岁登基时伴有八位辅政大臣，后，慈禧与肃顺、端华等辅政大臣产生利益冲突，故联合奕等发动辛酉政变，开始垂帘听政。同治帝也不是个能有所作为的皇帝，读书时不乐攻苦、亲政时不务正业，这也更加突出了慈禧在朝政上的作用。
光绪帝（1871-1908）在1875年即位时，也不过是个冲龄幼童，直到1889年才得亲政。亲政期间，虽然有志改革，但怎奈慈禧强有力的掣肘，最后救国无望，落得被囚禁的下场。
那么，在洋务运动时期，统治者阶层的应对，即是指慈禧的行为与态度。这一时期，慈禧的应对更着重一己之私，"国与家"不分，游走于"洋务派"与"顽固派"之间。她一方面为了解决内忧外患的之困，巩固统治，决定开办一些新式工业，训练海军和陆军，以加强政权实力。另一方面，她又担心洋务派的势力大涨后会威胁她的统治，削弱她的集权政治，也暗中推动"顽固派"与"洋务派"的对抗，试图利用"顽固派"对"洋务派"的牵制，加强深宫集权。 虽说，慈禧只是为一己之私，但也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洋务运动"求富"与"自强"方针的落实。
2、 官僚阶层："洋务派"与顽固派的对抗与牵制
洋务运动时期官僚阶层主要分为"洋务派"与"顽固派"。 清朝中央的代表奕訢、文祥等人以及地方督抚的代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都是"洋务派"的核心人物，他们皆积极开办洋务，力求自救改革。而处处对洋务派进行牵制，极力阻碍洋务运动的就是顽固派，其间代表人物有倭仁、宋晋、刘锡鸿、李鸿藻等人。
洋务派与顽固派泾渭分明，洋务派深受经世致用思想影响，主张"外须和戎"、"内须变法"，通过学习西方，以"靖内寇"、"御外侮"、求自强。务实和强烈的忧患意识是其思想的两大特点，他们提出一系列思想主张并积极开办洋务。在这一时期，他们提出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变局观、"中体西用"论、"自强与求富"论以及"工商立国"论。
在开展洋务方面，洋务派60年代以"练兵"、"制器"为主，创办江南制造总局、天津机器局等军工企业并西法练兵、筹建海军，设立译书局、学堂等传播西方文化、带动近代新兴教育事业，培养了大批技术、管理和外交人才。70年代及以后则以"求富"活动为主，为了填补军工企业的亏空，为军工企业提供原料、燃料和运输，开设官办和官督商办的民办企业，主要集中在轮船运输、矿冶、铁路、电报和纺织等部门， 还积极进行兴办学堂、派遣留学和翻译西书等文化教育活动。
即便是穷途末路的时刻，顽固派仍旧沉溺在天朝上国的浮想中，不承认自己的落后，认为一切都是世道人心变坏的结果。他们坚持主张"天不变，道亦不变"，"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等观点，组织士大夫阶层极力阻碍洋务运动的开展。
如同治五年，恭亲王欲在同文馆添设科学馆，却遭来倭人大声疾呼的反对："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求之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无论夷人狡诈,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诚教,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士,古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而士大夫也就听了他的话，不去投考同文馆科学班了。此种例子不胜枚举。
官僚阶层中的洋务派再怎么努力革新，也未脱离封建王朝这个窠臼，在多方阻碍下，不彻底的改革终究还是以失败告终了。
3、 知识分子阶层：远见卓识齐献力
洋务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大多被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在中央和地方握有一定权力的官僚士大夫、第二类是社会上一批自学科技知识的文人士子、第三类是一批中下层官僚士大夫或普通知识分子 、第四类是新式学堂以及通过派遣留学生培养的新型知识分子。这四类知识分子在洋务运动时期有着不同应对，但随着洋务运动的不断发展，知识分子之间也有一个转化的过程。
官僚士大夫这一类知识分子与上文提到的洋务派的核心领导层几乎重合，他们具有封建官僚和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他们对西方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化有较多的接触，是洋务运动的竿路开山者与旗手。
社会上一批自学科技知识的文人士子，构成了初期洋务运动科技工作的骨干。如1862年，两江总督曾国藩以"深明器数、博涉多通"奏举徐寿、华葡芳，将他们邀至安庆内军械所主持技术工作。他们也不负众望，先后研制成功了中国第一台蒸汽机和第一艘轮船"黄鹊号"。此外，他们除了参与轮船、枪炮等发明创造外，又从事著述和翻译。又如，华蓄芳顶着外国人的讥笑，先后成功地自制了锻水和氢气球，填补了我国在这方面的空白。
中下层官僚士大夫或普通知识分子，大多是洋务大吏的幕客或友人，洋务官僚倡导于朝，他们则播迁于野，在推动洋务运动发展方面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以冯桂芬、容阂、王韬、薛福成、黎庶昌等人为代表。当时，知识分子"人人有自强之心，亦人人为自强之言"。其中部分知识人开始向新型知识分子转型，他们倡导立国之本在工商，崇尚西方科学；反对闭关锁国，强调平等交往，甚至跨出国门，以开拓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
新型知识分子，则主要指学习了西学的先进知识分子，他们逐渐由洋务运动的鼓吹者发展成为洋务运动的批评者。他们认为洋务运动学习西方是"仅袭皮毛"，并抨击官办、官督商办企业的弊端，指出官办不如民办，并陈述了改革的办法。虽然这些言论大部分实属诤言，但在当时仍旧不为大多数人认可，甚至惨遭谩骂。不过，他们仍旧为日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以及辛亥革命等改革道路铺了路。
4、 下层民众：民智未开，依然守旧
在洋务运动时期，民众依旧尚未启智，不甚开通，并未对中国现代化起任何推动作用，此时的改革依旧只是少数人的觉知。即便期间百姓发动了很多小型起义，但也并非是由于国家大义、民族危亡的家国情怀，而只是在国内外双重压迫下的无可奈何与歇斯底里。
马克思曾说过:"当旧制度本身还相信而且也应当相信自己的合理性的时候，它的历史是悲剧性的，当旧制度作为现存的世界制度同新生的世界进行斗争的时候，旧制度犯的就不是个人的谬误，而是世界性的历史谬误。因而旧制度的灭亡也是悲剧性的"。可见，本质上具有封建属性的洋务运动，决定了它自开始就存在着的致命弱点，最终也只能做到除旧而未能布新这一步。
洋务运动的失败悲剧，是近代尺度下的时代悲剧。政治体制的桎梏、社会结构的僵化，都使得这些先知们无法力挽狂澜，摆脱民族厄运 。
前车已覆，其间众生相，我们哀之 ，亦要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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