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日，全國人民都沉浸在首都國慶閱兵和群眾遊行的收看和熱議之中。饒是如此，電影《我和我的祖國》自9月30日公映以來，已取得了超8億元人民幣的票房佳績，位居國慶檔票房之首。據貓眼專業數據預測，該片內地票房將會達到30.81億。
黃建新導演在今年國慶檔也是忙不迭地跑通告，這在電影製作人群體中恐怕是獨一份的辛苦。他不僅監製、聯合執導了《決勝時刻》，更是眼下正在熱映《我和我的祖國》的總製片人。其實，從十年前擔任轟動一時的電影《建國大業》導演起，他還執導了稍後的電影《建黨偉業》，以及擔任電影《建軍大業》監製，可謂全程參與、見證了重大革命歷史題材影片、主旋律電影的演進與迭代。在電影《我和我的祖國》首映禮上，黃建新導演插空接受了澎湃新聞的專訪。
黃建新
“這7個單元只要做到氣質貫通，電影就成了”
澎湃新聞：剛才映後見面會上，你發言中提到幾位導演共同執導，再以相應的單元組合在一起的電影不多，成功的更少。能否具體談談你對之前類似案例的研判？
黃建新：以往也有導演拍過一些短的片子，比如凱歌導演、王家衛導演他們就曾經為戛納電影節拍過幾分鐘的短片。香港之前也拍過類似這樣的幾個單元組合的片子，內地也有三個一組或者四個一組的電影，但市場反響都不太好。這裡面的問題，在我看來段落和段落之間的割裂感始終解決不了，造成了這部電影無法渾然一體。
一部電影要做到渾然一體，我認為幾個要件必居其一：一是情節渾然一體，一是人物渾然一體，還有就是氣質渾然一體。《我和我的祖國》中每一個單元都是歷史瞬間中的“高點”，所以沒法做到情節上相互銜接。人物也是各行各業，互相沒有關聯。唯一能聯繫在一起的就是氣質，這是由7個故事單元裡所包含最深刻的本質所決定的。如果能做到一氣呵成，那給人的感覺就是氣貫長虹。但在做這個電影之前，誰也沒這個把握。藝術的東西很玄妙，不是完全可以用理性去捋清楚的，這畢竟是7個完全不同的故事。
澎湃新聞：那就講講你和凱歌老師看到成片時的感受？
黃建新：在這之前因為做後期加工，我一直在跟著看整個的技術情況。那天我們剛剛把書寫的片段加進去，毛筆、鋼筆還有鉛筆來書寫每一段故事的開篇事由，用書寫的概念把這些故事都串起來。算是基本做完了，我和凱歌導演就約在中影的混錄間一起看。我們從1980年代就認識了，哪天看完成片，看到我們共同努力的成果從無到有到成形，大家所有的努力基本上都呈現出來了。我倆還是情不自禁地握了下手，旁邊中影的人看著就笑，（你們老哥倆了）還這麼有儀式感？哎，不容易啊！這個戲本身沒有相關的小說或者報告文學改編，從開始就是個概念，然後大家收集素材，歷史瞬間有一堆事放在那裡，要做很長時間的取捨和挑選。
澎湃新聞：說到取捨，留下的都在電影裡，捨去的你能談談嗎？
黃建新：太多了，比如說1998年抗洪，全民都在支援，子弟兵頂在第一線。還有汶川大地震，遼寧號航母入列……後來我們想，更多的人，普通人其實不是在激越的生活中，而是在平常的生活裡。所以我們想把電影的情形都設定在日常工作中，而不是在意外的事件中反映，這樣回和普通人接得更近。
澎湃新聞：我注意到《相遇》和《奪冠》間存在故事的黏連：默默無聞的英雄開始被官方正式傳播，窗外是人們舉著“團結起來，振興中華”的標語遊行……畫面一轉，來到了上海靜安區少年宮，在“學女排，見行動”的標語下，孩子們正在練習乒乓球。
