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70年代，美國“新清史”領軍人物之一歐立德（1968-）的日本老師岡田英弘（1931-2017）就致力於接續二戰期間日本史學家的抱負重構世界史，其長達20年的史學建構在《世界史的誕生：蒙古帝國的文明意義》（1992）中得到完整表述。
2010年，年屆八旬的岡田英弘出版了《從蒙古到大清》，副標題“遊牧帝國的崛起與承續”明確刻畫了從“新蒙元史”到“新清史”的史學路線。在岡田看來，重構東亞史的關鍵在於清除漢文明中心史觀，建立“非漢中心史觀”，即以蒙古帝國—大清帝國—日本帝國為主軸的東亞史觀。
岡田英弘的史學抱負並不算新，皇軍執政時期的日本史學界就有這樣的抱負。1930年代，日本入侵中國的軍事行動激發日本漢學家要擺脫西洋人的世界史觀念和框架，從東亞的地緣政治出發來重構世界史，因此可以稱為“皇軍東亞史觀”。
宮崎市定（1901-1995）是這種世界史觀的主要表述者之一，在他眼裡，日本帝國與西方的交手堪比13世紀的蒙古帝國與西方的衝突，皇軍的歷史雖敗猶榮。他在戰後（1958）修改補充的《世界史序說》中說，戰時的日本“過分急於追求表面的繁榮，缺乏內省，忘掉了應負領導東亞民眾的義務，反而做出了壓迫東亞民眾的蠢事”。儘管如此，“好也罷壞也罷，應該做的事情大體上都做了。”
1937年，日本軍部曾組織日本東方文化研究所東京分部和京都分部的史學家們編寫過一部《異民族統治中國史》（1944年出版，24萬字，原稿100多萬字），為日本吞併中國尋找歷史經驗。對比一下我們就不難看到，岡田英弘的新世界史絕非什麼方法論上的“新”（所謂疑古的批判精神與世界史的比較視野），而是政治論上的復“舊”，讓皇軍東亞史觀換了“新世界史”這件新衣。我們若以為這僅僅是所謂“史學方法”上的“新”，跟著“重新講述”蒙元史或清史，這僅僅表明我們自己對史學太過缺乏政治意識。
晚近幾年來，宮崎市定幾乎在一夜之間成了最走紅的中國史通俗作家，其著中譯本坊間已多達近20種，某些品種甚至有兩個譯本，堪稱怪事一樁。畢竟，宮崎是當年日本軍部主持編寫《異民族統治中國史》時的主要寫手之一。在此之前，為了提高侵華日軍的政治覺悟，宮崎曾寫過著名的政治史論《東洋樸素主義的民族和文明主義的社會》（1940）。這部小冊子既是宮崎的處女作，也算得上是皇軍東亞史學的開山之作。1960年代，我國史學界曾將這部書作為反面教材譯成中文，供業內人士看清政治敵人的面目，如今則有了全新的譯本，併成為教育中國人的新穎史學教本，豈非咄咄怪事。
我們若以為宮崎在戰後改掉了其史學寫作的皇軍習氣，那就大錯特錯。1942年，皇軍統治下的日本文部省為宣傳“大東亞共榮圈”施行歷史教育，曾組織漢學家編寫《大東亞史概說》，宮崎是主要寫手之一。他在戰後回憶說：
"按文部省的意圖編的大東亞史，就是所謂大東亞共榮圈的歷史，因而它的範圍包括印度以東，也就是亞洲大陸的東半部，而把日本放在像扇子軸的中心位置上，期望寫成皇國文化的光芒向西普照那樣的歷史。
在日本戰敗後的今天，人們總是喜好把戰爭說成一切的一切都是日本不對；但是，至少把亞洲歸還給亞洲人這一口號沒有錯。而把這樣十分明顯的道理，理解成為十分明顯的事實，確是這次戰爭以後的事。"
