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隍廟是最中國化的廟宇。一般來說一個廟宇祭祀的神靈都是明確的，如文廟是祭祀孔子，關廟祭祀關公，但是城隍廟卻非常有趣，雖然都是城隍，但具體到每一個城隍廟的城隍卻又不是同一人，是典型的由人及神的祭祀文化。雖然也有不同地方共祭一位城隍的，例如全國許多地方都以紀信為城隍來祭祀，但更多的卻是以對當地城市建設或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做出過重大貢獻的當地成功士作為城隍來祭祀。
韓城城隍廟祭祀的城隍是誰？比較普遍的說法是明末薛國觀。高增嶽老師發表於《韓城博苑》第十一期的“傳薛國觀是韓城城隍神考釋”中持這一觀點：“薛國觀，字家相，一名賓延。明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中進士，在朝中為相國。崇禎十三年上奏朝廷將韓城縣土城砌為磚城，十四年八月初八日卒。韓城人為了紀念他的功績，於崇禎十五年八月初三日鑄造城隍銅像及香鼎。應該說韓城人將薛國觀奉為城隍神是有道理的。”這一觀點是韓城主流觀點，官方宣傳及城隍廟講解皆如此表述，民間大部分人也持這一觀點。除此之外，韓城城隍是誰還有不同的說法，例如有的說是紀信，也有的說韓城其實是兩城隍、三城隍，除薛國觀外，還有說是張士佩和張廷樞，銅像只有一尊，城隍卻兩個或三個，這種說法雖然看起來自相矛盾，但其實也說明城隍神是不確定的。在同一期《韓城博苑》中，薛寶豐老師對韓城城隍是薛國觀提出了疑問，原因一是說薛國觀是城隍沒有歷史文獻根據。二是薛國觀於崇禎十四年八月初八被崇禎帝賜死，崇禎十五年八月初三日韓城城隍銅像鑄成，剛好一年時間，看來這尊像就是薛國觀莫屬。但是一個被當朝皇帝剛賜死僅一年的高官，韓城人敢這樣明目張膽與皇帝對抗？還有其他的資料以及城隍廟碑石記載都沒有明確。
我以為，奉薛國觀為韓城城隍，挺好的。
魯迅說過，世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
某人也說，薛國觀本不是韓城城隍，敬的人多了，就成了城隍。
薛寶豐老師的考證非常嚴謹，但是有時候結果真的比過程更受人重視。雖然薛國觀被崇禎賜死，但並不影響韓城人對其熱愛和崇敬，愛是沒有理由的。在明清時期做官大的，還有一個王傑，但是為什麼王傑沒有當城隍呢？這是因為王傑的年代，城隍的位子已被人佔了。而薛國觀所處的時代，正是城隍文化趨於成熟的年代，時代需要一個城隍出現，當時的韓城人舉起左手再舉右手，韓城人官高的不就薛國觀嗎？時至今日在官本位文化影響下，對成功的最標準解釋依然是做官大小，韓城博物館中的韓城名人展中的韓城名人標準，我總結了一下，就是處級以上的領導幹部。有職稱、有職務、且是韓城人，韓城城隍好象就是為薛國觀量身打造滴。我們是選城隍，不是選宰相，至於說薛國觀被崇禎賜死，韓城民間皇帝玩躲貓貓的事，那太容易了，你看徐村村北，司馬後人對皇帝有意見，立牌坊寫上四字“法王行宮”，沒什麼問題啊，沒人的時候司馬後人反著念一遍：“宮刑枉法”，這不也把不滿表達了嗎？雖然有點阿Ｑ，卻也是民間智慧。
當時韓城人鑄城隍銅像時沒鑄上姓名，那有就多種可能，可能是紀信，可能是薛國觀，再加上兩位張尚書，城隍打架的結果，最終薛國觀勝出。
言歸正傳。
對城隍的祭祀其實是人民對美好生活嚮往的一種表達方式。有些陽間（縣官）解決不了、解決不好的問題，人們希望通過城隍的力量來解決，最終形成風清氣正、風調雨順的社會體系和自然環境。所以城隍是誰不重要，重要的是為民辦事，為民造福。
城隍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對基層社會管理體系的重要補充。它和文廟形成兩個教育體系，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這讓社會最終和諧運轉。薛國觀究竟是否上書過崇禎皇帝，批准韓城將土城改為磚城，薛國觀究竟對明末韓城大規模的城牆維修貢獻多大，與他成為城隍並沒有多大的關係，作為城隍的作用，最重要是的能鎮鬼，社會治理中雖然有法律、道德等行為規範，但還有許多法律道德的觸角照顧不到的地方，所以就需要一些非傳統的方法，這時，城隍上場了，能起到對基層官員和民眾的某些行為起到威懾、警示、約束作用，需要一尊大點的神，才能壓得住場子，薛國觀的官職足夠高，對於身在韓城的官員和民眾，都是需要仰望的存在，雖然崇禎賜死，但廋死的駱駝比馬大，所以石鳳台等當時負責維修韓城城牆的縣官們，雖然對城市建設作出了大貢獻，但在鎮鬼方面顯得重量不夠，不入選韓城城隍，也算組織工作堅持原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