黃建新：當時定下來，如果不能用人物角色把情節聯繫起來，可以用歷史當中的偶然瞬間來銜接故事，這樣觀眾會覺得每個故事之間還是有關係的，故事間割裂感會變得弱一點。這部電影呈現的是整個中國70年的心靈史，種種的感動，種種的希冀，各種各樣的情緒相互碰撞在一起，如果這個氣韻貫通了，甭管這7個故事各自說了什麼，放在一起它們就會融合為一體。但這只是我們前期美好的願景，所以還是會在細節上做一些關聯。但我們並不強調硬去關聯，生硬的關聯會給片子帶來傷害，傷害到電影自然的流暢。
《我和我的祖國》導演們與黃建新（右三）
“每個導演這次對摳細節都在意的要命”
澎湃新聞：在故事認領階段，據說講述1949年10月1日電動升旗故事的《前夜》，管虎導演好像是“被動”接受的？
黃建新：哈哈，我們在分派任務的時候，管虎正好在國外，等他趕回來，大家把別的故事都領走了。《前夜》難度是大，電影中長安街兩邊的樓是我們臨時蓋的，橫店沒這個景。天安門廣場當年是有外圍紅牆的，也得臨時加蓋。所以光恢復所有的建築樣貌，就需要大量的準備工作，你必須把電影的質感還原到那個時代，故事才立得住。這事擱誰都頭疼，管虎導演恰好剛拍完上一部電影，對電影歷史質感的還原要求極高，根本不用督促。他開機的時候我去看了一圈，第二天就走了。我本人是導演出身，現在也是一個特別苛刻的監製，看一圈就知道他們完全沒問題。難度是大，按部就班來唄，他很有經驗。
澎湃新聞：7個單元看下來，陳凱歌導演的《白晝流星》似乎對藝術追求更執著些？
黃建新：陳凱歌導演非要跑到甘肅西北角去拍。我就說內蒙不能拍嗎？他說不行，“我需要在陽光出現在地平線的時候，駿馬奔騰激起來的揚塵。”（笑）他回來就嚷嚷，哎呦，累死我了！怎麼著了？他下了飛機以後，又坐了4個半小時汽車，一路顛簸才到片場……凱歌的影像風格一直是很強烈的，其實這個片子7個導演的風格都很強烈，我跟電影學院學生們就說你們去看《奪冠》，徐崢導演是天然的蒙太奇大師，裡面那麼大的國旗哪來的？不要管，這就是蒙太奇風格，很多段落都是象徵性的。
這些導演的風格有相對寫實的，也有相對寫意的，但這次對細節都在意的要命。上海弄堂開拍的時候，徐崢在一處改造的社區取景，人家把地方騰空了給他折騰，按說看著已經符合要求了。他說不行，要把那的煤氣管子全拆了，拍完再接回去。因為按照他的記憶，當時大家還在用煤爐燒火做飯。冰箱的牌子，一看是琴島利勃海爾，一臺黑白電視機套著平絨套子，上面繡著的卻是“彩色電視機”，彩電是那時候人們的夢想啊。
澎湃新聞：作為總製片人，如果讓你評價下此次幾位導演誰發揮的最出色，你的看法？
黃建新：每個導演在有限的空間裡，絕不會浪費哪怕幾秒鐘的時間，都會盡可能地去完成自己完整的電影概念。從專業角度說，我這次幾乎挑不出他們太多毛病。在他們各自的系統裡，都完成得很好，不同的系統有不同的方法論，不同的方法論之間可比較也不可比較，可比較的地方就是你個人的好惡，不可比較的地方就在於他們都能夠獨立地成為一個體系，《我和我的祖國》的優點恰恰在這，可以讓你從不同的角度和感受進入。
澎湃新聞：對於片中演員的出演，你印象深刻的有哪些？
黃建新：太多了，比如任素汐和張譯相認那場戲張一白導演是一鏡到底，她先說一段話，張譯不理睬，她坐下後不死心，再起身追過去說第二段話的時候，很多觀眾就開始哭了。這種戲對一個演員要求特別高，如果臺詞不過硬，是無法感染觀眾的。還有黃渤最後衝向天安門廣場那十幾步跑的，真是仰天狂奔啊，這就是演員的魅力，透過銀幕讓你能記住。