1947年，宮崎出版了《亞細亞史概說正篇》，原封不動地採用了《大東亞史概說》中他所承擔撰寫的部分，而這部文部省歷史教科書因日本戰敗已經擱淺。
宮崎在皇軍中服役“前後兩年多”（曾駐紮上海），後遊學美國和歐洲。1938年，他從法國遊學回國時，日軍已經奪取南京正向武漢進逼。正是在這樣的歷史時刻，宮崎滿懷豪情地寫下了《東洋樸素主義的民族和文明主義的社會》，其主旋律唱的是：中國“文明”本質上病弱兮兮，總需要周邊具有旺盛的“樸素”生命力的民族更換血液。無巧不成書，就在同一年，我國第一代世界史學家雷海宗（1902-1962）出版了《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1940年)。
1958年，宮崎在為其論文集《亞細亞史研究》第一卷所寫的序言中回憶說：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他很快意識到，“日本如果打敗了可就糟了，所以但能增強一分作戰力量，任何事情我都願意做。”日本戰敗後，宮崎始終“自信”“以前的各種見解大體上沒有錯誤”，公然宣稱他的東洋史觀一以貫之。
戰爭期間，宮崎還發表過讓日本人覺得膾炙人口的史學隨筆《日出之國與日沒之處》（1943）。宮崎晚年（1975）重刊此書時寫到：
"今天再次閱讀，不可否認，在我的撰述意圖中確實有些“發揚皇威”的意思在裡面，措辭上也顯得有些過時，今天看來簡直毫無辦法。然而對我來說，那種動不動就通過揭露自己國家的劣根性來表示進步的現代風潮，反而令人覺得不適。"
我們的某些史學家如今把這部隨筆集推薦給中國人當休閒史學讀物，僅僅讓人覺得可笑？宮崎身為日本人以“皇軍史學家”的身份為日本軍部貢獻“作戰力量”並非不可理解，但如今中國的史學家把他捧為中國史教育的祭酒則令人匪夷所思。尤為荒唐的是：對自由主義頭腦的中國史學家來說，揭露自己國家的劣根性是思想進步。難道我們不應該說，當今中國的某些史學家的倫理品性低劣至極，卻自以為學問先進？
宮崎晚年（1974）還重刊了《東洋樸素主義的民族和文明主義的社會》。他在重版序中說，自己早年的這部處女作“提出的許多問題，迄今為止幾乎沒有得到過學術界的認真討論，很多觀點就此被束之高閣，因此，今天看來，此書並非完全是無用之物”（《雜纂》，前揭，頁2）。宮崎若在冥府中得知，我國的某些個著名博導史學家眼下正積極旁衍發皇他“提出的許多問題”，他那張陰臉一定會欣喜不已。
宮崎並非扒疏史料的實證史學家，而是致力於施行政治教育的通俗史論作家，他在戰後發表的一系列作品與日本右翼勢力在美國扶持下的興起相呼應。1960年，宮崎市定在《東亞史論》上發表過一篇題為“馮道與汪兆銘”史學隨筆，借五代時期的宰相馮道（882 - 954）為汪精衛正名，可以為證。
馮道在五代亂世曾先後為十位皇帝當過宰相，歐陽修罵他“不知廉恥”，司馬光斥為“奸臣之尤”。馮道是否應該得到當今中國史學的重新評價是一回事，宮崎借馮道“正名”替汪精衛“正名”是另一回事。公元十世紀時，整個世界還處於所謂“國際無政府狀態”，十九世紀以降則已經已經進入所謂“國際體系”時代，國際關係法則豈可同日而語！
宮崎的文章這樣起筆：歷史上有些人會“被認為是‘古來無節操’、不知羞恥之流的代表。但事實真的那麼簡單嗎？”說過馮道的歷史故事之後，宮崎筆鋒一轉：
