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更正一下，昨天的文章里，郭某某的作案时间有误，应该是3月14日，不是3月28日。
昨天夸下海口，想着说说郭某某减刑那点儿事。今天咨询了一下真正长期从事减刑工作的老同志，嗯，不是那么简单。
法律变化大，法律解释改了三次，不同时期还有不同的细则，不同省市的细则也有差异。
当然，这并不是说各地执行法律不统一，毕竟中国地大物博，区域差异比较大，每个地方在细节掌握方面不可能完全一样。
就像盗窃罪，不同地方的入刑起点不一样。你在深圳偷两千，可能就是拘留几天，但是在甘肃或者青海等西部省份，你偷五百都得进监狱（数额只是举例，并非现行标准）。
都说水深则缓，贵人语迟，我就是太肤浅，知道点啥恐怕别人不知道我知道，赶紧往外倒，结果往往我知道的那点儿不过皮毛。
昨天已经说了下回分解，自己选的路，跪着也得走完。
斗胆说两句，不对的地方，前辈可以在留言区里指正，在此先行谢过。
- 2005年2月24日，北京二中院一审判决郭某某无期徒刑，郭某某未上诉，检察院未抗诉，裁定生效后，15天内，应该送到监狱服刑。
- 2007年6月25日，从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19年（距入监2年4个月）
- 2008年9月20日，减刑10个月（距上次减刑1年2个月零5天）
- 2009年11月20日，减刑10个月（距上次减刑1年2个月）
- 2011年1月20日，减刑11个月（距上次减刑1年2个月）
- 2012年3月20日，减刑11个月（距上次减刑1年2个月）
- 2013年4月26日，减刑11个月（距上次减刑1年1个月零6天）
- 2014年7月17日，减刑1年（距上次减刑1年2个月零21天）
- 2015年10月29日，减刑1年（距上次减刑1年3个月零12天）
- 2018年11月22日，减刑6个月（距上次减刑3年1个月零7天）
- 2019年7月24日，郭某某刑满释放。
2012年7月1日之前，有效的司法解释是1997年11月8日施行的法释[1997]6号《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根据[1997]法释6号文件第六条，无期徒刑罪犯在执行期间，如果确有悔改表现，或者有立功表现的，服刑两年以后，可以减刑。减刑幅度为：确有悔改表现的，或者有立功表现的，一般可以减为十八年以上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对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为十三年以上十八年以下有期徒刑。
该文第一条对“确有悔改表现”进行了解释，要同时具备四个方面情形：
- 认罪服法；
- 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
- 积极参加政治、文化、技术学习；
- 积极参加劳动，完成生产任务。
应该说，这四个方面是对“确有悔改表现”的量化指标，后面的文件对着四个指标略有改动，总体说法一样。
必须说明，“悔改”与“悔改表现”不是一回事，“悔改”是个很主观的概念，无从触摸、衡量，只能用“悔改表现”这一客观概念，作为替代指标。
符合了“悔改表现”四条标准，并不能当然证明这个人真正悔改。人是很复杂的动物，完全可能为了权益之计，作出一些假象，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总之，根据这些条文，2007年6月，郭犯从无期徒刑减为19年有期徒刑，符合规定。
最高法[1997]法释6号文件第二条，对有期徒刑罪犯（含由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的罪犯）减刑幅度进行了规定；第三条，对两次减刑之间的间隔时间进行了规定。
通常情况下，罪犯确有悔改表现，一次减刑不超过一年；两次减刑之间一般应当间隔一年。
重大立功等情况，减刑间隔时间可以缩短，一次减刑时间可以达到两年，甚至三年。
郭某某不存在特殊情况，完全是通常情况下减刑，无论是减刑幅度，还是减刑间隔，都符合规定。
2013年至2015年的三次减刑，虽然适用2012年7月1日施行的法释2号文件，但具体到郭某某的个案情况，与1997年的减刑规定并无差别，所以不再赘述。从减刑幅度和减刑间隔上，也是符合规定的。
最后一次减刑，也就是2018年的减刑比较特殊，适用的是2017年1月1日施行的法释[2016]23号规定。
这个规定，大幅度减少了一次减刑幅度，通常情况下，一次减刑不超过九个月，如果因罚金、民事赔偿没有履行，或者是累犯、暴力犯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等情况，还要再减扣减刑幅度，实际操作中，真正能减九个月的，不多。所以郭某某减6个月，也是通常情况。