澎湃新聞：我連著參加了兩場電影主創見面活動，惠英紅、任達華兩位香港演員發言的時候，全場的氣氛都是一個高點，這在你看是為什麼？
黃建新：我們在拍《迴歸》的時候，主要是想表達香港迴歸的聖神感，以及普通人真實的情感。我問過任達華，他說當時香港人都是期盼迴歸的，分隔了那麼久，但說到底我們還是一家人。
“電影市場越紅火，文藝片的機會才會越多”
澎湃新聞：作為第五代導演中的一員，你過往的不少作品都令人印象深刻。為什麼在新世紀國產電影崛起後，你反而逐漸轉型成製片人或監製了？
黃建新：1980年代，中國電影曾經火過一段，當時主要是靠國外電影節反饋，那時我們在國際能得一個獎就和女排姑娘奪得三連冠似的，全場會慶祝，回國是敲鑼打鼓歡迎。這是因為我們太長時間沒有在電影這個領域內，得到人家認可了。但慢慢你會發現，這些電影老百姓看得很少，老百姓其實也不是很喜歡看。可作為一個國家來說，如果說這個國家有電影，就要去完成主流電影系統的構建，那段時間我就開始覺得自己要去做一件事，怎麼把中國主流電影的概念，從純商業角度脫離出來？讓它形成一個可以複製的工業體系，這才是電影的常態，
澎湃新聞：也就是說只有電影工業體系建立起來，才能做到百花齊放，文藝片才有機會？
黃建新：對，電影市場越紅火，文藝片的機會才會越多，美國一年有很多的文藝片和獨立電影，就是因為好萊塢大電影在後面起到支撐，乃至壟斷全球電影市場（的作用）。如果我們沒有自己的主流電影，只拿文藝片去和美國主流電影打擂臺，必敗無疑。只有在主流電影市場上，有了《戰狼》、有了《哪吒》《紅海行動》《流浪地球》……你才有底氣去說我們的電影可以去表達我們這個民族各種各樣的情緒和思考，各種各樣的心理和故事，這個時候我們的電影市場也才是良性的。否則投資文藝片，為情懷埋單可以有那麼一次兩次，以後可能就沒人再來投了。
澎湃新聞：當年《建國大業》取得票房奇蹟，之後類似影片雖然也取得了不錯的票房，但高點總是難再現了。《我和我的祖國》完全回到了平民視角，講述歷史瞬間的全民記憶，是不是可以視作對之前創作取向的一次“揚棄”？
黃建新：現在看來，《建國大業》的高票房是一次意外的爆冷。這類電影你說它是傳記電影也好，說紀錄電影也好，在全世界票房都不會超過007系列這樣的片子。電影市場上還是類型電影在賺錢，這是規律。《建國大業》之後類似的片子不是說票房不好了，在我看恰恰是趨於正常了。即便《至暗時刻》這樣的國外主旋律電影，拿到中國來，照樣票房一般。
澎湃新聞：此次電影公映前，王菲用咽音哼唱的方式演繹《我和我的祖國》刷屏朋友圈。你第一次聽到她的演繹，有何感想？
黃建新：王菲來唱這首歌，我第一次聽到就非常喜歡。電影結尾是所有人聚合在一起歌唱，大家的情感是豐富、多面的，你說它從心底流露也好，是慢慢生髮也好，還是高昂激越也罷，它是人們種種感情積累在一起，爆發出來的。現在是一個分眾時代，一個事物出來不要也不可能要求每個人都喜歡。特別是現代社會，人們的獨立意識都變強了，有各種各樣的評價都很正常。
澎湃新聞：最後一個問題，作為共和國的同齡人（黃建新導演生於1954年），能否講述下時代給你的烙印和你的時代記憶？
黃建新：我的名字就是啊，建新，建設新中國嘛。那個年代的名字，和平、勝利……往往都含有這樣的寓意。