"日本軍隊攻入中國，國民軍一敗塗地，帶著中國人一起逃跑本身就是不可能的事。而當中國人民無可奈何地淪入日本人的統治時，又有誰能夠多少為他們爭取一些權利呢？這時，能夠像馮道那樣去請求日本解救“佛陀再世都無法解救”的人民的人，必須是既獲得中國人的信任，又在日本人面前吃得開的人。尋遍中國，這樣的人除了汪兆銘別無他者。"
宮崎的說法讓筆者不禁想起鈕先銘（1912-1996）將軍的《佛門避難記》。如果宮崎重“事實”或“史實”，那他應該讀過這本基於親身經歷記敘的史料（1940年代就已經刊佈）：日本軍隊奪取南京時，國民軍如何一敗塗地，“帶著中國人一起逃跑”如何不可能，以及“佛陀再世”又如何也不可能解救人民。
鈕先銘將軍的親身經歷尤其讓我們看到，宮崎所謂的“樸素”的日本生命力究竟是怎麼回事。如今，我們的史學界中竟然有人說，宮崎看重歷史上的“樸素主義”因素十分“可貴”，真讓人覺得莫名其妙。
宮崎緊接著還有更為無恥的說法——他顯得替歷史人物主持歷史公道地說：
"儘管如此，日本戰敗後，蔣介石的做法卻不近人情。表面宣稱對日本的罪惡既往不咎，其實卻是窮追猛打，對曾經作為南京政府協作者的迫害更是令人髮指，這就等於自己丟棄了作為戰勝者的榮光。在中共成功的背後不可忽視的是，曾經參與過汪兆銘政權的人員的逃亡和覆滅，正加速了國民政府統治的覆滅。結果是，成功後的中共政權，對國民黨自由思想的抬頭抱著強烈的警戒心，且一直持續到了現在。"
在這樣說之前，宮崎說，“現在的中共”和臺灣的國民黨都把汪兆銘“當作漢奸來對待，同時他也被日本人忘卻了。但是從他的境遇來看，又有什麼人有權去唾棄他呢？”我們難道不應該指著宮崎那張看似溫文爾雅的臉問：有權唾棄汪兆銘的人還少嗎？張自忠（1891 - 1940）將軍沒有權唾棄他？攝影藝術家沙飛（1919 - 1950）沒有權唾棄他？
刺殺汪偽政權特務頭目的鄭蘋如女士（1914 - 1940）被汪精衛下令槍決時年僅26歲，她在刑前對槍手說的最後一句話是“不要打我的臉，我的臉很乾淨！”鄭蘋如的這句話打了汪精衛的臉，如今我們的某些史學家卻跟著宮崎為汪精衛長臉，據說因為他善寫詩詞，無異於與宮崎一起打鄭蘋如的臉。
宮崎的說法應該讓我們長見識：這位史學家的所謂史學“客觀性”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民族情感並非就沒有正邪之辨，宮崎“有權”為自己的民族承擔義務，但他也“有權”為邪惡政治鳴冤叫屈？
在“中國崛起”的今天，我們的某些史學界人士的腦筋究竟怎麼啦，竟然讓人如此噁心！幾年前，曾有幾個中國的小癟三穿著皇軍制服偷偷在上海四行倉庫大樓門前拍照留影，沒準就是我們的某些史學家教出來的。
在筆者看來，問題也許出在我們自己對世界歷史缺乏應有的認識：經濟觀式的世界史觀已經無法應對新的政治現實催生出來的史學問題。無論是內藤湖南還是宮崎市定、岡田英弘抑或杉山正明，他們的史學論著讓中國學界不明就裡的人覺得耳目一新，不外乎因為他們無不具有所謂“世界史的比較視野”。據宮崎說，古希臘的史書作家（希羅多德、修昔底德、珀律比俄斯）無不是“把過去作為現在的襯托而加以利用”，“把現在逐漸延伸到古代的過去”。我們的史學家自己沒有認真研讀過古希臘史書，不可能知道宮崎的如此說法完全是胡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