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玉麟（法学硕士）——湖北听泉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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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3月18日至3月19日，多个湖北县市的点对点大巴包车，在到达上海市附近高速收费站或高速公路后，遭遇无法进入上海的囧境，不少人为此等待至深夜甚至只能在大巴车中过夜。最终，因大巴车下不了高速公路，只好按照上海市的要求折返。记者致电上海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全国公共卫生公益热线（上海方面），上海市交通运输管理局电话未能接通，而全国公共卫生公益热线（上海方面）工作人员表示，目前上海仍然是一级防控响应，并没有降级，仍然采取比较严格的防控措施，进入上海要看道口的管控安排“能不能入沪，是道口工作人员根据他们收到的政策以及综合信息来判定的”。12020年3月，新冠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离鄂通道逐渐打开的情况下，当经受苦难的湖北人民终于能够满怀欣喜地踏上返工复产的路途时，却遭到了各种各样的阻碍。笔者依据《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等法律规定，对于上海相关行政执法部门对湖北返岗复工“点对点”大巴进行劝返的行为进行分析，以期对受伤害的湖北同胞提供法律救济途径。
一、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是有效的法律救济途径
1、行政复议
依据《行政复议法》第六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依照本法申请行政复议：
依据上述规定，上海相关行政执法部门对湖北返岗复工“点对点”大巴进行劝返的行为，符合第（十一）款的规定，故被劝返的工人可以采取行政复议的救济措施。
2、行政诉讼
依据《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下列诉讼：
依据上述规定，上海相关行政执法部门对湖北返岗复工“点对点”大巴进行劝返的行为，符合第（十二）款的规定，故被劝返的工人也可以采取行政诉讼的救济措施。
3、两种救济权利的行使
依据《行政复议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对湖北返岗复工“点对点”大巴进行劝返的行为不属于必须进行行政复议的情况，故被劝返的工人既可以选择行政复议，也可以选择行政诉讼，那么，究竟哪种途径更有利于被劝返的工人呢？依据《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关于时效的规定，行政诉讼的时效明显长于行政复议的时效，考虑到被劝返的工人在被劝返时可能无法及时采取救济途径，故时效更长的行政诉讼或是较好的选择，本文接下来将着重对行政诉讼这一救济途径进行分析。
二、行政诉讼的被告
依据《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此外，两个以上行政机关作出同一行政行为的，共同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共同被告。故被劝返工人的行政诉讼被告应当依据劝返这一行政行为的作出机关决定：如果劝返行为是由公安机关作出的，则相关公安机关为被告；如果劝返行为是由交通管理机关作出的，则相关交通管理机关为被告；如果劝返行为是由两个以上行政机关作出的，则作出劝返行为的相关机关都为被告。
案例中的可能成为被告的行政机关如下
三、行政诉讼的管辖法院
1、地域管辖
依据《行政诉讼法》第十八条“行政案件由最初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的规定，被劝返人员有权向上海市的法院提起诉讼。
2、级别管辖
四、被劝返受害人的诉讼请求
1、实体依据
新冠疫情属于突发事件，各地政府可以依法采取紧急措施，但应当按照比例原则，尽量减少紧急措施对公民的不利影响。在离鄂通道开放后，对于来自低风险地区且持有相关健康证明的返岗工人而言，上海市政府等部门应当根据具体情况减少不必要的限制措施。而依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铁路集团等多部门针对返岗复工“点对点”工作所发布的相关文件，均支持和鼓励各地政府等部门尽量对复工大巴采取宽松的措施，除必要的安全健康检查外，不得任意限制或阻碍复工大巴的交通运行。
上海市对返岗复工“点对点”大巴劝返的行为，应当具有充分合理的依据，除此之外，不得超过比例原则，不合理地限制复工大巴的交通运行。而在对湖北复工大巴的劝返事件中，上海市相关部门明明可以有更好的处理方式，可是却导致工人在高速公路的大巴上滞留，其行为明显超过了比例原则，严重侵犯了大巴车上人员的合法权益。
2、程序依据
湖北人民是英雄的人民，为打赢全国疫情防控阻击战付出了极大努力、作出了重大贡献。湖北省委书记应勇呼吁请求全国各地、全社会善待湖北人民。在疫情面前，湖北人民是受害者，遭受了比其他区域更多的苦难，湖北人不是病毒的代名词，希望“湖北加油”不只是一句口号，希望全国各地能对健康的湖北人敞开胸怀，对符合规定的返岗复工工人依法接纳。
参考文献：
1、 陈晴，陈俊杰. 返工“囧途”：多辆湖北大巴被劝返 湖北省委书记呼吁善待湖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