对两次减刑之间的间隔时间，也做了更严格的规定。被判处不满十年有期徒刑的罪犯，两次减刑间隔时间不少于一年；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犯，两次减刑间隔时间不少于一年六个月；被判处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后，再减刑，两次减刑间隔不少于两年。
也就是说，2017年10月29日之后，郭某某才具备再次减刑资格，实际上，郭犯2018年11月22日减刑6个月，无论从减刑幅度，还是减刑间隔，都符合规定。
至于说为什么没在2017年减刑，而是拖到了2018年，这里面可能有监区在管理上的考虑。
无论是2017年减刑，还是2018年减刑，郭犯只能减6个月，他的释放时间是不变的，都是2019年7月24日。
假如2017年呈报减刑，裁定下来后，郭犯还剩不到两年刑期，不具备再次减刑资格，也就是说，后面，郭犯是干等释放。这种情况下，没了减刑这一激励手段，不利于监区对郭犯的管理。
所以，在实际操作中，监区会掌握呈报节奏，避免给罪犯留个“大尾巴”。
虽然郭犯2017年就符合减刑条件，但是等到2018年才给他呈报，基本上，减刑裁定下来了，这个人也快释放了。
因为不影响罪犯实体权益，所以，罪犯也认可这种做法。
《刑法》第78条第二款，减刑以后实际执行的刑期不能少于下列期限：
- 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的，不能少于原判刑期的二分之一；
- 判处无期徒刑的，不能少于十三年；
- ……
郭犯2005年3月交付执行，2019年7月释放，实际执行14年多，符合规定。
至此，郭犯从入狱服刑，减刑九次，到释放，大概过程分析完了。
这只是粗线条的分析，要更详细，需要对照北京市的相关规定。
普通人不会了解监狱的减刑制度，看到十几年减刑九次，感觉刺眼，也是正常。
理性的分析完，我认为，至少在减刑幅度和减刑间隔这两个关键要素上，没有违规。
所以，我的观点是：
我无法证明郭某某的减刑有无猫腻，但是，通过对照法条，我个人认为，这九次减刑，不需要玩猫腻就能做到。
当然，程序合规不代表实质合规，最终，还得以官方调查结果为准。
罪犯在服刑期间，参加劳动改造，并进行计分考核，积分达到某个数值，就能折算一个奖励，每一个奖励对应几个月的减刑幅度。
怎么计分，怎样折算，之前各省市是有差别的。2017年之后，在国家层面做了统一。
之前，我有过质疑，郭犯减刑的节奏太紧凑了，几乎没有耽误，把制度利用到了极限，怀疑这里面存在权力寻租。
和老同志讨论后发现，多数表现正常的罪犯，也能做到。踏实劳动，不违规违纪，一年时间基本上能争取到差不多一年的减刑幅度，去掉办案期间，十四、五个月减十个月，正常。更别说郭犯是个大学生，有文化，可能还是个组长之类的罪犯骨干，他们获得奖励的机会更多
前文说过，最了解罪犯改造情况的，是监狱警察。但是，解释减刑制度的，是法院，作出减刑决定的，也是法院。
法院其实并不了解监狱怎样运行，监狱也没有权力制定或者解释规则，制定规则和执行规则，两个层面是脱节的。
前文也说过，能够量化的，只有外在表现。减刑只是对“罪犯的悔改表现”进行奖励，却永远无法针对“罪犯内心真诚悔改”作出回应，人的内心活动是无法触摸和量化的。
罪犯完全可能把真我隐藏，表露出“确有悔改表现”，从而骗取减刑。所以说，在监狱表现好，并不等于回到社会上还能表现好。
那么，监狱是否能够压制罪犯减刑，好像也不能。虽然法律条文规定，通常情况下，是“可以”而不是“应当”减刑，“可以”是裁量权的概念。但罪犯具备形式要件了，没有理由不给他呈报减刑。
（老同志说，以前还搞过阳光工程：一个罪犯三、五年没有减刑，监区要写出书面材料，说明为什么不给人家减刑，理由不充分，还要尽快安排给人家减刑，我去！）
直接管理罪犯的警察也不敢说：我认为这个人还没有改造好，不能呈报减刑。因为当罪犯“确有悔改表现”后，“没有改造好”无法证伪。
监狱永远无法保证释放的罪犯真正改过自新。减刑，仅仅说明罪犯“确有悔改表现”，无法证明罪犯“真正悔改”。
对刑释人员的危险性评估很有必要，但是又有伦理风险，这有给人贴标签之嫌。
不能因为刑释人员再犯罪，就否定监狱工作。监狱，是刑罚执行机关，惩罚是第一位的，教育人、造成人，这个命题有点大，爹妈都教不好的，指望监狱把他变成活雷锋——臣妾做不到啊。
再说了，多少干部，受组织培养教育一辈子，不照样人前当人，人后当鬼吗。你看那些忏悔书，开篇总是：我是农民的儿子，受组织教育培养许多年……没有教育培养好，也没见追究过谁的责任。
为什么刑释人员再犯罪，监狱就倍受指责呢？
当然，通过刑罚这种“恶”，让罪犯产生恐惧，进而因为恐惧不敢再违法，从而至少成为表面上的守法公民，这倒是有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