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提出“新基建”？“新基建”新在哪里？
王健教授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务研究中心主任，APEC跨境电子商务创新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关于最近提出的“新基建”，即数字新基建建设，引起了社会各界的热烈讨论。我觉得至少从政府层面提出这个问题，而且做进一步的探讨，并希望推出一些政策举措推进数字新基建建设，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情。毕竟中国数字化和电子商务发展已经经历了20年时间。虽然20年的时间对人类社会发展、技术进步和创新应用是一个很短的时间，但是互联网及其信息技术应用相比人类社会历史上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其全社会的普及速度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如今整个社会生活，以及经济发展模式都到了全面转型的时期。所以，从未来发展的角度看，加快搭建基于未来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发展的基础设施就成为非常重要的政策导向。
实际上这次疫情虽然给我们的经济带来了暂时的挑战，但是全社会基本认同的是，这次疫情反而倒逼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加快了中国经济数字化的步伐。“新基建”显然是基于5G、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而演化出来的基础设施建设。因此，我们也可以称之为“数字新基建”。这恰恰也就是“新基建”新的地方。
由此，我们认为，“数字新基建”的建设应该与传统基础设施的建设不同，不能用传统的思维去搞新的数字经济建设。数字新基建不是一个简单的硬件设备或硬件设施的采购投入，也不是一个物理硬件的组合，它涉及到硬件，也涉及到软件，甚至还涉及到现代信息技术服务。任何环节的不协调，或者不能匹配，都可能严重影响到新基建的建设以及其效果的发挥。我个人觉得“数字新基建”的建设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数字新基建的建设的确涉及到网络的基础设施建设。最突出的就是互联网的5G带宽建设，以及支撑数字化社会的大数据、云存储的各种基础设施。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确实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长期的投资回报，而且硬件设施，以及技术方案等等还很容易落后，过时和淘汰。因此，短时间内大量过度的新基建投资，很可能产生投资的浪费。因此，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就非常重要。需要我们减少盲目投资，要把基础设施建设投到关键环节，解决基础设施的难点和痛点。实践证明，随着数字化深入发展，我们的很多资金逐步更多的投入到软件和服务上。
第二，数字新基建更应该强调信息技术应用和网络的整合效应。我们目前在数字经济领域已经建立起来了很多数字基础设施的平台和应用。这包括各地最近几年兴起的大数据服务中心，云服务中心和众多的公共服务平台。这方面的投资不少，但效果并不突出。这需要有效整合，让现有的基础设施发挥极大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升级改造现有的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化基础设施作用的发挥要依靠不同部门不同领域的相互协调，而我们在部门和领域之间还存在着很多数据流动的阻塞点，往往不同部门之间都是相互格割据。因此，数字新基础设施建设就是要消除这种相互割据的局面。
第三，数字新基础设施应该具有普惠效应。既然是基础设施，他就应该是一个数字经济的底层的技术构架支撑，这个底层构架支撑应该能够让更多的企业，甚至个人能够优惠方便地获得相关的服务，并能够据此获得发展。因此在数字基础设施的服务提供，以及价格方面应该有所控制和协调。要让这个基础设施都能够惠及全社会。由于数字基础设施部分具有数据资产性质，其投资巨大，但成本固定，边际收益递增的特点，当然这也会引发新模式新业态，因此定价机制也与传统基础设施有很大不同，可以产生普惠效应。
第四，发挥数字新基础设施的生态效应。中国的数字化和电子商务发展过程当中，面对个别企业或者是面对消费者层面的信息技术和网络应用已经很成熟。例如在B2C电子商务方面，中国已经发展到了引领世界的前列。但是B2B电子商务以及产业互联网的电子商务应用仍然还很落后。原因就是我们在新数字基础设施服务体系当中软环境的关键环节并没有能够跟上时代的步伐。这包括结算方式，税务制度以及会计记账系统的彼此衔接；还包括企业的管理制度、行为习惯、经营观念等更重要的人文环境因素；甚至还包括行业和国家层面的数字经济规则和法律等。这些基础底层的环境因素实际上都是我们企业数字化生存发展的生态体系中的短板。希望数字新基础设施的建设能够弥补上数字生态体系当中的短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